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沒有小學中學的概念,我們隻論年級。我的六年級就應該是初一了。六年級跟以前的一到五年級不一樣:教數學和語文的是兩個老師;語文課開始學習文言文(我們都叫古文);開始學習英語了。從五年級升到六年級,班級還是那個班級,同學還是那些同學,隻是外加了幾個因各種原因降級的同學,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也換成了呂老師,教語文。呂老師在四個兄弟中排行老二,他的三弟在1977年恢複高考時考上了中專,遠近聞名。在我三年級的時候,呂老師曾給我們教過幾節課,他的板書就跟課本上印刷的一樣,當時我認為他了不起,現在他當我們的班主任我非常高興。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們學校語文教學水平最高的老師,他教了很多我們早就該學到的知識點。例如,漢語拚音是我們語文教學的一個重點,我們在小學階段就應該已經過關了,可我們有時經常出錯。呂老師教給我們的兩個知識點至今我還記憶猶新。一是音調的標注。我們知道漢字有四聲音調,在拚音上就應該標注這個字應該讀幾聲,可有時不知道應該標在哪個拚音字母上。呂老師就教給我們一個口訣:A母出現別放過,沒有A母找O E,I U並列排在後,單個字母不用說。很多同學反映說學了這個口訣才會在拚音上標注音調。第二個記憶猶新的是Z C S 和Zh Ch Sh的區別。我們老家很多卷舌音被發作平舌音,例如,老人估摸時間習慣於看太陽,我們叫 “看日頭”,我們發的不是卷舌音而是平舌音,聽起來是“看意頭”,“人”也念作“銀”。至於什麽時候用Z C S,什麽時候用Zh Ch Sh根本就搞不清。呂老師教給我們一個規律,即Z C S不能和 uai ua uang相拚,也就是說拽、抓、裝不能讀作Zuai、Zua、Zuang,而應該是Zhuai、Zhua、zhuang。類似地,帥、刷、雙不能讀Suai、Sua、Suang, 而因該是Shuai、Shua、Shuang。這些我們都隻是作為考試的知識點來學習,並未在日常生活中練習矯正,所以很可惜,我們並沒有說上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朱自清的《春》就是我們在六年級學習的一篇課文,但因為淺顯易懂,呂老師並未做過多解讀。而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對我們來說則生澀難懂,呂老師做了一番解釋後我們還是懵懵懂懂的,另外也缺乏興趣,同學們大多對長媽媽講的一段美女蛇的故事還有點興趣,其它的沒有興趣,可能我們東北和浙江紹興隔得太遠了,興趣不在一塊兒。呂老師沒要求我們象《春》一樣背誦,但要我們反複閱讀,全班齊聲閱讀,然後提問學生一人讀一小段,然後他離開教室讓我們自由閱讀,回到教室後他自己聲情並茂地讀一遍,課文中先生背書的那一段他更是模仿著老先生的口氣來讀,完後再領著大家閱讀,他讀一句全班跟讀一句。我明顯感覺到他對這篇課文的熱情。成年以後我才逐漸對這篇課文有了興趣,直到現在,也許是對我逝去的童年的一種留戀,或者對錯過的童趣的一種補償,我有時還會一時興起拿來從頭到尾大聲朗讀一遍。
