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難者永垂不朽
八九六四過去整整三十五年了。到了八九年那個夏天，我已經是工作了差不多整整三年的高校青年教師了。雖然在那場轟轟烈烈、史無前例“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的學生運動中，我並不是一個參與者，但肯定算是一個忠實的旁觀者。從那以後，每年到了這個季節，“六四”這個字眼總會按時來到心裏，雷打不動，揮之不去，今年來得更早。盡管後麵的幾十年中，我的世界觀價值觀產生了很多變化，但發生在那一年六四前幾個月內的各種事件，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是正麵的。現在一想起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腦子裏馬上呈現出當時各種火熱和激情的場麵。
1989年5月13日，我去考了TOEFL。從考場回到家，打開電視，首先看到的是，一隊學生邁著整齊的步伐，高呼口號，鏗鏘有力，開始了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的第一天絕食。從那天開始，我經常要麽騎著一輛破自行車，要麽步行上街，觀賞那一條條長長的遊行示威隊伍。有時或去南京鼓樓廣場一側、“英語一角”旁的學生靜坐示威中心，傾聽學生領袖們的激情演說。有一天傍晚，在離家不遠的江蘇省委省政府大樓的廣場上，大批學生和市民在那裏靜坐，圍觀群眾把廣場擠得水泄不通。我和太太也站在圍觀群眾中。這時，走來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把嘴巴湊到我的耳朵上悄悄地傳播著小道消息：據可靠消息，鄧小平剛剛死在北京的家中......。那時，我的身旁，經常有我的太太，她的肚子裏，還有著我們的女兒。女兒隔著媽媽的肚皮，也感受著六四民主運動。據太太解釋說，當時，她為什麽要跟著我上街呢，那是因為怕我去加入遊行隊伍。她當時對我說，如果我對國家負責了，很可能對小家和她就不能負責了，孰輕孰重，讓我掂量。對於我這種小家重於泰山、國家輕於鴻毛、從來沒有“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感覺的小人物，做一個圍觀者，是一種最好的選擇。
因此，在六四以前，我沒有出現在任何遊行隊伍中。但在六四淩晨北京槍響以後的六月五日，因為出於異常的憤怒，我參加了學校青年教師和博士生組成的上街遊行隊伍。記得遊行發生在當天的下午，隊伍不長，當走到了南京某部隊大院的大門口時，隊伍停了下來，為首的人對著部隊大院的大門，播放從北京傳來的學運領袖街頭對暴力屠殺的憤怒控訴的錄音。大門口站崗的士兵聽了，一動不動。學生演講錄音播放結束以後，遊行隊伍又向鼓樓方向緩緩移去。整個遊行過程中，不記得有任何人或政府組織出麵幹擾阻攔。
火熱的年代早已過去，三十五年的歲月，冷卻了每個人的激情。六四的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停滯和大幅度倒退。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大肆反撲，將改革開放初期由中共高層一手培養和發展起來的政治改革力量扼殺在萌芽狀態，以致後來的共產黨政府，一屆比一屆更保守，最終為以習近平為首的極端保守派的上台獨裁鋪平了道路。他們向毛澤東看齊，把共產黨執政75年以來，唯一象征著當代世界文明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任職不超過兩屆”的條文，從中國的“憲法”中刪除，赤裸裸地搞起了終身製。如果不是廣大人民從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好處，強烈要求維持過去的經濟繁榮，習近平政府很可能會為文化大革命平反，全麵複辟毛澤東一手炮製的“無產階級”計劃經濟體製。
人們對那場民主運動的思考從來沒有間斷過。長期以來，絕大多數人的思考，對那場政治運動的教訓和得與失的分析及反思，往往隻帶著強烈的政治色彩，不加區別地，把中國學生民主運動和後來的東歐巨變以及前蘇聯的解體，甚至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運動，擺在同一個範疇去考量。
六四表達的是民主政治訴求，但表達訴求所采取的各種行動，從學運一開始到結束，反映的卻是中國幾千年來各個封建王朝遺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學運表達的政治觀點非常激進，和中國“一黨執政”的現實嚴重對立，沒有可協商的餘地，不帶調和的色彩，不具備政治改良性和可操作性。所采取的一切表達訴求的方式，帶著濃厚的“革命”色彩，即使當時中共處於曆史上的最開明時期，也很難為中共政府所接受。在我看來，六四學運，隻不過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其一切活動，沒有超出、根本上還是歸結於中國有史以來經久不息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曆史範疇。推動六四學運的指南，依舊是中國人頭腦裏根深蒂固的改朝換代思想。 自八九六四以來，中國人中，即使有不少人讚成甚至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推動西方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很少人能意識到，西方民主長期真正實施的結果，一個是老百姓擁有民主自由的權利，另一個是社會運行的法治化 – 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再一個就是，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人民能最大程度上享受平等公平公正的待遇。即使在現在，渴望實現民主製度的中國人，大概也隻能看到第一點。
