去年十月一日我在一個南方小鎮，水鄉的湖心公園桂花正在綻放，公園正中是一片巨大的草坪，臨時搭了一個舞台，來自周邊幾個小城的歌手和舞者在舉辦一場國慶晚會，紅藍交錯的霓虹燈閃爍在夜空裏，台下的人群隨著節奏搖晃。一個長發披肩的中年男歌手彈著吉他，大屏幕打出他瘦削而皺紋深刻的臉，他嗓音沙啞地說：“我現在給大家帶來一首剛剛創作的《煙花往事》”。當前奏響起時，煙花也開始了，當歌手開始唱第一句時，第一朵碩大的金色煙花也綻放了，夜空亮起來，歌聲穿過煙花爆開的劈啪聲和人們的歡呼，有點微弱，但依然清晰：
還記得那年煙花滿天，
我們匆匆告別，從此走散
手機在口袋裏震動了一下，是一條陌生的好友申請，備注信息隻有簡短的五個字：“你記得我嗎？”
我當然記得這張頭像，那是一張黑白照片的局部，三個穿著旗袍的女郎並肩而立，笑容燦爛。我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的原件，是在大約半個世紀前，有一天晚上我看見母親坐在書桌前發呆，便走過去問她怎麽了，便看見綠玻璃燈罩裏25度燈泡微黃的燈光，照著放在書桌上的這張照片。母親沒有回答我，我就拿起照片端詳，翻過來看見照片背麵右下角有母親的一行字：1940年夏，與慧馨、雨琴於未名湖畔。
煙花還在綻放，在瞬間將夜空照得亮如白晝，然後熄滅。許多年不曾看煙花，就是看了，也全然沒有兒時興奮激動的感覺。六十年代北京沒有高樓，在七號大院五層紅樓的樓頂看焰火，眼前一片開闊，煙花升起的地方雖然有些距離，但是升上天空後往下飄落時就仿佛近在眼前。時光久遠，記不清是1966年還是1967年的十月一日晚，樓頂上站滿了大人小孩，那時看煙花，可是一場了不得的娛樂，天還沒黑，就有不少人搬著凳子、馬紮在樓頂上占位子。煙花結束，夜空重歸寂靜，人們一邊打著招呼，一邊開始散去。母親和我也在想單元樓梯口走去，樓頂上沒有燈，焰火熄滅後就感覺到黑夜。忽然有一個女人疾步走過來，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輕輕說了句什麽，母親站住，聲音也很輕地和她說幾句話。那女人披散著長發，天氣一點也不涼快，她卻用深色圍巾圍起半張臉，隻露出一雙眼睛。女人將一個用布包起的小包塞進母親手裏，然後深深看了她一眼，便朝另一個方向走匆匆消失了。母親站在原地目送她，夜風送來一陣淡淡桂花香。
是的，在我的記憶裏那天晚上確實聞到了一陣桂花香，然而紅樓下並未種著桂花。七號大院沒有太多桂花樹，隻有幾棵在後花園裏，離紅樓有三四百米距離。那年冬天，後花園開始鬧鬼，不斷有小孩子在深夜去過小花園後，回家報告看見了一個長頭發，慘白臉，鮮紅嘴唇的女鬼。圍著後花園的幾棟樓，原本是辦公室，這時沒有人上班，更沒有人住在裏麵，許多扇窗戶都被打碎了，有一部分用木板釘了起來。霍花園的水池已經幹涸，路燈也都不亮，小徑布滿青苔，草木大多荒蕪，是男孩子半夜練膽，也是鬧鬼最理想的場所。在兩大造反派武鬥對峙之下，大院管理限於癱瘓，隻有居委會的幾個老太太還在工作，但一說到鬼，她們自己先害怕了。關於那個女鬼的身份，大院流傳著各種猜測。有人說她是以前冤死在這樓裏的，有人說她是在逃的“特務”躲在後花園裏裝神弄鬼。
看見照片的那個晚上，母親告訴我，照片上是她自己
和兩位上燕京大學時的同學。照片上站在中間、笑容明亮的是慧馨，右邊是雨琴，身材小巧，容顏姣好。她們關係極好，在校時總是結伴三人行，然而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燕京大學被日軍關閉，同學瞬間雲散，慧馨去了上海，雨琴去了大後方，不久彼此失去了聯係。