呂老師在課堂上講過的知識點兩個禮拜後再提問,同學們都忘了,他非常生氣,問到我時,我居然還記得,他就認為我還行,就選我做語文課代表。其實我更想當數學課代表,因為當時在我們看來,語文主要靠死記硬背,是女生擅長的,所以語文成績好沒什麽了不起。我可是見識過女生背課文:先打開書看著讀幾遍,再把打開的書扣在側著的臉上背著大聲重複讀過的那一段,如果某一句有卡殼了,就從頭重複這個句子,往往眼睛發直,無神地盯著某處,眼睛還更頻繁地眨巴眨巴地,還有的低下頭讓前額抵在課桌邊上大聲背誦。不管什麽方式,她們總是很快就背下來了。而數學不同,我們認為那是靠腦袋聰明,特別是應用題,能用一元一次方程或者二元一次方程組來解題,又快又好又準那才叫厲害。呂老師建議大家不要偏科,如果語文不好,應用題都理解不了,那數學能好嗎?呂老師對課代表的要求就是考試成績應該是最好的,所以他對我的監督很嚴,我成績一下降就警告我。有一次我們班代表我們學校參加全公社的語文會考,考試地點在公社中心學校。結果我們班隻有兩個人及格,我是69分,另一名男同學62分。盡管我們倆隻考了個剛剛及格的分數,但呂老師仍然很高興,因為全公社就沒有幾個及格的,很多學校連一個及格的都沒有。當時的考題對我來說有點難,至今我仍然記得的一個考題是說出這句話的修辭格:“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就這麽一句,也沒有上下文,我們除了語文課本之外也沒有讀過課外書,根本不知道這句話從哪兒來的。我就根據“她在笑”,就胡亂猜是擬人。也不知是幾年後,我讀到了一首詩:“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又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才知道那道題是出自這裏。當時覺得寫得那麽好,一定是唐宋詩人所做。後來知道這不是詩,是詞,是毛澤東的《詠梅》。
那次會考給呂老師長臉了,他跟別的老師大吹特吹,說我是“王牌”,給我的權力也大了,呂老師布置完作業就不管了,交作業的截至日期由我決定,那時有很多同學都巴結我把交作業日期往後延長一點。新校址的全校教師共用一個辦公室,他在辦公室裏也吹我有多厲害,有的老師就聽不下去了,就把我拉到辦公室去試一試。結果那次我讓他丟臉了。我們課本有一篇古文《狼》,一開頭是“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辦公室的一位老師後來教了我們幾天英語的張姓男老師就考我,“綴行甚遠的綴是什麽意思?”其實這一開頭的一小段我們理解的本來很好,但要單獨拿出來一個字去解釋,我感覺沒有必要,但我還是回答他說課本注釋的是“連結”的意思,他向呂老師看去,“是這個意思嗎?”呂老師趕緊說,“連結,就是連結,你去查書”。“好,算你對了。那我問你,《黔之驢》的寓言意義是什麽?”這下我傻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寓言意義。以前的語文課文經常見的思考問題,還往往是第一題,就是該篇課文的中心思想是什麽?我們都不明白什麽是中心思想,能在字麵意思上把一篇課文搞明白就不錯了。現在剛剛開始學古文,這又開始問寓言意義。其實呂老師跟我們講過很多寓言故事,有些是課文裏的,如鄭人買履、刻舟求劍、自相矛盾,有些是他給我們講的故事,如葉公好龍、拔苗助長、削足適履、守株待兔、掩耳盜鈴,還有一個不是成語的故事:一個人吃完一張餅,沒吃飽,就吃第二張,還沒吃飽,就再吃第三張,這下飽了,他就認為前兩張餅浪費了,要是知道吃第三張餅就能吃飽,何必吃前兩張呢?
