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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為什麽那麽容易被虛假信息捕獲？
柏拉圖認為，普通人容易被情緒所左右，因此容易受到虛假信息的影響——而這也是民主政治哲學的一個基礎論點。哲學家們還深知，當社會不平等變得根深蒂固、貧富差距過於懸殊時，正是民主最為脆弱的時候。因此，盧梭得出結論，民主需要廣泛的平等；隻有在這種條件下，人們的怨恨才不易被輕易利用。
謠言比真相更容易傳播，是脆弱的人性決定的。我們無法改變人性，但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廣泛平等的社會，一個相對融合而不是極度分裂的社會，從而創造一個謠言不那麽容易被人接受的健康環境。
民主黨敗選，不是因為在社會議題上太左了，而是經濟政策太右了。
60 年代是美國貧富差距最小的時期。美國在那個時期通過了一係列保障少數族裔權利的民權法案，是因為隻有當社會融合到那樣的程度，才可能真正賦予少數族裔平等權益。
所以，沒有經濟正義，單純推社會議題，效果不會好。
現在美國社會的第一大問題是巨大的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難以真正解決。
然而美國貧富差距持續加劇的問題已經是結構性的，積重難返。重建一個中產社會，需要不止一任總統的努力，還需要有參眾兩院的絕對多數來支持總統。
所以，民主黨首先要在與選民的交流上有個突破，特別是重新贏得藍領選民的信任。
當藍領重新成為中產的時候，這個社會才真正穩定、強大，才能重現 FDR 的新政曾經帶給美國的最好時期。
得藍領者得天下！民主黨任重而道遠。
長文版請繼續往下閱讀——
美國選舉，得藍領者得天下
民主黨候選人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Devi Harris，中文名為賀錦麗）在美國 2024 總統大選敗選後，我寫了一文“川普為什麽能贏？還贏兩次？”算是反思吧（以下簡稱“反思文”）。
我認為，川普當選，不是賀錦麗的失敗，也不是拜登的失敗，甚至2016年也不是希拉裏的失敗。而都是民主黨的失敗。
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稱 FDR）總統的新政，讓美國持續半個世紀貧富差距不斷縮小，最終達到了一個高度融合的社會。1980 年後，是裏根推行的共和黨經濟政策重啟了美國加大貧富差距的進程，但克林頓和奧巴馬也都大體延續了類似的經濟政策。所以，即使在民主黨執政期間，美國的貧富差距依然繼續增大，中產繼續消失，底層人民日益貧困。
共和黨的理念本來就是最大範圍、最大程度地追逐資本，而適當約束資本，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權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種平衡，尋求更公正的社會，一直是左翼黨派的曆史使命。當藍領的境遇在一屆又一屆民主黨總統任上都沒有改善時，選民就會用選票懲罰民主黨。
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民主黨在不斷失去藍領這個基本盤。一旦過了臨界點，就大勢所趨了，任何候選人都不可能以個人魅力去力挽狂瀾。所以民主黨敗選的最深層原因是巨大的貧富差距。
我不是說這是唯一原因，而是說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這個問題不解決，民主黨失去藍領選民的趨勢就不會被逆轉。
“反思文”發表後，我發現，這個觀點，和者寡。那我今天就繼續這個話題。不是為了非要說服人，而是這個話題的確需要更深入的討論。
選民為什麽那麽容易被虛假信息捕獲？
我同意這次大選中，假信息的傳播對選舉結果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我同時也認為，這還不是第一位原因。如何吸收信息，不僅取決於信息的傳達方，還取決於信息的接收方。有沒有可能，接收方的作用更關鍵？
其實這樣的觀點是有哲學基礎的。耶魯大學哲學教授傑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自 2300 年前柏拉圖的《理想國》以來，哲學家們早已了解了民粹領袖如何通過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上台，繼而推翻民主，建立暴政的過程。這個過程十分清晰，而我們現在正目睹這一過程的上演。
斯坦利說，柏拉圖認為，普通人容易被情緒所左右，因此容易受到虛假信息的影響——而這也是民主政治哲學的一個基礎論點。哲學家們還深知，當社會不平等變得根深蒂固、貧富差距過於懸殊時，正是民主最為脆弱的時候。因此，盧梭得出結論，民主需要廣泛的平等；隻有在這種條件下，人們的怨恨才不易被輕易利用。
有沒有發現，這裏有兩個條件。第一是有民粹領袖試圖以虛假信息左右選民的情緒。第二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深蒂固、貧富差距過於懸殊。那麽，美國這次大選的情況不就是因為兩個條件同時滿足，才形成了完美的反民主風暴嗎？
所以斯坦利說：“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差距，為民粹領袖利用人們的不滿提供了條件，最終導致柏拉圖所描述的民主崩潰。”此話深得我心。
很多人在問，為什麽謠言那麽容易傳播，真相卻無法深入人心？這不就是答案嗎？
其實這就是說，謠言比真相更容易傳播，是脆弱的人性決定的。我們無法改變人性，但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廣泛平等的社會，一個相對融合而不是極度分裂的社會，從而創造一個謠言不那麽容易被人接受的健康環境。