那時還是七十年代中期，不遠處小學的磚牆上刷著“打倒孔老二”“堅決批判'克己複禮'”。母親因為時局說話謹慎，我對剛剛過去不久的曆史還混沌未開，隻是看到母親把照片小心地放回一個信封，然後和一本英文書一起，用一塊深藍色的印染布包了起來。幾年後，因為添置了沙發要騰地方，把一個用了幾十年的木箱丟掉，清理木箱裏的東西時在箱子底我又看到了這個布包，打開來看，是一本已經卷邊的Gone With The Wind（《飄》），還有一張發黃的、寫著“錢慧馨”名字的燕京大學畢業證書，和照片一起放在信封裏。
十年浩劫結束後，父親在此期間寫的各種交代材料退回來一部分，他不想看也沒時間看，就堆放在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裏。反而是我上大學有時住在他辦公室時，會翻出一些讀得津津有味。在一份外調材料上，我又看到錢慧馨的名字：“據我所知，錢欣同誌原名錢慧馨，抗戰時就讀燕京大學期間入黨，後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她1946年回到北平後，曾經和我一起工作過一段時間，立場堅定，表現突出。她後來的情況我不了解，但我相信她不會是叛徒……”
鬼鬧了一陣後消停了，很快就沒有人提起。生活在繼續，而且很艱辛，幾乎什麽都要票，肉和雞蛋即使有票也不容易買到。第二年初秋，桂花剛剛開放，母親讓我去給住在大院另一頭的朋友送封信，那時被打倒的人不敢互相串門，隻好讓孩子在夜深人靜時傳遞信息。我回來的時候覺得肚子餓了，就抄近道穿過後花園，一進去就聞見一陣桂花香氣。那天晚上沒有月亮，花園裏特別黑，就忍不住東張西望，一抬頭看見對麵二樓走廊上，女鬼正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我完全石化了，呆立了不知多久，再使勁眨了眨眼看，對麵樓上一片黝黑，什麽都沒有。
我不記得我怎麽回的家，也不記得怎樣告訴母親我看見了女鬼，隻記得她平靜而篤定地說：“你記住，這個世界上沒有鬼”。
我家早已搬離七號大院，我也已去國多年。母親漸漸變老，很少見人，開始喜歡回憶往事。房屋也會變老，牆皮多處剝落，朝南陽台上的青藤更加茂密，幾乎遮住了陽光。我每年秋天從公司請假兩個星期回國探親，行色匆匆，但總有兩三個傍晚，和母親坐在陽台上聊天，就像從小唱的一首歌那樣，“聽媽媽講過的故事”，聊著聊著就忘了時間，天早就完全黑了，這些年新建的高樓從四麵包圍，擋住了大部分霓虹燈，但是四周的天邊都有一道橙色的光帶，那是都市燈光與黑夜接壤處的鑲邊。
1940年燕京大學的晚上天邊是一片黑，校園外有一片片農田，星星點點的小樹林，土路通向沒有燈光的村莊。母親和雨琴送推著自行車的慧馨出西門，“西邊有日本兵的兵營，你要繞過去”。“我會小心，如果明天晚上我沒回來，你後天上午把這本書交給Harold同學，這封信給Michael老師”。母親點點頭，她和雨琴默默目送慧馨騎單車的背影漸行漸遠，消逝在夜色中。哈羅德是誰母親已記不清，她也不知道邁可老師後來如何，而我當時也還從未聽說過林邁可這個名字，更不知道這位英國貴族，牛津大學畢業生在燕京大學蒙難後先去了八路軍根據地後來又去了延安，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返回英國，五十年代繼承爵位成為上議院議員。
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後，北大清華相繼撤離，留下來的大學裏最著名的就是燕京大學。司徒雷登選擇堅守在淪陷區，燕京大學成為那些不願去日偽控製的大學上學的學子首選，並為此擴大招生。司徒雷登、陸誌偉暨諸多燕大教授竭力維護辦學獨立與思想自由，燕大因此一直是地下抗日運動，也是地下黨活躍之地。對於占領軍而言，燕大如芒刺在背，因此在偷襲珍珠港次日，日軍就占領了燕大，數日內逮捕了許多教授和學生並宣布封校。
