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誌綏與他的《回憶錄》（4）毛與暴君

李誌綏和他的《回憶錄》（4）毛與暴君

      李醫生對毛的最初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有領袖風範，心中對毛十分敬重。但他同時發現，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平日幾乎很少來往，隻有開會時才見麵，幾乎沒有朋友。而進京以後，毛和妻子江青分居，他也缺少親情和家庭溫暖。在他身邊那些替他工作服務的人，從公安部長羅瑞卿、警衛局長汪東興，到警衛戰士及其他服務人員，都是對毛畢恭畢敬和公事公辦。因此，毛幾乎找不到人談心交流，不免有孤獨和寂寞。在這種情況下，當他發現李醫生對他不僅崇拜和尊敬，而且知識麵也比較廣，除醫學專業以外，對文史哲都有所涉獵，更重要的是，他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還保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獨立見解，並不是一個奴顏婢膝的奴才。所以，他便自然而然地選擇李醫生為他的談心對象。毛利用在和李醫生一起學英文時，經常閑聊，就是在這種閑聊中，他談出一些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

     毛喜歡研讀中國曆史，自然就在中國曆史方麵與李誌綏談到話題較多。在和李誌綏的聊天中，李誌綏發現毛對一些中國曆史人物別有看法。如對古代的商紂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都認為他是一個暴君，酒池肉林，享樂腐化，濫殺忠臣，是一個統治者中的反麵教員。但毛則認為：“在中國曆史上，紂王開辟了東南大片土地，使中國的疆土東抵大海，而且對中國的民族統一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比幹這些人反對紂王的開拓疆土政策，當然要殺掉。紂王搞了些女人，但是哪個皇帝不搞？”（第117頁）這是毛的私下談話，沒有旁證，但卻符合他的性格和作為。

        對秦始皇，毛也同樣說他“焚書坑儒，焚的是宣傳分裂的書，坑的是主張分裂的儒，而且殺的儒生不過460幾個，實在不算什麽。”又說：“有些人在這上麵大做文章，真是‘抓住一點，盡量擴大，不計其餘’，完全顛倒黑白。”（第118頁）所以，當毛看到郭沫若寫文章批判秦始皇，毛馬上寫詩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表明他不同意批判秦始皇。另外，眾所周知，毛在講話中毫不隱晦地承認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因此，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紀要》稱他為“當代秦始皇”。說明毛和秦始皇一樣，把自己所實行的暴政看成理所當然。

       還有，隋煬帝在曆史教科書中，也如商紂王和秦始皇一樣，是有定論的亡國暴君。他在位期間，不顧老百姓死活，對內大修運河，對外發動戰爭，讓隋朝老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並加速了隋朝的滅亡；而唐朝的武則天，李醫生說她“疑心過大，告密過濫，殺人過多”。毛則對隋煬帝和武則天這兩個曆史人物倍加推崇，認為隋煬帝修大運河，使南北方密切結合起來；而武則天“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這些人的陰謀呢？”（第118頁）可見，在毛的內心深處，對中國曆史上的殘暴和不顧老百姓死活的暴君，他是完全肯定和欣賞的，或者說在心靈深處和這些暴君是相通的，並潛移默化地成為他執政的榜樣。

       毛不僅對中國曆史上的暴君倍加讚賞，對蘇聯的屠夫斯大林（1878-1953）的看法也與進步人類截然不同。熟悉蘇共黨史的人都知道，斯大林為了樹立個人權威和建立獨裁統治，他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在蘇聯搞所謂“大清洗”。他利用基洛夫被刺案，在全國範圍內開始肅反，掀起大逮捕、大審判和大屠殺的浪潮。列寧遺囑中提到的6名蘇共領導人，斯大林除他自己，其餘5名都被他殺掉；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中2/3被槍殺；蘇共黨員有120萬被逮捕，占全部黨員的一半。在蘇聯軍隊中，斯大林“槍決了5名元帥中的3人，4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3人，12名二級集團軍將領的全部，67名軍長中的60人，……”總之，斯大林“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而在37到38年間， “莫斯科有4萬餘人被處決”。 （以上見黃章晉《一個國家的自殘》，載《鳳凰周刊》2008年第1期）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掌權，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中，他對斯大林的罪行進行清算，在世界範圍內引起震動。在中國，則引起毛的反感和恐懼，當時是朱德（1886-1976）率團前去參加蘇共20大，當朱德打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表示，要支持蘇共對斯大林的罪行進行清算時，毛看了電報“十分震怒”，對李醫生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可見朱德和赫魯曉夫都靠不住。”又說，“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第110-112頁）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毛認為從中共建黨開始，斯大林就千方百計要控製中共，對中共的革命橫加幹涉，而且對毛一直采取傲慢和不信任的態度；但是蘇共揭露斯大林在蘇聯破壞法治，濫殺無辜，大搞個人崇拜，進行恐怖統治等，這卻使毛不能容忍。這是為什麽？仔細想來，毛和斯大林一樣，也是喜歡搞個人崇拜，不講法治，要一言九鼎，喜歡隨便整人，動輒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送進地獄。所以，反斯大林就實際上也等於要否定毛。因此，毛雖然反感和不喜歡斯大林，卻反對人們清算斯大林的罪行。

       站在人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暴君的出現和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都是傳統社會中野蠻和落後的一種表現，當社會發展進步到憲政民主的階段，權力受到製約，人權得到保障，就不會有暴君的出現，個人崇拜的形態也與專製社會有本質不同。所以，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的罪行，本質上是一種擺脫野蠻落後，推動曆史向前發展的進步舉措，毛采取堅決反對的態度，說明他是完全站在曆史發展的對立麵，是一個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