很多選民不是沒聽到過正確的信息，但他們選擇相信錯誤信息。這裏有一個立場決定觀點的問題，用不那麽雅的說法是，屁股決定腦袋。所以，隻是提供正確信息未必管用，還要設法讓他們把屁股的位置挪一挪。改善選民的經濟境遇就是做挪屁股的事情。
民主黨敗選是因為太左了嗎？
還有一種對民主黨敗選的解釋非常有市場，就是民主黨左過頭了，整天推的都是百姓並不關心的為性少數群體爭取權益的議題，或者是普遍不受歡迎的“寬鬆的移民政策”。
我要說，這些並不是問題。問題還是出在目前的美國社會太不平等，太分裂了。
按理說，美國在 60 年代通過了一係列保障少數族裔權利的民權法案後，進步派在社會議題方麵逐漸增加對性少數群體的關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社會就是這樣一點點接受新生事物，一點點進步的。但是，我們可能忽略了為什麽 60 年代能夠通過一係列民權法案。
我們總說一件事要成功，少不了天時地利人和。必須說，60 年代正好是決意推動社會平等的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總統執政，有極大的關係。但我們也不能忽視，FDR 的新政經過二十多年的耕耘，正在收獲豐厚的成果：60 年代的美國正經曆其曆史上最融合的階段。那也是美國曆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一個真正的中產社會。下麵這張圖非常形象地反映了這一點：那是美國貧富差距最小的時期。
上圖標題為：今天美國收入的集中程度已恢複到鍍金時代的水平。圖中所示為美國總收入中收入最高的0.1%（橙色）和最高的 0.01%（藍色）1913-2018 年所占的份額。圖中標示的兩個最高點分別為 1929 年股市崩盤之前和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
雖然美國男性黑人早在 1870 年就獲得了選舉權，女性黑人也在 1920 年與白人女性一起獲得了選舉權，但黑人要參與投票一直是障礙重重，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直到《1965 年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後，黑人投票才成為普遍的實踐。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隻有當社會融合到那樣的程度，才可能真正賦予少數族裔平等權益。
對了，婦女也是在那個最融合時期獲得墮胎權保障的。這應該不是巧合吧？
遺憾的是，自裏根開始，經濟政策大幅右移，改變了貧富差距的趨勢，直至今天貧富差距重新達到大蕭條時期的水平。一個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極度分裂的社會，當然不那麽具備推動與性少數群體相關社會議題的條件。
所以，不是民主黨在社會議題上太左了，而是經濟政策太右了。
上圖是按收入類型劃分的最高所得稅率變化曆史，包括了個人稅、公司稅、資本利得稅和股息稅。注意，對個人稅收來說這個指最高所得稅率，所以是對最富有的人的收稅情況。不難看出，總的來說，從裏根時期開始，美國的稅收政策是富人繳稅越來越少。如果與本文前麵的美國最高收入那張圖對比，不難看出對富人稅收的高低與貧富差距之間的關係，即要遏製過大的貧富差距，最富有人群的稅率不能太低。
再看下麵這張圖。該圖是美國前勞工部部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關係學教授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在伯克利開的《財富與貧困》這門課的視頻截屏。圖的標題是“在過去 30 年裏，收入增長發生了很大變化。”圖中將 1980 年和 2014 年的情況作比較。1980 年的趨勢是，收入越低的其收入增長率越高，收入越高的，則增長率越低。而 2014 年時，這個趨勢完全反過來了。看幾個具體數字，1980 年，收入最低的人的收入增長率介於 3% 和 4% 之間，收入最高的，僅比 1% 略高一點點。到了 2014 年，收入最低的居然是負增長，而收入最高的，其收入增長高至介於 5% 和 6% 之間。
看看上圖所示的觸目驚心的變化，現今的社會怎麽可能達到高度和諧？在這樣的情況下，推動那些為少數群體爭取平權的社會議題，必然阻力重重。
我不是說我們現在隻能暫時放棄這些社會議題，而是說，沒有經濟正義，單純推社會議題，效果不會好。
事實上，一直直言不諱地支持跨性別者權利的華盛頓州的民主黨眾議員瑪麗·格魯森坎普·佩雷斯(Marie Gluesenkamp Perez)這次就贏了川普贏的選區。她的競選對手試圖用跨性別這個話題來攻擊她，尤其是在跨性別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等問題上，但並不成功，因為，用佩雷斯的話來說，在市政廳會議上，人們談論的是水災等事情。支持跨性別者的權利，並不是民主黨的致命弱點。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放棄這些社會話題。但是，不放棄經濟話題，不放棄縮小貧富差距，才是關鍵。
再次縮小美國的貧富差距還有可能嗎？
現在美國社會的第一大問題是巨大的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難以真正解決。
大致來說，需要從幾方麵入手才可能扭轉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對富人增稅，包括對企業的增稅；發展工會；打擊企業壟斷。
這幾方麵，沒有一個是容易的。拜登政府正試圖做這樣的努力，我為此專門分別寫了一個工會係列和一個“美國回來了”係列。但拜登政府在增稅方麵有願景沒作為，因為這需要民主黨在參眾兩院都獲得多數。現在民主黨失去了白宮和兩院，離這個目標就更遠了。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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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根，這個自稱讓美國更偉大的總統是如何讓美國一代不如一代的