學校關閉後的第二年夏天，雨琴來向母親告別，並告訴她慧馨早已走了。燕京大學將在大後方複校的傳聞母親也聽說了，但她沒有想到性格溫順，隨大流膽小的雨琴竟然要走幾千裏的旅途，奔往從未去過的南方。不過母親也說，沉默寡言，平常聽話的人一旦決心做一件事，往往更加堅定。
某年秋天，一個風塵仆仆的中年女人找上門來，說自己是錢慧馨的女兒，說錢慧馨不久前在上海去世，臨終前留下一封信，讓她親手交給母親。那封信其實隻是一張紙條，字跡顫抖而潦草：
三妹，一轉眼又好多年了，我即將離去，今生已無緣再見，你多保重。請把那年我托付你的書和照片交給我女兒錢茵，也許有一天她能找到二妹。
別了，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
母親將那個保存完好的布包還給了錢茵，並告訴她幾十年一直沒有朱雨琴的消息，隻聽說1949年就走了，其他一無所知。
錢茵告訴我，她正在聯係去美國做訪問學者，要了我在美國的電話和郵箱。過了沒多久，我收到她的郵件，她已經到了馬裏蘭州。我和她通過幾次電話，主要是談如何處理一些剛到美國的生活瑣事，她不健談，也不多講自己的事，漸漸聯係就少了。到了世紀末，我換了電話號碼，改用了另一家公司的電子郵件服務，不期然間，與以前不少認識的人斷了聯係。新世紀就這樣開始了。
又過了十幾年，這回輪到我們這一代人也開始懷舊，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七號大院發小在微信群重逢，在飯桌上驚呼“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酒酣耳熱之時，各種八卦紛至遝來，大皮靴告訴大家，九十年代初後花園左側的白樓重新裝修，工人在敲敲打打中，意外發現二樓牆壁中存在一個狹小的夾層。撬開後，在場所有人都嚇了一跳：裏麵一桌一椅一床，桌上有一台燈和攤開的信紙，床上有疊得整整齊齊的被褥，還有一套革命時期人人都穿的深藍色中山裝。信紙已經發黃變脆，被單和舊衣裳也都發硬。我聽了心裏一動，來不及多想就有人發起了新的一輪杯觥交錯。
七號大院正在朝著成為著名景點的方向前進，主樓修繕得煥然一新，後花園水池不但蓄滿了水，噴泉重新啟動，而且安裝了彩燈，入夜五顏六色，有著小時候從未見過的夢幻般效果。花木繁茂，鬱鬱蔥蔥，但我沒有看見一棵桂花樹。每次去時，都會看到青春靚麗的姑娘在擺拍。
“是錢茵吧？好久不見！”在一片閃光的紅雲裏，我通過了那個剛剛出現的好友申請並回複。
“是啊，一晃二十多年了，你都好吧！我剛才在一個群裏看到你的名字，就想跟你趕快聯係上，這些年我一直有事要告訴你啊……”
煙花早已散盡，人群無影無蹤，隻有我獨自站在公園裏發呆，想著錢茵在電話裏說的話：
那年，就是2001年，我跟你失聯沒多久，阿靈頓開了一家北京樓挺地道的，我沒事兒就去吃，老碰上一老太太，氣質倍兒棒，有一次也不知怎麽著就說上了話，那北京話那叫一好聽，就跟你媽還有我媽說的那種忒像。你知道我就一個人也挺悶的，看老太太也是一個人看上去挺寂寞的，後來聽她說她過來吃飯就是走過來，也就不到兩個miles，有一次我就說我送您回去，那送她到了家她就邀我進去坐坐，那我就去了唄。這麽著就熟了，老太太一人住在一個condo裏，身體挺好，屋子裏規置得幹幹淨淨，還放著台鋼琴，咖啡煮得可好喝了。