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先祖屈原先生，
在楚國被破時，跳汨羅江殉國，為今天的端午節平添了不少浪漫；這對屈家後代卻像個魔咒預言：2000多年後，我的外公屈薰然，雖不反對新朝、卻為新朝所不容，受盡羞辱，被困碉樓時，一躍而下終此一生。我想起這事就心驚肉跳。
最近看到一些學者的文字，說從古到今的中國知識分子，讀書的目的是當官，不但能有長期俸祿，還能影響皇帝決策。這真是他們的“一廂情願”，皇帝寧可依賴沒有後代的宦官，這些人為家族謀利的動機更小。所以皇權下的官員，不必沾沾自喜，他們不過是智能型工具，沒用的時候就會被丟棄或者毀掉。西方的知識分子多自己養活自己，活得清貧，無法參政，説話卻可以略為“放肆”，至少能保住性命。
當西北方的紅潮侵入到東方，更凶險的暴風驟雨橫掃大地，連田園隱居者也難逃劫數。外公謹記先祖教訓，遠離朝廷政治，卻不曉得現代底層的暴力族群，更加獸性十足，文人之命不如螻蟻。外公就這樣在血雨腥風中飄零喪命了。最可悲的是，紅色風暴的隊伍中還有著自己的兒女……。
表弟寫的一篇家族史隨筆，文字比我更好，又有照片為證，所以附在這裏，算是對祖輩和對那個年代的追憶和“控訴”。下麵是他的文字：
疾風暴雨中凋零
外公死於1950年代初；死在轟轟烈烈展開的農村土改的疾風暴雨中（注 1）。
那是1951年的秋天……。我無法體會這位受過高等教育，到了晚年仍然保留每日閱讀京滬報紙的鄉村紳士彼時的心境，他站在秋雨綿綿的鄉間，有來自內心的呼喊嗎？昔日那些環繞於膝的兒女們呢，此時在哪裏？
這是川南無數個秋天中的一個。我走遍許多地方，聽過許多歌唱秋色之美的民謠：青海花兒、內蒙的長調、陝北信天遊、河南小曲，然而我從沒有聽過四川關於秋天的詠歎調。
川南的深秋是壓抑的，灰蒙蒙的天氣，連綿的細雨，使得房門外的鄉間土路總是充滿泥濘。大宅旁那些高大的樹，失去了陽光，在秋風裏被吹落了滿地肅殺的黃葉。曾經是路邊不知名的野花，哆嗦著，等待在冬天到來前凋零。
此時的外公，會想起北京白雲高遠，天藍如洗的秋日嗎？（注：外公曾在北京大學讀書和教書）
地主或文人？
多年後我細心研究過土改的曆史：從早年紅色文人寫就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中退出；又從九十年代披露的最新資料中，看到更多描述那段曆史的文字……。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作家餘華寫了一篇《活著》（另有方方後來寫的《軟埋》）。《活著》後來被拍成一部電影，在國外拿下無數大獎。
片子說的是：在1949年之前,因一次房屋契約的轉換，讓原來的破落地主成為赤貧者，買下老宅的手藝人變成了等待被革命清算的地主。這就再一次佐證了所謂“天翻地複慷而康”的曆史演進，是由一群小人物的慘烈命運為代價的。
即使在當年胡繩編的紅色史論中，也吞吞吐吐地承認：地主階級是有可能轉換成民族資產階級的；世界工業化國家的曆史進程已經證明過這一點。國民黨去台灣後，實行了土地贖買政策，讓台灣的土地持有者，整體轉換為“民族資產階級”；史稱“和平土改”。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外公便有過數次轉換為民族資本主義工商者的機會。彼時外公已經在重慶經商，與人合夥買了一條輪船。可惜首次航行，就在重慶江津觸礁，他自認沒有經商天份，從此放棄經商的念頭。後又與北大同學劉航琛與何北衡合作辦金融，亦缺乏企業家百折不撓的堅持精神（堅持下來的何北衡，成為四川西南實業協會總幹事，解放後為中共團結統戰對象）。
精通梵文
以今日觀，外公本質上是個文人，既然不能達兼天下，他就退居獨善其身。
當年經商失敗的外公，重回清江場，誦經念佛，做一名隱士，也符合中國士大夫理想。對了，外公精通梵文，被特聘為成都西陲研究院研究員。 他在成都時，常與康巴藏區的高僧喇嘛一起讀經念佛。
直到晚年，五姨媽總還回憶說，小時候常見父親與甘孜來的喇嘛一道，在家中談經論道。（我們還有一位堂房舅舅，七歲時突然失蹤七天，後來家人在寺院中找到他，原來他去寺院和僧人們談經論道）。
梵文，是印度語係中的精英語言。百度統計直到2001年世界上掌握梵文的才幾千人。退去一個多甲子的1940年代。中國掌握梵文的人應該極少。四川大概就幾人。我能懂得通曉梵文在學術界的稀缺性，源於兩事，一是我大學同學，他五叔通曉梵文。八十年代是四川民委係統唯一的梵文權威；二是北大教授季羨林，也就因為通曉梵文，在九十年代被國內熱捧為國學大師。
注1：外公屈薰然和家族往事，參考“雲聊係列”另外幾篇《生死碉樓-上、下》、《心紅根不正的前輩—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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