打江山坐江山、一竿子插到底的革命文化，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這種革命到底的文化，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裏。六四後期，各種學生工人和市民組織，不管是否承認過，其行動最後都證實了一點：它們成了要顛覆共產黨統治的激進甚至革命組織。你手無寸鐵，卻想要共產黨的命，共產黨當然會先要你的命。
六四期間發生的許許多多抗議活動，和最近在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許多大學裏，巴勒斯坦籍/中東籍學生反對以色列、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大學之間正常學術來往的各種抗議活動，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果說，兩者有什麽不同，那肯定是，六四期間的抗議活動，在程度上，更具有暴力和違法的傾向。
當年在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學生/市民占據著主要城市廣場，堵住城市幹道和工廠/公司的大門，嚴重幹擾社會的正常運行，而幾天前在美國的巴勒斯坦籍/中東籍學生，占據一個個大學校園，堵住學生上教室/圖書館的路。在美國這樣一個老牌民主國家裏，政府從一開始就明確表態，學生的抗議行為是違法的，結果他們隻支撐了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強占校園的非法抗議活動就被警察暴力驅散，部分學生就被逮捕。在當年的六四期間，毫無疑問，學生曠日持久占據天安門廣場、堵住城市交通要道的行為肯定非法，但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警察沒有采取任何執法行為，沒有做任何堅持和維護法律尊嚴的活動，相反，因為中共最高層領導的袒護，一切政治掛帥，結果，學生的違法抗議行為不斷升級，越來越激烈。最後，學生的暴力對抗政府行為，還是逃脫不了中國自古以來一切反政府力量的宿命：不是暴力推翻了政府，就是被政府暴力鎮壓。
世界上所有希望中國走向民主和法治走向文明、支持六四民主運動的國家，團體和個人，包括當時那些美國國會山上的政客，也需要做深刻反省，他們無條件的支持，實際上縱容了六四學生的暴力行為。在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議活動出現以前，發生在美國各地旨在反對取締種族主義的非法暴力活動，不都是象最近各種聲援巴勒斯坦的校園暴力抗議活動一樣，相繼被鎮壓了嗎？在那些鎮壓中還流了許多血，死了不少人。
很多中國人至今都把法律和政治混為一談，從法律的角度去看，因為那場大規模曠日持久的抗議活動中，發生了許多嚴重違法犯罪的行為，所以六四的的確確是一場社會動亂， “動亂”，隻是一個法律上的詞匯，盡管，六四民主運動中的大多數人認為他們自己很愛國。
三十五年過去了，中國社會裏發生了許多巨大的變化。從這些變化去分析，坦率地說，因為中國的曆史和文化局限，中國人至今，即使在六四期間，對民主的訴求並不強烈。八九六四民主運動，聲勢浩大，盡管學生市民參加和推動那場抗議運動的熱情非常高，其程度可以泣鬼神，但現在回頭去看，不難發現，當時人民更感興趣的，不是西方國家人民享受的民主和自由，和政府的三權分立，而是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和老百姓的富裕。那時，在改革開放、向西方打開大門以後不久，中國人看到了西方的經濟高度發達，並天真地認為，隻要象西方國家一樣，實行民主和三權分立，中國也一樣會經濟繁榮人民富裕，所以，老百姓推動民主三權分立的熱情空前高漲。
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中國的總體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很多人早已改變了他們當年的初衷，他們認為，正因為當年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了，所以才有了後來連續幾十年的社會穩定，繼而才有經濟上的突飛猛進。現在和八十年代相比，中國老百姓享受的民主自由要少得多，但老百姓甚至年輕人中並沒有多少怨言。相反，很多年輕人把經濟領域的巨大進步，歸結於中國政府的英明獨裁領導對經濟的巨大推動和發展，甚至對共產黨感恩戴德。今天中國社會中，認為共產黨英明支持習近平獨裁的小粉紅大有人在。如果不是表達對共產黨的支持和感激，在今天的中國，去韶山去朝拜，去長沙看橘子洲頭的人為何如過江之鯽？
中國人對民主和自由的向往程度，對社會平等和公平的追求程度，決定了中國的文明水平依然非常的低。中國人依舊生活在幾千年的愚昧野蠻的文化醬缸中，一生中最渴望達到的，依舊是，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