哎，長話短說，老太太告訴我她嫁了個國民黨飛行員，四九年去了台灣，過兩年他先生退役就到了美國，這也沒啥，老太太叫黛西，她說她姓陳，那應該是她先生的姓。哎，有一天聊著聊著我就說起我媽，說她一直上的教會學校，從小會英語可一輩子都沒能到美國來，老太太就問我媽上那個大學，我說是燕京大學啊，她就問那您母親是哪年上的燕京大學啊？我說是1939啊，老太太聽了一愣，又問我母親貴姓？我就跟她說我隨我媽姓，我媽也姓錢，老太太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又問我：“你母親的名字怎麽稱呼？”我說我媽叫錢欣，噢，不對，她這名字是參加革命以後改的，原來叫錢慧馨。老太太立馬手就開始抖，張嘴卻說不出話來，我這才反應過來說：“您認識我媽？”老太太深呼吸了一下，吐完氣兒才說：“你有沒有聽你母親提起過朱雨琴？”我靠，這會輪著我張大嘴啥都說不出來了。哎，你說這世界有多小？過了這麽多年我早把我媽讓我找她這茬兒給忘了，可就這麽碰上了，找著了……
朱雨琴仔細詢問了慧馨的一生，她也問起我母親，可是錢茵所知無幾，想問我又找不著人了。錢茵其實沒有忘記慧馨的囑托，把書和照片都一直帶在身邊，她印象深刻又不能理解的是老太太看到這兩樣東西時說的話：“原來是這本書，見書如見人”。她問我這是什麽意思？我說我也不知道。之前老太太雖然激動，但一直保持著微笑和柔和的目光。她戴上老花鏡，仔細看過照片，然後摘下眼鏡，撫摸著書，閉上眼睛，雙淚長流。
夜風吹過，帶來遠處桂花香氣，與童年那個煙花夜晚的味道，隔著五十多年的時光重合在一起。我看著屏幕上並不很清晰的頭像，她們依稀可見的笑容背後是被時間與時代衝散的命運，曾經發生的故事，也許永遠不為人知，也許隻能想象。
（本文純屬虛構）
煙花往事
作家李大興 (2025-10-03 00:13:18) 評論 (0)去年十月一日我在一個南方小鎮，水鄉的湖心公園桂花正在綻放，公園正中是一片巨大的草坪，臨時搭了一個舞台，來自周邊幾個小城的歌手和舞者在舉辦一場國慶晚會，紅藍交錯的霓虹燈閃爍在夜空裏，台下的人群隨著節奏搖晃。一個長發披肩的中年男歌手彈著吉他，大屏幕打出他瘦削而皺紋深刻的臉，他嗓音沙啞地說：“我現在給大家帶來一首剛剛創作的《煙花往事》”。當前奏響起時，煙花也開始了，當歌手開始唱第一句時，第一朵碩大的金色煙花也綻放了，夜空亮起來，歌聲穿過煙花爆開的劈啪聲和人們的歡呼，有點微弱，但依然清晰：
還記得那年煙花滿天，
我們匆匆告別，從此走散
手機在口袋裏震動了一下，是一條陌生的好友申請，備注信息隻有簡短的五個字：“你記得我嗎？”
我當然記得這張頭像，那是一張黑白照片的局部，三個穿著旗袍的女郎並肩而立，笑容燦爛。我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的原件，是在大約半個世紀前，有一天晚上我看見母親坐在書桌前發呆，便走過去問她怎麽了，便看見綠玻璃燈罩裏25度燈泡微黃的燈光，照著放在書桌上的這張照片。母親沒有回答我，我就拿起照片端詳，翻過來看見照片背麵右下角有母親的一行字：1940年夏，與慧馨、雨琴於未名湖畔。
煙花還在綻放，在瞬間將夜空照得亮如白晝，然後熄滅。許多年不曾看煙花，就是看了，也全然沒有兒時興奮激動的感覺。六十年代北京沒有高樓，在七號大院五層紅樓的樓頂看焰火，眼前一片開闊，煙花升起的地方雖然有些距離，但是升上天空後往下飄落時就仿佛近在眼前。時光久遠，記不清是1966年還是1967年的十月一日晚，樓頂上站滿了大人小孩，那時看煙花，可是一場了不得的娛樂，天還沒黑，就有不少人搬著凳子、馬紮在樓頂上占位子。煙花結束，夜空重歸寂靜，人們一邊打著招呼，一邊開始散去。母親和我也在想單元樓梯口走去，樓頂上沒有燈，焰火熄滅後就感覺到黑夜。忽然有一個女人疾步走過來，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輕輕說了句什麽，母親站住，聲音也很輕地和她說幾句話。那女人披散著長發，天氣一點也不涼快，她卻用深色圍巾圍起半張臉，隻露出一雙眼睛。女人將一個用布包起的小包塞進母親手裏，然後深深看了她一眼，便朝另一個方向走匆匆消失了。母親站在原地目送她，夜風送來一陣淡淡桂花香。
