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格外想念炳章——徐文立賀信彤

中秋節格外想念炳章——徐文立賀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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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武、大姐、寧琴琴、妹妹並全家人：

中秋節格外想念炳章，以下內容是我和賀信彤苦磨17年的回憶錄《獄中獄與獄外獄》即將出版的簡體版的、有關我們和炳章的友誼及炳章的超人的思想和作為的節選，敬此遙祝炳章健康快樂！並祝你們所有家人、還有遠在台灣的寧琴琴及孩子們好！！！此書，正體版本2021年已經在台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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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選

所謂“燈下黑”，就在這肅殺氣氛中，獄中手記成稿於“嚴打”期間的1984年12月7日。

獄中手記1985年秘密、順利地、人不知鬼不覺地帶出了監獄。

鄭欽華1985年不能繼續留在中國大陸，被迫流亡美國，按我們事先約定，去找海外民運第一人——王炳章會合；當王炳章聽說彤處有我的《獄中手記》書稿，興奮得不得了，因為鄭欽華已經暴露身分不便帶出我的《獄中手記》書稿；王炳章是位有辦法和有智慧的政治家，他立即安排一位上海老“民聯”借回國探親，專赴北京一趟，對了暗號：一，來客說：“我是王炳章派來的、‘阿咪’（鄭欽華一般人不知的小名）讓我取一本書；二，請彤女士穿那件你和‘阿咪’約定的衣服和書稿照一張像，我會帶給‘阿咪’看”。彤一看暗號全對，就把書稿交付了來者。來者善解人意地說道：“我知道這書稿，在您看來甚至比生命還要重要，我一定不負使命，帶到，出版！您放心！”彤和孩子也怕誤事，沒敢出門，就立即送走了來客。

來客一走，孩子說：“我們都沒有問他叫什麽名字，就把爸爸最珍貴的書稿交出去了！”心中也空落落的彤和女兒急急追了出去，來者已經不見蹤影了。好在智慧、細心的彤早已複印了好幾份。保存至今。

獄中手記1985年12月在美國《中國之春》出版。這是1986年1月份的——

深謝王炳章寫下了這樣熱情洋溢、寓意深遠、並能為獄中戰友的我設身處地、周全考慮的有深遠曆史意義的文獻：

中國之春十二月號  總30期

創刊三周年 紀念專輯特大號

獄中申辯

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領袖徐文立手稿  偷運出獄請聽他的自白

接過徐文立的火炬——初讀“我的申辯”有感

（中國民聯）王炳章

徐文立獄中手記的原稿，突破固若金湯的北京第一監獄，逃過中國海關過篩般的嚴密搜查，越過重洋，轉到了紐約中國民聯總部。我手捧天藍色塑膠封麵、內有徐文立十一萬字親筆紀錄的筆記本，真覺得它有千斤重！徐文立的獄中手稿《我的申辯》，脫稿於去年十二月七日，始終找不到合適機會轉運出來。當中國民聯總部從國內的關係得知這份珍貴的文獻時，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從轉運計劃開始實施起，我就日夜記掛著執行任務人員的安危。在共產黨曆次政治運動中打滾出來的我們，深深知道，有關人員一不小心，其後果將是什麽。兩個多月過去了，當我在長途電話中聽到“東西已安全轉出”的報告時，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經過民運戰士機智而果敢的行動，徐文立向世人公布其案情真相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我一頁一頁翻閱著徐文立的獄中手稿，當讀到他追憶西單民主牆的描述時，我仿佛又被帶回到那熱火朝天的年代。一九七九年初，西單民主牆運動達到高潮，我正在北京語言學院緊張地集訓，準備出國。我一有空，便到西單民主牆看大字報，參加討論。徐文立描述的某些場麵，如孫維邦建議書引起圍觀，《四五論壇》與《探索》的筆戰和人們爭相購買民刊等，至今仍曆曆在目。記得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去教育部留學生管理司美加組辦理出國手續後，黃昏去西單民主牆看新的大字報。我和一位從南京出差來北京的幹部討論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我在一張大字報的某條“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批語旁作了一條評語，大意是“不要害怕批評，正確的不怕批評，怕批評的黨不會正確”。我剛寫完，一隻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是事先約好見麵的一位老朋友。他在年初就曾約我一同去找《北京之春》和《今天》的人談談，由於兩人都忙，一直沒抽出時間。我問他：“今天我有空，你有時間嗎？我們可以找找他們。”他把我拉到一邊，小聲說：“你還沒聽見風聲嗎？中央要全麵掃蕩了，現在我們還是謹慎點好，等等再說吧！你出國有準確消息了嗎？”我告訴他，我剛去過教育部，手續已辦好，九、十月份大概可以出國。他沈思了半晌道：“既然你肯定可以出去，就應該更謹慎一些，你看那邊蹓躂的人，我懷疑是便衣。靠鄧小平，我看是不行了，他已下決心抓人，不隻是魏京生。你有機會出國，要珍惜這個機會，眼下能獲得這個機會的人不多。說不定需要時，你們可以像周恩來、鄧小平當年在法國一樣，把火從外麵點起來，起碼聲援一下國內。我看你從今天起，不要再來這個地方了。”我們在西單一家小飯館分手後，我到了一位高幹的家，他是我一位黨幹部的親戚的老上級。從他那裏，我證實了中央決心掃蕩自由化運動的消息，而且要像五七年反右一樣，等“蛇”統統出了洞，再一網打盡。這位高幹說，從壓製群眾民主這一點來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沒什麽兩樣。他（我一位黨幹部的親戚的老上級——徐注）是很同情民辦刊物的。