盡管呂老師給我們講過寓言故事,但說句老實話,我真不記得他給我們分析過《黔之驢》的寓言意義。當時主要精力就是能讓我們這些還沒開智的農村小孩能讀懂文言文。 我們也是能在字麵上明白一些文言文的字詞就滿足了。有時也活學活用。那時我們做遊戲或比賽什麽的,最常用的一句給自己打氣滅對方威風的一句就是:你“技止此耳”。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1、《黔之驢》的寓意是:不要被貌似強大的東西所嚇倒,隻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一定能獲得勝利。”這是鼓勵老虎的,篇名改成《黔之虎》就對上了。“ 2、《黔之驢》的主旨:諷刺那些無能而又肆意逞誌的人。” 天地良心,那驢不是自己去逞能的,它是被“好事者船載以入”,這驢的老家是哪兒也不知道,是從哪條河被運到具體什麽地方也不知道,人生地不熟的,也沒招誰惹誰,結果被老虎吃了,沒有人同情,還被人笑話了一千年,上哪兒說理去?我們總是嘲笑黔之驢無能,黔驢技窮,這對黔之驢真是不公平,天下的驢都一樣啊,幹嘛特別強調黔之驢,好像別的地方的驢就能幹過老虎似的,再說了,比打架那肯定是比不過老虎,但比拉磨,那它比老虎強多了,但沒人說“老虎技窮”。當年我沒有回答上來這個寓言意義的問題,我們還討論了一番,沒人說驢逞能,都認為那個“好事者”不是東西,太不負責任了,把驢運去就不管了。還有的說:老虎能怕驢?那真是“愚言”。
經過這次讓他丟臉的小插曲之後,呂老師又指出我需要改進的地方,就是作文。“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綹”。多讀啊!我讀的唐詩都是語文課本裏的,課外讀物讀的很少。有一年到山上挖野菜,看到山頂一棵野生的杏樹開的花還沒有謝,而我家門前的杏花早就已經謝了,我突然想到一句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這句詩我沒有在我們的語文課上學過,更沒有背過,在哪兒讀過也沒有印象,很有可能是從別的年級的語文課本上見過。就在我準備寫這段文字時,我仍然不知道這句詩來自哪裏。我上網一搜,原來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當時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閑暇中漫遊廬山,來到大林寺,此時山下芳菲已盡,而不期在山寺中遇上了一片剛剛盛開的桃花”。全詩是這樣的: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原來轉入此中來。如果不知道這首詩,聽了我脫口而出的那兩句還以為是我寫的。可怎麽能寫成一篇範文供全班學習而不辱語文課代表的使命呢?很可惜,在呂老師教我們語文的這一年,我的作文還是沒有長進。那時候我們以記敘文為主,文章要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這四要素。我們大部分同學寫的是學雷鋒做好事,或者拾金不昧,撿到一分錢後上交給老師,沒有一篇是夠得上範文的,反而有很多反麵典型被呂老師在課堂上讀給全班聽,經常引起全班哄堂大笑。這些反麵範文反而是我們印象深刻,課後廣為模仿傳頌。
當時我們的校園裏流傳著一個編的拙劣的充滿錯別字的反例請假條:“親愛的老帥,我媽有痛,躺在坑裏,三天沒吃食。”本意是“親愛的老師,我媽有病,躺在炕上,三天沒吃飯。” 是我們校長最先在全校大會上講的,目的是要鼓勵我們認真學習。但穿了地段時間以後,我們發現它有很多漏洞。首先,這就不是請假條,根本就沒有請假,隻是陳述事實和狀況。如果說把“老師”寫成“老帥”還有那麽一點點可能的話,把“有病”寫成“有痛”、把“吃飯”寫成“吃食”根本就沒有道理。我們都說“躺在炕上”,從不說“躺在炕裏”,也就不可能錯寫成“躺在坑裏”。最後大家笑話:“就這水平還當校長”。我上小學一年級開始他就是校長。我們班老師因故缺席時,他給我們代過課,我很喜歡聽他的課。我在全校文藝匯演時演砸了,他還笑眯眯地鼓勵我再來,這在前文又提過。但他也給我留下一個不好的一個瞬間。有一年夏天午睡的時候,他光著腳穿著挎籃二股筋背心躺在他的辦公室桌子上,在訓斥一名站在他辦公桌旁的男同學,並用他的腳推那個同學的臉。
