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熬過了五年畢了業，跨出了校門踏上了工作崗位。第一年為試用期，按國家規定，二類城市每月薪金為五十二元五角，一年後轉為正式職工，薪金僅增加了一元。（一類城市僅北京、上海多了拾元）。
如果這點薪金供一人開銷倒也寬餘，可我家子女多，父母規定，他們僅供給年令較大子女上學的費用，畢業後就要負責承擔年小的弟妹們全部學習費用。我弟弟就是仰倀我的收入完成了四年的學業。二人分享這五十三元五角也能過得去。
文革發生後我才成婚，紅色政權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妻子被發落到一個邊遠又極其貧窮落後的基層公社衛生院，每月薪金隻有二十九元五。
有了第一個女兒，嶽母辭去了微薄收入的工作,幫我照料孩子，因為四口的人家，夫妻又分居兩地，節衣縮食能省就省，勉々強々還能支撐過得去。就在計劃生育準許二胎化的最後一年，妻子懷了孕並確定為雙胎，（當時尚不能確定胎兒的性別）。腹中揣著兩個足月的胎兒，又常々因工作的需要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奔波,一路經過火車、汽車、馬車的碾轉，飽受顛簸與發生流產危險之苦，曆經千辛萬苦和百般風險，一天, 兩個兒子終於落地來到人間。孩子的出生成了全院的重磅喜訊，隻因開創了全院二胎卻獲三子前所未有的新紀錄。接到喜得兩子喜訊的同事們個個前來道喜祝賀，我家老人也因添了兩個孫子樂得幾天都合不攏嘴。我也慶幸，雖然犯了「超生」之大忌，但卻不被處罰。
在一片歡喜之餘，一縷潛在的家庭式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的惆悵由然而生。李克強總理冒死總算替百姓說了句實話，「全國還有六億的人口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元哪」！對我家而言，我們全家當時全年的總收入也隻有九佰九拾六元，一年的收入還遠々達不到一個月的標準。在沒有獎金、紅包的年代，全家每月人均的生活費用僅有十三元八角。（13.8元呀！）這日子一定會過得十分艱難哪！
每月除了用掉票證供應的生活必需品的開支外，也就所剩無幾了，兩個兒子全部需要人工喂養，隻得求助於乳品公司那三天打漁二天曬網，斷々續々供應兌了水的牛乳，兩個兒子的肚皮又大，天無絕人之路，幸好得到醫院營養室職工的同情，添補了牛乳的不足，雖是一筆較大的花銷，總算對能添飽了孩子們的肚皮這就要謝天謝地很是知足。幸好那時害人的含有三氯氰胺的毒奶粉尚未問世，否則用了這些有毒的奶粉喂養充饑，豈不會釀成大禍！為了保證孩子們的營養，還要從農民手中買些高價雞蛋等物品，常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變成了地々道々貨真價實的“月光族“了！所幸有個好鄰居藥材科主任，他參加工作時候較久，人口又少，經濟稍有節餘，每當赤字的紅燈亮起，便可受到無息的借貸接濟,以渡難關。每逢發放工資時，總是立即奉還，以便好借好還，再借不難。
十年過去了，家中的人口由二人變成三人，最後迅速增長到六張嘴等著吃穿的人家，人丁雖然盛旺，卻薪金巋然不動,從未見漲。
最令人感到失落和人格受到冷落的是，關於工會每個季度對困難戶生活補助金的發放，為了表示公平合理透明，每次發放前總要進行一次全院職工的公開評論，為了拿到區々不過二、三十元，受補助者總要在全院廣大公眾的輿論下被數落一遍。連馬路旁的乞丐也不會遭施捨者的盤問為何要乞討？領導者才是應當被問的對象，這些人為什麽需要政府的救助？不是經濟上拮據，又有誰會去受這種的羞辱和對人格的大不敬。人窮誌短呀！又可奈何。我也難以逃脫。
十八年伍十三元伍的苦日子終於熬了過來，也練就了一身戰勝苦難的毅力和決心。還是那句話：自家的日子隻有自己知道，家々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