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穩妥：濟南的一天

   前年，侄子以優異成績考入山東大學。今年借探望他的機會，我順道遊覽了濟南這座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酒店是山大裏的招待所，自助早餐格外豐富，除了常見的中西式餐點，還有煎餅卷大蔥、把子肉（切成厚片的紅燒肉）、鹹鴨蛋、油旋、水煎包、甜沫、糝湯等地方特色，生怕遊客錯過了什麽，所有能端得上台麵的都一一擺上，仿佛過了這村就沒這店。這種“怕你沒吃好”的勁頭，讓我想起小時候，家裏人什麽好東西要留給客人的勁頭。





  山大在很多學科上都有相當實力，但近幾年似乎在“又紅又專”這條路上愈走愈紅，形勢緊跟，排名卻悄悄滑落，多少有點令人唏噓。



  山東自古就是官本位大省，近年來更是考公熱經久不退，甚至成為脫口秀的一個梗。本來體製就是一座圍牆，牆裏牆外，誰都覺得另一邊更好。現在的經濟形勢下，想進去被體製庇護的人更多也可以理解。





  從酒店出來，我打算當一天標準遊客。剛打開高德地圖準備打車，一輛出租車就停在我麵前。前一天我從火車站是搭地鐵到酒店的，現在剛好可以看看街麵上的風景。

  作為省會城市，濟南多少讓我有些意外。市區街道擁擠，交通秩序混亂，城市麵貌與北上廣相比，仿佛落後了二十年。空氣質量也遠不及省內沿海城市青島、威海等。

    我一向喜歡跟各地的出租車司機聊天，濟南的也不例外。那天的師傅邊開車邊跟我講，他每天都得跑十二到十四個小時，純收入才能達到五六千，跟二十年前差不多。可如今要供兩個孩子上學，壓力實在不小。他很激動地提起原濟南市長因貪汙落馬，覺得社會就是被貪官搞壞的，隻要有清官，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我不知該如何回應他這種樸素的信念，隻能把車費遞過去，告訴他零錢不用找了。

  “不到趵突泉，空負濟南遊 ”，我的第一站選在趵突泉。老舍對泉的評價極高，“設若沒有這泉，濟南定會丟失了一半的美。” 在這樣的期待下，我自然也對這處“天下第一泉”抱有不小的想象。



   然而，也許是我欣賞水平有限，或是文化底蘊尚淺，實在看不出這個公園有什麽特別打動人的地方。相傳乾隆皇帝曾封其為“天下第一泉”，因泉水清冽甘甜。我不知道是否有品嚐的地方。泉水確實清澈，池底散落的硬幣清晰可見。



  老舍也承認，“泉的所在地並不是我們理想中的一個美景。……凡是自然的恩賜交到中國人手裏就會把它弄得醜陋不堪。” 這話聽來有些刺耳，但又不得不承認是個普遍規律。公園門口 “賣大碗麵條與肉包子的棚子 ”倒是沒有，卻有色彩繽紛的花車排成長龍，司機們熱情地招攬著生意。我先花十塊錢買了一把蓮蓬，又花十五塊錢上了一位麵相友善的大姐的車，去大明湖。大姐告訴我，她在濟南幫兒子家看孩子，早晚接送上學，中間的時候就出來拉花車，掙點外快。



  快到目的地時，大姐忽然讓我下車，說到了。我一看，前麵並沒有公園大門。她指著對麵，“就在那邊”，然後一踩腳蹬，跑了。我一臉懵地穿過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果然看到大門。保安拿著大喇叭，在路邊不停地喊，“違規花車不能坐，人身安全沒保證”。

   難怪花車大姐不送我到門口，敢情為了我好。這個邏輯很有趣，遊客不明就理，自掏腰包，風險自擔，後果自負。就像食品安全出事，不查源頭、不問製度，要求消費者提高警惕，自行甄別、各自為戰。

  保安和花車之間的關係，也荒唐得很。明明都是底層，卻要在街頭上演“貓捉老鼠”，互相為難。貓不代表正義，也不想抓老鼠，隻是不能不抓；老鼠也不是罪惡，隻不過為了生存，鑽個漏洞，耍點小聰明。說到底，誰不過是為了五鬥米。指不定哪天，身份互換，位置顛倒，都難說。體製大概也樂見其成——底層人彼此消耗，權力得以穩固，無需出手，秩序自穩。



  大明湖，也是濟南三大名勝之一。說起大明湖，繞不開老舍；而提起老舍，就不得不提他那兩盆白蓮。“盆是由北平搜尋來的，裏外包著綠苔，至少有五六十歲。泥是由黃河拉來的。水用趵突泉的。”為這兩盆蓮花，他還專門寫了詩，自嘲“專說‘亭亭玉立’這四個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可惜這幾朵心頭寶，竟被以為很雅的、靜立賞花的友人，用香油炸嫩瓣，吃了。