是的，在我的記憶裏那天晚上確實聞到了一陣桂花香，然而紅樓下並未種著桂花。七號大院沒有太多桂花樹，隻有幾棵在後花園裏，離紅樓有三四百米距離。那年冬天，後花園開始鬧鬼，不斷有小孩子在深夜去過小花園後，回家報告看見了一個長頭發，慘白臉，鮮紅嘴唇的女鬼。圍著後花園的幾棟樓，原本是辦公室，這時沒有人上班，更沒有人住在裏麵，許多扇窗戶都被打碎了，有一部分用木板釘了起來。霍花園的水池已經幹涸，路燈也都不亮，小徑布滿青苔，草木大多荒蕪，是男孩子半夜練膽，也是鬧鬼最理想的場所。在兩大造反派武鬥對峙之下，大院管理限於癱瘓，隻有居委會的幾個老太太還在工作，但一說到鬼，她們自己先害怕了。關於那個女鬼的身份，大院流傳著各種猜測。有人說她是以前冤死在這樓裏的，有人說她是在逃的“特務”躲在後花園裏裝神弄鬼。
看見照片的那個晚上，母親告訴我，照片上是她自己
和兩位上燕京大學時的同學。照片上站在中間、笑容明亮的是慧馨，右邊是雨琴，身材小巧，容顏姣好。她們關係極好，在校時總是結伴三人行，然而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燕京大學被日軍關閉，同學瞬間雲散，慧馨去了上海，雨琴去了大後方，不久彼此失去了聯係。
那時還是七十年代中期，不遠處小學的磚牆上刷著“打倒孔老二”“堅決批判'克己複禮'”。母親因為時局說話謹慎，我對剛剛過去不久的曆史還混沌未開，隻是看到母親把照片小心地放回一個信封，然後和一本英文書一起，用一塊深藍色的印染布包了起來。幾年後，因為添置了沙發要騰地方，把一個用了幾十年的木箱丟掉，清理木箱裏的東西時在箱子底我又看到了這個布包，打開來看，是一本已經卷邊的Gone With The Wind（《飄》），還有一張發黃的、寫著“錢慧馨”名字的燕京大學畢業證書，和照片一起放在信封裏。
十年浩劫結束後，父親在此期間寫的各種交代材料退回來一部分，他不想看也沒時間看，就堆放在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裏。反而是我上大學有時住在他辦公室時，會翻出一些讀得津津有味。在一份外調材料上，我又看到錢慧馨的名字：“據我所知，錢欣同誌原名錢慧馨，抗戰時就讀燕京大學期間入黨，後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她1946年回到北平後，曾經和我一起工作過一段時間，立場堅定，表現突出。她後來的情況我不了解，但我相信她不會是叛徒……”
鬼鬧了一陣後消停了，很快就沒有人提起。生活在繼續，而且很艱辛，幾乎什麽都要票，肉和雞蛋即使有票也不容易買到。第二年初秋，桂花剛剛開放，母親讓我去給住在大院另一頭的朋友送封信，那時被打倒的人不敢互相串門，隻好讓孩子在夜深人靜時傳遞信息。我回來的時候覺得肚子餓了，就抄近道穿過後花園，一進去就聞見一陣桂花香氣。那天晚上沒有月亮，花園裏特別黑，就忍不住東張西望，一抬頭看見對麵二樓走廊上，女鬼正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我完全石化了，呆立了不知多久，再使勁眨了眨眼看，對麵樓上一片黝黑，什麽都沒有。