現在，我們在海外創辦的中國民聯，能將徐文立的手稿轉移出國，《中國之春》能有機會刊登他的獄中手稿，向全世界宣布民運人士的清白無辜，呼籲海內外同胞關注大陸的人權。我自慰地想，就憑這一點，我的留學也就算值得了。

據《我的申辯》記載，徐文立等人原來有一個構想，即創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下設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四個分會，將民主運動組織化，並將大陸民主運動的海內外運作配合起來。徐文立的這一願望，今日逐漸變為現實。中國民聯目前所展現的組織架構和昭示奮鬥目標，正是被北京當局扼死胎中的《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的精神再現。不同的是，我們今天能夠自由地把一些宗旨和原則說得更為明確（而不必那麽隱諱、甚或打著紅旗反紅旗——徐注）。

有些讀者在讀完徐文立的《我的申辯》後，可能覺得並不“過癮”因為文中不少處流露“相信共產黨”“擁護共產黨”“幫助共產黨”的意思，文中還有很多處應用馬克思主義批判共產黨的專製，等等。對此，我願意表示一點看法。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發展是一浪高過一浪的，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認識水準去要求幾年前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我們在進入青年階段後，回顧一下童年的所作所為，會感到幼稚。但是，沒有童年的幼稚，也就沒有青年階段的發展，更沒有壯年階段的成熟。民主運動也是一樣。對於付出重大代價的民運先鋒們，我們沒有理由去苛求他們。我敢預言，人們在數年後再回過頭來閱讀今天的《中國之春》，也會發現很多東西是幼稚可笑的。

另外，我願提醒大家，徐文立的獄中申辯，是在鐵窗之內，也就是說，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老虎嘴中寫的。徐文立必須防備，萬一他的手稿被中共當局發現，他將會不會因這一手稿而“罪”加一等。特別是在一九八三年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徐文立的手稿一旦被查出，實有殺身危險。在這種處境下，他必須在“申辯”的遣詞造句上，加十二分的小心。他的用意是，即使手稿被中共查獲，也讓當局啞口無言，甚至能博得有良知的共產黨員的同情。正因為他足智多謀地采取了“幫助共產黨”“與當局合作”的姿態，他才博得一些監獄人員的同情，使十一萬言的《我的申辯》得以完成，並轉移出獄。我們身處自由土地的人們必須設身處地為囚在單身牢房的民運人士著想，才能透過表麵的罩紗，窺見《申辯》的深刻內涵。

有不少人出於對共產黨專製製度的痛恨，一提起共產黨就咬牙切齒。豈不知，共產黨是公開聲明“不怕罵”的，它所懼怕的，正是像徐文立《我的申辯》這樣令共產黨員讀後都感到心碎的檄文。

我一口氣讀完了徐文立的申辯書和他滿懷深情的幾封家信。不由得想起了方誌敏當年將其著作《可愛的中國》轉移出獄的故事。在大陸長大的年青人，在小學就會聽老師講述方誌敏的事跡。方誌敏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國共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合作破裂後，被國民黨逮捕，始終不屈，甚至拒絕了蔣介石招降的優厚條件，最後死於國民黨的槍下。方在獄中曾手書《可愛的中國“，抒發他的抱負，由同情方的獄卒協助，其手稿先轉到上海魯迅手中，後移至中央蘇區。

正像共產黨後來把方誌敏的獄中著作當成教科書一樣，中國民主運動也必將把徐文立和劉青的獄中手稿，作為珍貴史料激勵為民主而奮鬥的後來人。

盡管中共奪取政權後卅多年將中國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方誌敏等某些先驅者為理想而捐軀的英勇事跡仍然是十分感人的。我常思考這樣一些問題：難道可以說早期共產黨人的理想情操不崇高嗎？是什麽原因使他們革命的結果與早期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馳呢？我獨自思考的答案是：早期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富國強民的抱負是無可置疑的，但他們一開始就種下了絕對化和一元化的禍根。這禍根就是：認為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是絕對真理；認為隻有共產黨才是馬列主義的化身，才能救中國。這種偏見，共產黨至今沒有消除。他們從革命一開始就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認為自己是“聖人”，共產黨是“太陽”。他們根本不懂得“反對派”和“製衡”的觀念。他們創建了一套等級授權製，來保護自己的“聖人”地位。結果，“聖人”一旦出現錯誤和偏差，便無法糾正，直至在錯誤的道路上碰得頭破血流。