呂老師的妻子是一個下放戶的女兒,因為已經成家了就不能返城,後來落實政策就給她就近解決工作,她決定不去上班而讓呂老師去,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接媳婦班”,當時這還不是個例。 就這樣,呂老師辭去了教職就去複州灣鹽場當了一名工人。我讀高中的時候住在我姐家,回父母家時還偶爾能在半路上碰見呂老師騎著自行車上班或者下班。我時常感歎,呂老師沒有一直教書真是可惜了。當時民辦教師仍然是農村戶口,可當工人就變成城鎮戶口了,跳離農門是那個時代老農民們的最大夢想。類似地,很多“寒門農子”們打破頭也要在初中就去考技校或者中專。考入技校就可以當工人了,還是技術工人,而不是那種出苦力的體力工人,當然也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在初中考的中專我們叫做“小中專”以區別於那些高中考上的中專。中專和技校給每個初中報名的名額有限,我根本就沒有資格,隻有那些超級學霸們才能被選拔去報考,沒想到後來的時代大潮把這些優質人才給涮了一遍又一遍。我的一個國內同事,1977年高考時也是考上了中專,但她姐姐什麽也沒有考上,1978年再考,結果考上了本科,然後考研讀博,一路升遷,把這個更優秀的弟弟甩出了幾條街,人生完全不同。
考我《黔之驢》的寓言意義的張老師個子魁梧高大,自然卷發,非常帥氣,講話喜歡用一些當時在我們看來非常高級但也沒有必要的詞語,同學們都說他喜歡“拽詞兒”。在四年級時曾給我們代過政治課,印象比較深的是他介紹英明領袖華主席“今年六十又一,年輕得很”。期末考試是開卷的,寫一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可以參考課外書,但如果發現又兩張答卷是相同的,他就會扣分。我們班大部分同學是抄錄上一學期的一篇語文課文,大意是罵“四人幫”是“四個陰謀家,四個迫害狂”。而我不想和大家一樣,就從《旅大日報》上抄寫了一小段,我想這肯定不會和大家重複,結果我的成績是20分,而別人的都是95分。偏偏那一年我們破天荒地有了個成績單,我爹拿著我的成績單笑著問:“你怎麽才考了20分?”。我爹不識字,不知道是什麽科目考了20分,聽說是政治,“嗨,我還以為是什麽了不起的科了”。六年級時我們要開英語課,他又搖身一變當了我們的英語老師,我們也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在哪兒接受的英語培訓。當時的英語課本的前兩頁是看圖識字,像男孩、女孩之類的單詞。一些淘氣的同學就稱呼別的男同學是Girl,得到的反擊就是 “你才是Girl”。後來教正式課文第一課,“課一。我們說第一課,但英語不說第一課,而是課一”。然後領讀:“萊森萬,賊英格力士萊特利茲”,幾乎領讀了一節課,這些單詞我們還是不認識。隨後的幾十年每當想起這一橋段,就想弄明白這個“萊特利茲”是什麽,但一直沒想明白。就在準備寫這一段文字前的幾天,我忽然覺得張老師領讀的這一句可能是:Lesson one, the English Letters。
六年級還開始有了地理課,但沒有課本,老師就是以前教我們唱“紅小兵,心最紅”的郝老師,我們當地發音為“火老師”。記憶最深刻的是他告訴我們長興島是中國的第四大島,第一大島是台灣島,第二大島是海南島,第三大道是崇明島。我上網查了一下,一般認為中國的第四大島是浙江的舟山群島的最大島。看來“火老師”的信息有誤。下學期就換老師了,這個新老師也不講地理知識,就講小故事,如果他沒有故事可講了,他就把地理課的時間讓給呂老師上語文課。我們倒是都很愛聽他講的故事。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說王安石寫了一句描寫某一時節自然現象的詩 (詩的具體句子我不記得了),蘇軾看到了,就批判王安石寫的不符合自然事實,來年的同一時節,王安石邀請蘇軾來一起觀察,詩裏描寫的自然現象又出現了,蘇軾服氣了。最後這個老師評述說,“也就是蘇軾,要是別人的話”,他不吭聲了,隻是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字“殺”。當時我的感受是殺個人那麽容易?
我們的數學老師也姓孫,就是以前講過的喜歡喝酒吃餅幹的“二兩”的前妻生的兒子,吃“三兩糧”的時候就是他把食物藏起來不讓他爺爺吃,他的爺爺餓的受不了就上吊了,當然了都是因為他當年少不省事。他的數學教學能力還是很強的。當時數學主要是代數和方程。數字四則混合運算我們叫“小碼題”,有的同學說用字母代替數字就是代數。還有一種叫“文字試題”,比如,二和六的積與八和四的商,差是多少? 用二元一次方程組解應用題是這個孫老師的拿手好戲,他的技巧我也學會了不少,有時考試名列前茅,和其他幾個男同學一起被他譽為“常勝將軍”,其實我跟人家那幾個“常勝將軍”比差的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