我不記得我怎麽回的家，也不記得怎樣告訴母親我看見了女鬼，隻記得她平靜而篤定地說：“你記住，這個世界上沒有鬼”。
我家早已搬離七號大院，我也已去國多年。母親漸漸變老，很少見人，開始喜歡回憶往事。房屋也會變老，牆皮多處剝落，朝南陽台上的青藤更加茂密，幾乎遮住了陽光。我每年秋天從公司請假兩個星期回國探親，行色匆匆，但總有兩三個傍晚，和母親坐在陽台上聊天，就像從小唱的一首歌那樣，“聽媽媽講過的故事”，聊著聊著就忘了時間，天早就完全黑了，這些年新建的高樓從四麵包圍，擋住了大部分霓虹燈，但是四周的天邊都有一道橙色的光帶，那是都市燈光與黑夜接壤處的鑲邊。
1940年燕京大學的晚上天邊是一片黑，校園外有一片片農田，星星點點的小樹林，土路通向沒有燈光的村莊。母親和雨琴送推著自行車的慧馨出西門，“西邊有日本兵的兵營，你要繞過去”。“我會小心，如果明天晚上我沒回來，你後天上午把這本書交給Harold同學，這封信給Michael老師”。母親點點頭，她和雨琴默默目送慧馨騎單車的背影漸行漸遠，消逝在夜色中。哈羅德是誰母親已記不清，她也不知道邁可老師後來如何，而我當時也還從未聽說過林邁可這個名字，更不知道這位英國貴族，牛津大學畢業生在燕京大學蒙難後先去了八路軍根據地後來又去了延安，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返回英國，五十年代繼承爵位成為上議院議員。
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後，北大清華相繼撤離，留下來的大學裏最著名的就是燕京大學。司徒雷登選擇堅守在淪陷區，燕京大學成為那些不願去日偽控製的大學上學的學子首選，並為此擴大招生。司徒雷登、陸誌偉暨諸多燕大教授竭力維護辦學獨立與思想自由，燕大因此一直是地下抗日運動，也是地下黨活躍之地。對於占領軍而言，燕大如芒刺在背，因此在偷襲珍珠港次日，日軍就占領了燕大，數日內逮捕了許多教授和學生並宣布封校。
學校關閉後的第二年夏天，雨琴來向母親告別，並告訴她慧馨早已走了。燕京大學將在大後方複校的傳聞母親也聽說了，但她沒有想到性格溫順，隨大流膽小的雨琴竟然要走幾千裏的旅途，奔往從未去過的南方。不過母親也說，沉默寡言，平常聽話的人一旦決心做一件事，往往更加堅定。
某年秋天，一個風塵仆仆的中年女人找上門來，說自己是錢慧馨的女兒，說錢慧馨不久前在上海去世，臨終前留下一封信，讓她親手交給母親。那封信其實隻是一張紙條，字跡顫抖而潦草：
三妹，一轉眼又好多年了，我即將離去，今生已無緣再見，你多保重。請把那年我托付你的書和照片交給我女兒錢茵，也許有一天她能找到二妹。
別了，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
母親將那個保存完好的布包還給了錢茵，並告訴她幾十年一直沒有朱雨琴的消息，隻聽說1949年就走了，其他一無所知。
錢茵告訴我，她正在聯係去美國做訪問學者，要了我在美國的電話和郵箱。過了沒多久，我收到她的郵件，她已經到了馬裏蘭州。我和她通過幾次電話，主要是談如何處理一些剛到美國的生活瑣事，她不健談，也不多講自己的事，漸漸聯係就少了。到了世紀末，我換了電話號碼，改用了另一家公司的電子郵件服務，不期然間，與以前不少認識的人斷了聯係。新世紀就這樣開始了。