共產黨人這種唯我獨尊、排斥他人的特質，年輕一代由理性的民運戰士從一開始搞民運起，就十分警惕。徐文立在其《我的申辯》中指出：“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教訓，我認為都是社會對執政黨缺少有效的群眾監督，因而重大的決策上的錯誤不可能及時發現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致給無產階級事業帶來重大損失。‘四人幫’倒台之後，這類問題仍未解決。既然資產階級可以用兩黨製或多黨製來調整內部的階級關係，以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為什麽無產階級不可能更自覺地應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原理，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認為，打開這個大門的鑰匙，就是突破一黨製，在社會主義試行兩黨製和多黨製。”崇尚多元，相信製衡，承認自己會犯錯誤並需要他人的批評和監督，肯定政治反對派的價值，是新一代民主人士與共產黨人的根本區別。

徐文立，以及XXX等民運先鋒們，還在鐵牢之中。徐文立的妻子賀信彤和女兒徐瑾，還要等他十幾年之久。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抓了徐文立，還有後來人。正是在XXX等人的激勵下，中國之春才揭竿而起。如果中共當局用不人道的辦法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加以殘酷鎮壓，我堅信，將激發更多的人投入到民主運動的洪流中來。

我撫摸著從北京第一監獄傳出來的，凝聚著徐文立心血的筆記本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我感到，我們接過來的，不僅僅是這個小小的筆記本，而是獄中民運戰士的理想，是他們手中的民運火炬。放心吧，徐文立，放心吧，尚在獄中的戰士們，我們將把火炬舉得更高，直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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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徐文立全文發表王炳章文章既是對炳章的感激、尊重，更是請世人不要忘記、更不要再苛責乃至誣蔑在中共黑牢中至今沒有改判、無期徒刑、重病在身的王炳章先生（而且，苛責乃至誣蔑最甚者，恰恰是彤受王炳章委托曾經給他送過錢的人！）也是為什麽我出國後不斷聯係、看望他的親屬並在黨內任職期間發獎章和慰問金給他的太太及兒女，又在我原任布朗大學教授期間，幾乎每年通過國際社會和申請諾貝爾和平獎來營救王炳章。至今不能如願，隻有心痛！

（當年，炳章看到是這（下麵）《手記》的謄抄稿，難免疑惑；他找來采訪、並見過我筆跡的記者馬修斯【美國人】和鄭欽華確認後，才舉行記者招待會隆重發表；

炳章的工作態度就是這樣的認真、嚴謹、仔細！）

正如預料，《獄中手記》在美國發表，是我政治生涯真正的轉捩點，對於黑暗的隧道，開啟了可以看見一縷、相互映照的再也擋不住的光亮，大大地讓世人認清了中共政權，認識了中國本土生發的、不屈不饒的民主運動和我本人，以致美國和西方首腦、政要、國際人權組織開始總是把我列為首位要求中共政府釋放的政治犯，美國議員、國際媒體也相繼要求來獄中探望和采訪我。

格外讓一監震動的是，美國司法部的首腦公開提出要參觀一監、特別要求會見我；倘若中方同意，美方願意承諾邀請一監10名幹警訪問美國，之後陸續接受一監所有幹警自費訪問美國，並參觀二所美國監獄和中方提出的想見的人。一監的幹警好生興奮，口耳相傳。最後就是卡在了不能見我的問題上。

1993年美國政府決計用“最惠國待遇”（關稅從40%降為8%以下；在此，我們暫不討論此舉的利弊）和支持中國舉辦奧運會作為交換條件以獲得中國一些重要政治犯的出獄。1993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決議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克林頓總統惟有在6月3、或4日最後期限，否決兩院決議案（一般來說，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兩黨基本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參、眾兩院基本上不可能得到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案），因此中國政府必須在5月26日假釋我，美國總統才可能在6月3、或4日對美國民眾和國會有所交代。5月26日，我的假釋格外隆重，一早，各國駐京記者幾十架“大炮”式攝像機和鏡頭對準一監南大門。中國官方不得不臨時破例，改在幹警出入的東門假釋我，官方三台轉播車（一台軍方總參的）在記錄我出獄的全過程。

我們一家人團聚了，喜出望外的笑和淚交織在一起，官方動用二輛車，載人和我的獄中書籍，特別包括我《獄中手記》最原始的草稿一並退還給了我。回到家中，在一監等待我而落空的各國駐京幾十名記者，提前雲集在我家所在的家屬大院裏，采訪我從中午約11點一直到傍晚，每一位記者都希望的是獨家新聞，後來聞訊而來甚至堵在家門口；我沒有怠慢任何一位采訪者。最後，老朋友法國《世界日報》德隆先生趕來被迎到家中，還引起一些亞裔記者不滿；可是一旦他們知道德隆是我們家庭十幾年的老朋友，他們也就釋然了。官方9月14日假釋了X，在我們前後還釋放了一些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