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們一直受教育，誠實是美德，好孩子不能撒謊。那時候，說謊話時會害怕，感覺分分鍾可能被父母或老師發現或揭穿，當成“壞孩子”受到責罵或懲罰。
然而，隨著我們長大成人，社會環境的複雜性讓我們練就了說謊的一身本領。說謊時臉不改色心不跳，不會緊張，不會害怕。因為，即使謊言被揭穿，通常也不會帶來威脅性的懲罰。相反，說真話反而讓人害怕，因為說真話很容易得罪人，可能會帶來各種風險，包括社會排斥、職業風險，甚至法律後果。久而久之，保持沉默或說謊反而成為了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在職場中，表達真實想法可能會觸怒上司或得罪同事，影響職業發展，甚至導致失業；在社交場合，表達不符合主流意見的觀點，可能會被朋友疏遠，遭到社會排斥。這種環境下，很多人選擇說謊或保持沉默，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風險。
在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成為人們表達觀點的重要平台。然而，社交媒體環境受到嚴格的審查和控製。敏感詞過濾、賬號封禁、言論監控等措施，使得用戶在發表言論時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即使在私人對話中，也需要謹慎措辭，以免被舉報或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很多人因此選擇保持沉默，或者隻發表與官方立場一致的言論，導致社交媒體上的沒人敢說真話，內容單一化和表麵化。
中國的法律體係中有多部法律對言論進行嚴格約束。例如，《網絡安全法》、《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條款，都可以用於打擊所謂的“有害言論”。這些法律條款使得人們在公共場合和網絡上表達真實想法時，麵臨巨大的法律風險。任何對政府或政治體製的批評，都可能被視為違法行為，導致嚴重的法律後果。
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下，言論自由受到了極大的限製。公眾在表達自己真實想法時，往往需要權衡可能的後果。對法律的恐懼使得人們更傾向於保持沉默或發表迎合主流的言論，以避免觸及法律紅線。法律的高壓態勢不僅壓製了個人的言論自由，也限製了公共討論的範圍和深度。
中國的強烈排外情緒主要來源於曆史背景和國家宣傳。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經曆，使得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社會中具有深厚的基礎。政府利用這種情緒，通過宣傳手段強化對外敵的仇恨，從而增強內部的凝聚力。對外敵的負麵宣傳，使得公眾在表達與官方立場不同的意見時，麵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風險。這種環境下，言論自由進一步受到限製。
例如，對美國和日本的負麵情緒，往往被官方和媒體所強化，以塑造一種“外敵”形象。這種宣傳手段旨在凝聚國內的團結，轉移公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然而，這樣的輿論環境使得任何對美國或日本的正麵評價，都會被視為“不愛國”或“賣國”，進一步壓縮了言論空間。
言論自由的缺失導致社會信任的嚴重缺失。人們在公共場合不敢說真話，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缺乏真實的對話和溝通，使得社會關係變得冷漠和疏離。人們不再相信他人的言論，因為很難辨別這些言論是否真實。社會信任的缺失，使得社會問題難以被有效解決，因為人們無法坦誠地討論問題的根源和解決辦法。
言論自由受限不僅影響了個人的表達，也影響了社會關係的質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變得表麵化和功利化，深層次的交流和理解變得越來越難。社會冷漠和疏離，進一步加劇了信任的缺失和社會問題的積累。真實的溝通和信任是社會和諧的基礎，而言論自由的受限使得這一基礎變得脆弱不堪。
從童年的誠實教育到成年的言論困境，我們經曆了巨大的變化。小時候，說謊會帶來直接的懲罰，而長大後，說真話卻成為了一種風險，不說真話才是明哲保身的處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