又過了十幾年，這回輪到我們這一代人也開始懷舊，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七號大院發小在微信群重逢，在飯桌上驚呼“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酒酣耳熱之時，各種八卦紛至遝來，大皮靴告訴大家，九十年代初後花園左側的白樓重新裝修，工人在敲敲打打中，意外發現二樓牆壁中存在一個狹小的夾層。撬開後，在場所有人都嚇了一跳：裏麵一桌一椅一床，桌上有一台燈和攤開的信紙，床上有疊得整整齊齊的被褥，還有一套革命時期人人都穿的深藍色中山裝。信紙已經發黃變脆，被單和舊衣裳也都發硬。我聽了心裏一動，來不及多想就有人發起了新的一輪杯觥交錯。
七號大院正在朝著成為著名景點的方向前進，主樓修繕得煥然一新，後花園水池不但蓄滿了水，噴泉重新啟動，而且安裝了彩燈，入夜五顏六色，有著小時候從未見過的夢幻般效果。花木繁茂，鬱鬱蔥蔥，但我沒有看見一棵桂花樹。每次去時，都會看到青春靚麗的姑娘在擺拍。
“是錢茵吧？好久不見！”在一片閃光的紅雲裏，我通過了那個剛剛出現的好友申請並回複。
“是啊，一晃二十多年了，你都好吧！我剛才在一個群裏看到你的名字，就想跟你趕快聯係上，這些年我一直有事要告訴你啊……”
煙花早已散盡，人群無影無蹤，隻有我獨自站在公園裏發呆，想著錢茵在電話裏說的話：
那年，就是2001年，我跟你失聯沒多久，阿靈頓開了一家北京樓挺地道的，我沒事兒就去吃，老碰上一老太太，氣質倍兒棒，有一次也不知怎麽著就說上了話，那北京話那叫一好聽，就跟你媽還有我媽說的那種忒像。你知道我就一個人也挺悶的，看老太太也是一個人看上去挺寂寞的，後來聽她說她過來吃飯就是走過來，也就不到兩個miles，有一次我就說我送您回去，那送她到了家她就邀我進去坐坐，那我就去了唄。這麽著就熟了，老太太一人住在一個condo裏，身體挺好，屋子裏規置得幹幹淨淨，還放著台鋼琴，咖啡煮得可好喝了。哎，長話短說，老太太告訴我她嫁了個國民黨飛行員，四九年去了台灣，過兩年他先生退役就到了美國，這也沒啥，老太太叫黛西，她說她姓陳，那應該是她先生的姓。哎，有一天聊著聊著我就說起我媽，說她一直上的教會學校，從小會英語可一輩子都沒能到美國來，老太太就問我媽上那個大學，我說是燕京大學啊，她就問那您母親是哪年上的燕京大學啊？我說是1939啊，老太太聽了一愣，又問我母親貴姓？我就跟她說我隨我媽姓，我媽也姓錢，老太太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又問我：“你母親的名字怎麽稱呼？”我說我媽叫錢欣，噢，不對，她這名字是參加革命以後改的，原來叫錢慧馨。老太太立馬手就開始抖，張嘴卻說不出話來，我這才反應過來說：“您認識我媽？”老太太深呼吸了一下，吐完氣兒才說：“你有沒有聽你母親提起過朱雨琴？”我靠，這會輪著我張大嘴啥都說不出來了。哎，你說這世界有多小？過了這麽多年我早把我媽讓我找她這茬兒給忘了，可就這麽碰上了，找著了……
朱雨琴仔細詢問了慧馨的一生，她也問起我母親，可是錢茵所知無幾，想問我又找不著人了。錢茵其實沒有忘記慧馨的囑托，把書和照片都一直帶在身邊，她印象深刻又不能理解的是老太太看到這兩樣東西時說的話：“原來是這本書，見書如見人”。她問我這是什麽意思？我說我也不知道。之前老太太雖然激動，但一直保持著微笑和柔和的目光。她戴上老花鏡，仔細看過照片，然後摘下眼鏡，撫摸著書，閉上眼睛，雙淚長流。
夜風吹過，帶來遠處桂花香氣，與童年那個煙花夜晚的味道，隔著五十多年的時光重合在一起。我看著屏幕上並不很清晰的頭像，她們依稀可見的笑容背後是被時間與時代衝散的命運，曾經發生的故事，也許永遠不為人知，也許隻能想象。
（本文純屬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