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羅馬尼亞工作期間，多次參與接待中國訪羅的高級代表團。
前排左一為父親於明
1965年，北京市副市長萬裏率領北京市政府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給父親留下特殊印象。多年後，爸爸和我聊天時說，“我對萬裏印象好，他是實幹家，他和其他團長不一樣。別的團長出訪是為密切兩黨兩國關係，萬裏出訪目的非常明確，是為提高北京市民生活水平，尋找合作項目。他辦了好幾件實事呢。”
當時，羅馬尼亞比中國生活水平高。萬裏到了羅馬尼亞，就和父親探討，羅馬尼亞有哪些北京沒有的生活物品，以便確定參觀、冾談的項目。於是，爸爸向萬裏推薦了多項適宜在京城開辦的企業，陪同萬裏一處接一處，參觀了羅馬尼亞的石化冶煉、家用塑料、大棚養雞企業。萬裏與羅方簽訂了多項合作協議，引進了工廠化養雞技術和民用煤氣項目，工廠化養雞落地北京，得到了快速發展。
萬裏回國後，還建立了塑料製品廠，把歐洲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塑料製品，包括塑料盆、塑料桶、塑料盒引進中國。後來，我們洗臉洗腳洗衣服，不再依賴搪瓷，提水有了輕便的塑料桶。
當時我還是小學生，在北京育英學校上六年級。同班同學萬曉武，坐在我的後排。班主任朱凡老師曾經念了《北京日報》刊登的萬裏與萬伯翱的通信，萬裏把中學畢業的兒子送到黃泛區農場，寫信鼓勵兒子務農。我們才知道萬曉武是萬裏的小兒子，他總穿著哥哥們穿剩的打過補丁的褲子。一天，我看到萬曉武換了一個塑料鉛筆盒，鮮豔漂亮。那時同學們用的都是鐵皮鉛筆盒。過些日子爸媽托人帶回來的東西裏，有個同樣的塑料鉛筆盒。一年多後爸媽回國，我問起來，爸爸說，他陪萬裏參觀布加勒斯特塑料製品廠，廠長送給每人一個塑料鉛筆盒。
萬裏在布加勒斯特見到新華社分社廚師使用的煤氣罐、煤氣灶，決定讓北京市民用上它。萬裏告訴我爸爸媽媽，北京郊區正在建設東方紅煉油廠，要盡快讓北京市民，也能像歐洲人這樣燒水做飯，告別燒煤，改用清潔方便的煤氣。爸爸媽媽聽了非常高興。
萬裏回國後不久，著手在北京製造民用煤氣罐與煤氣灶，廠家需要爐盤樣品，萬裏就讓秘書找我爸爸聯係。我爸爸媽媽假托分社煤氣灶燃氣盤損壞，將新買灶具上的爐盤裝進小木箱，驅車開到黑海之濱的康斯坦察，登上停泊在那裏的中國巨型貨輪“黎明號”，托船長把小木箱交給萬裏的秘書。後來爸媽回到北京，見到家裏用的煤氣罐和爐盤與他們在羅馬尼亞用的幾乎一模一樣，十分開心。
我父母1966年8月中旬從歐洲回到北京。回來後，爸爸就埋頭閱讀他在國外工作三年多時間沒看到的重要文件，看到一份毛澤東講話，說彭真算老幾，我用一個小手指就能打倒他！感到十分不解。爸爸和彭真並沒有工作關係。但萬裏率北京市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與爸爸過從甚密，因見解趨同，頗有相見恨晚之感，萬裏回國前誠邀我爸爸“一回京你就去找我，我帶你好好看幾個地方……”萬裏還曾對我爸爸透露了北京市一些內情，爸爸感覺北京市領導班子“敢作敢當”。彭真受到如此對待，他實在想不通，說：“我雖然出身封建家庭，但我參加革命就是要鏟除封建，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能搞家長式的一言堂！”爸爸情緒激動，我不禁替他擔心。爸爸很快平靜下來，囑咐哥哥和我：“出去千萬不要提這些事”，“學會用眼睛看世界，用頭腦分析問題，為人處世要站在理上。” 爸爸的點撥，使我在動亂中保持低調，必須寫大批判稿時隻照抄兩報一刊、不肆意發揮，再開批鬥會時不誣陷、戒狠毒，早請示晚匯報時不大嗓門，跳忠字舞時能溜就溜。
於向真一家1973年合影
張漢文叔叔是我父母在羅馬尼亞工作時的同事，夫人周榮子阿姨在羅馬尼亞留學時，與張叔叔相識，婚後被調進分社工作。後來他們也回到國內。1978年，張漢文叔叔來我家，對我爸爸說，萬裏剛去安徽，咱們也去安徽和他一起工作吧。1965年，萬裏從羅馬尼亞回國前，的確和爸爸說過：“你回國後來找我，一起工作。”張漢文叔叔也在場，記住了這句話。但爸爸沒有接受張叔叔的提議。他雖然佩服萬裏，但他一輩子不求人，不願意當官。留在新華社的張漢文叔叔，後來回布加勒斯特分社，出任首席記者，親曆了羅馬尼亞1989年事變，見證了齊奧塞斯庫垮台的全過程，他和夫人周榮子阿姨合寫的《風雲突變——齊奧塞斯庫的末日》，題贈給我爸爸媽媽。
爸爸有塊手表，北京手表廠出產，鍍金表盤，是1966年春天萬裏托人帶到羅馬尼亞，送給爸爸的。他戴了幾十年。離休後去雲南旅遊，離開酒店時太匆忙，把手表遺忘在房間裏，半路想起來，已經來不及回去尋找。後來，爸爸說起來，感到十分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