川普：向美國工人捅刀子的人
幾天前，看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全球經濟與管理學的黃亞生教授發表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的一篇文章，忍不住笑了。黃亞生教授在這篇觀點文章中提議，民主黨要贏回選民，不妨讓川普和共和黨任性做自己。意思是，不要把力氣花在抵抗上，而是讓他們瘋狂。選民嚐到了他們瘋狂的後果，自然就會回到民主黨這邊來。
說實話，我心裏還真壞壞地這樣想過。我是對照了當年 FDR 當選時的情形。1932 年 FDR 競選總統時，總統職位和參眾兩院都在共和黨手裏。大蕭條的慘烈，不僅讓 FDR 勝選總統，也讓民主黨獲得了參眾兩院的絕對多數（參眾兩院分別為 59:36 和 313:117）。那麽，現在要讓藍領選民回心轉意，也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讓他們真正嚐到川普當選的苦果。因為川普的所有政策都是為富人服務，是加大貧富差距的，最後付代價的必然是處於經濟底層的人。
從邏輯上說，隻要兩黨的理念不變，藍領最終會回到民主黨這一邊。隻是，完成這一步需要多久，代價多大。如果最後真的像川普說的，不會再有真正有意義的選舉了，這可是我們付不起的代價。
或者，像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說的那樣，民主黨可以通過改善溝通方式來快速贏回選民？
桑德斯大選後在接受《紐約時報》每日播客(The Daily)的采訪時說，川普能夠吸引選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承認大家日子過得不好，雖然他的解釋和解決方案都是荒唐的。而民主黨卻是說我們做了一些很好很重要的事情，通過了重建法案，推動了基建，降低了藥價，取消了 500 萬學生的貸款，美國經濟很好，川普是個很糟糕的人，我們要保護婦女權利，等等。但是，民主黨就沒有人說 FDR 競選時曾經說的話。FDR 1936 年第一次競選連任時是這樣傳達信息的：他首先說我們做了什麽和沒做成什麽，阻礙是什麽。然後他說：“在擔任總統四年之後，我看到數百萬家庭靠著微薄的收入艱辛地生活，家庭災難的陰影時刻籠罩著他們。我看到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住房條件差、衣著單薄、營養不良。”
桑德斯說，今天，60% 的美國家庭過的是捉襟見肘的日子。這意味著，如果車壞了，你不知道怎麽才能去上班；如果病了，你不知道是否有錢看醫生；如果房租漲了 20%，你不知道下個月住哪裏，也不知道孩子該去哪裏上學。民主黨的候選人有談到這些嗎？沒有！除非你承認選民的生活現狀，並指出一條改變現狀的道路，作為一個政黨，你走不遠。
根據LendingClub report，62%的美國人每月工資月光。來源：CNBC
我更接受桑德斯提出的改進方案，我在“反思文”裏也有類似建議：民主黨公開、真誠地向選民道歉，承認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走偏了，承諾現在要回到正軌。這是以誠意換人心的做法。
《紐約時報》11 月 19 日的一篇報道說，《紐約時報》/錫耶納學院（New York Times/Siena College）10 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川普選民表示他們今年不得不削減食品雜貨的購買量，而賀錦麗的選民中隻有三分之一的人這麽說。我覺得這個數字挺說明問題的，即被川普吸引去的選民是怎樣的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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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說明一下，我認為我們的目標是追求社會的經濟正義，是為了幫助在經濟上處於底層的藍領，不是為了幫助民主黨。如果在不久的將來，再次出現美國曆史上曾發生過的，兩黨的基本盤和政治訴求都發生一個互換，那也沒問題。隻是，現在的共和黨和川普的政策依然在提倡給富人減稅，所以，隻能指望民主黨來縮小貧富差距了。
但是，民主黨再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投票民主黨是藍領唯一的選擇了。相反，藍領的每一票，民主黨都需要用自己的誠意去掙，去贏。不能滿足於“搞好經濟”，而是要在搞好經濟的同時關注經濟正義。否則，再好的經濟，隻是富人獲利，於社會無益。
不管拜登任上有多少錯誤，他的國內經濟政策的確是在重新打造一個中產社會，而他在扶持工會和反壟斷方麵，是幾十年來總統中做得最好的一個。隻是，美國貧富差距持續加劇的問題已經是結構性的，積重難返。重建一個中產社會，需要不止一任總統的努力，還需要有參眾兩院的絕對多數來支持總統。
所以，民主黨首先要在與選民的交流上有個突破，特別是重新贏得藍領選民的信任。當藍領重新成為中產的時候，這個社會才真正穩定、強大，才能重現 FDR 的新政曾經帶給美國的最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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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24/11/19/us/politics/trump-working-class-voters.html
本文作者授權由“美國華人雜談”和“信息正義”公眾號聯合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