  一想到吃，我就覺得餓了。繞湖邊走了半圈，正好看到一家米粉連鎖店，就走了進去。我味精過敏，點餐時小心地跟米粉大姐說明，調料能避則避。如果人家對這種矯情的要求，回答“愛吃不吃，我們這兒都是一樣的”，我也無可奈何，旁邊反正還有賣玉米棒子的。沒想到她聽得特別認真，告訴我老湯裏麵全是味精；然後她給我單煮了一碗，隻加蔥、香菜和一點鹽。那一刻，我忽然有點感動。米粉清清爽爽，沒什麽香味，可是，有人情味。



  我走到寬厚裏小吃街的時候，離夜市開市還早。



  我本來想買幾本小說或雜誌帶在旅途中消遣，恰好，入口處路邊有一個舊書攤，攤上擺滿了大幅打折的滯銷書。顧客不多，女攤主在肆無忌怛地大聲打電話，“我治他還不容易！今天出攤，我把二維碼換成自己的，這不又進來六十。”我覺得很好笑，她也不在意。江湖嘛，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書攤上的書有點意思，我居然翻到一本《1984》，還有《動物莊園》。我不知道這兩本書是如何流落街頭的，因為聽朋友說，他家孩子的學校發了通知，連易中天的《論語》、《莊子》、《孟子》等，還有龍應台的作品都被禁了，即使龍應台主張統一。

  我本想把《1984》放到顯眼的位置，正好旁邊一對看似大學生的情侶在翻書，還討論著書名和作者，我隨手拿給他們： “試試這本吧。”他倆一臉疑惑地接過去：“沒聽說過，講什麽的？”我答：“非常有名的小說。”說完，便轉身離開了。他們是否真的會感興趣並不重要，隻要聽說過，就可以了。



   我一個人在夜市淺嚐兩樣，很快就飽了。



  回旅館的路上，經過一家理發店，寬敞明亮。這條繁華的街道緊鄰高校，顧客主體應該是學生和教職工，想來價格和師傅水平應該都不錯。我在門口探頭問了一聲，“剪頭發多少錢？”“三十八。剪不剪？”沒想到這麽便宜，在北京，這種規模的至少要上百，我趕緊回答，“剪！”

  坐下來後，發型師問我要什麽樣子的。我對發型從不挑剔，畢竟自己的顏值扛得住，不要過短、有層次就行。“以前剪過短發嗎？”“是的，一直是。”“削薄自然就會短。”“沒關係。”

  我感覺到他有些顧慮，於是幹脆放權，用輕鬆的語氣請他按自己的想法來剪，我能接受新鮮事物，就差發誓說絕不投訴，他這才小心翼翼地開始剪發。

  他說做這行十五年，靠著這把剪刀，孩子都上高中了。如今的高中幾乎全是寄宿製，孩子在學校吃住，課業由老師統一安排。理發師對孩子的樸素願望是“好好考試，改變命運。” “寄宿好，在學校有人輔導功課，在家我們都不懂……孩子還是得上個大學。你是這個學校的老師吧？當老師挺好，如果能考上公務員，就更好了。”

   師傅精心剪了半小時，格外小心，生怕哪裏多動一刀。接下來的幾天，沒一個熟人看出來我頭發新剪過，都以為我從泰山回來，山風把頭發吹亂了。更誇張的是，還有新認識的朋友跟我推薦當地理發店，大家對我剛剪的新發型評價是“該剪了”。

  更好笑的是，那天剛剪完出來，我拐進隔壁一家水果店，想挑點南方水果解饞。店員小妹主動指著擺在門口的大堆桔子說：“那種最便宜！”又補了一句：“小的冬棗也打折。”她親切、熱情，我卻不知道自己身上哪一點讓她判斷我是追求實惠的？就讓發型背鍋吧。



  現在想起來，如果我一開始就說“隨便剪”，不知道師傅會不會放手一博。他的謹慎，也許不隻是出於手藝，更是一種習慣，一種怕犯錯、怕出格的本能。

 他對孩子的期待，也讓我想起我侄子。那年他以省內前0.7%的成績考入山大，我原以為他會選擇一條更寬闊的路，卻也把考公當作終極目標。他說如今市場充滿風險、創業環境艱難，還是求穩吧。

  在濟南逛了一天，我接觸到的，都是得不到體製青睞卻又奢望能被餘光照耀的人，花車大姐希望得到體製的包容，出租車司機幻想體製內的都是清官，司機和理發師則寄望於孩子。

  不能怪山東人是“考公聖體”。生存壓力下，“背標準答案、考進體製、規規矩矩地活著”就是最高目標，畢竟就連宋江，縱有梁山一百單八將，最終也要招安，歸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