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廠幾乎一半人卷進各類案件
文化大革命期間，八一廠成了江青的“自留地”，她頻繁接見八一廠人員，並時不時就來八一廠轉一圈。江青指責八一廠是“文藝黑線專政”，“壞人掌權”，“水淺王八多”。在她的淫威下，八一廠成了重災區，群眾造反，領導幹部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1967年9月，江青支持造反派奪了八一廠的大權。軍委辦事組派連隊指導員、文化教員等部隊基層幹部到八一廠，擔任各片室黨支部書記。他們不懂業務，不熟悉幹部，不了解八一廠的曆史，又受極左思潮影響，不能認真掌握政策。
1968年4月24日，經軍委辦事組批準，八一廠成立有造反派參加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張肅平、趙振恒（原中央警衛團文化教員），委員陳壽平、洪潔、薑福昌、陳瑤、吳治堂。7個成員中，有6個是年輕的非專業幹部。
這個有造反派參加的八一廠革委會為顯示“革命”的徹底性，甚至把全廠宿舍也來了個大調整，口號是“幹部下樓，工人上樓”。一些領導幹部和技術骨幹被從樓房趕出來，搬進工人住的平房。八一廠政治委員張景華家裏孩子多，隻好架起三層床。工人們搬進樓房後，也沒有更多感激，反而因燒煤爐子、種菜、養雞都不方便了，也很不滿意。
5月23日，八一廠革委會向軍委辦事組報告，從1966年5月到1968年5月，八一廠揪出各種有問題的人共80人，其中反革命分子16人，叛徒4人，特務 4人，曆史反革命分子17人，地富反壞右分子31人，階級異己分子5人，文化漢奸1人……。以後事實證明全部是冤假錯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廠幾乎一半人被卷進各種案件。從1969年8月到1970年初，八一廠革委會按照江青處理“不是我們的人”的指示，除繼續批判“三名三高”的反動學術權威外，或轉業，或複員，或送勞改農場當農工，處理了王曉棠夫婦，張良夫婦等編、導、演業務骨幹200餘人。
1968年9月16日，軍委辦事組發文，宣布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電影製片局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仍列入部隊編製。江青說：“我給你們把總政治部這幾個字去掉了。”11月12日，軍委辦事組批準，八一廠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成員為：組長趙振恒，副組長張肅平，組員薑福昌、吳治堂、陳瑤、張建平、任權。
李德生調來南京革委會主任彭勃
1969年底，為整頓八一廠，李德生（總政治部主任）征得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的同意，調彭勃（60軍政治部主任、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擔任八一廠革委會主任。彭勃是三八式，臨汾旅戰將，外號小諸葛，許世友點名讓他擔任南京市革委會主任，有處理兩派、解放幹部、落實政策的經驗。南京軍區不放彭勃，另外推薦5個人選。李德生還是覺得彭勃合適，他親自打電話給許世友，請求他給予支持。許世友對李德生還是有請必應，同意了。他專門在家中請彭勃喝茅台，為他壯行。這是許世友第一次在家中請人喝茅台，完全是破格的禮遇。許世友說：“叫去就去吧，越快越好，革命軍人不能拖泥帶水的。”彭勃將茅台一飲而盡，說：“司令員，從內心裏講，我是不願意去的。組織上既然定了，我隻能服從。我不僅要去，而且去了要爭取幹好，決不給司令員丟麵子，不給我們60軍丟麵子。”
1969年12月22日，彭勃來到八一廠。
1970年4月，總政治部臨時黨委批準，八一廠黨的核心小組由5人組成：組長彭勃，副組長郭軒，組員王牧、楊智基、成金貴。
彭勃到八一廠時廠區仍舊糊滿了大字報。趙振恒向他介紹：“八一廠被資產階級文藝黑線專了政，被陳播這個老牌反黨分子專了政，炮製了許多毒害人民、毒害革命的大毒草，《抓壯丁》《英雄虎膽》《柳堡的故事》《霓紅燈下的哨兵》《回民支隊》《野火春風鬥古城》……不是歪曲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形象，就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八一廠有三條黑線，一條是資產階級文藝黑線，許多導演、演員都做了文藝黑線的俘虜，王蘋、嚴寄洲、王曉棠、張良等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一條是陳馮嚴王張反黨集團，陳播是他們的代表人物，這個反黨集團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煽陰風、點鬼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把矛頭指向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
八一廠革委會討論給陳播戴上“反革命特務”的帽子，彭勃提出要慎重，等中央有了明文規定再做結論也不晚。廠裏開批判大會，打倒陳馮嚴王張，彭勃不舉手。他的理由是“在組織上沒有做結論前”，他舉手不合適。我以後得知，廠革委會中有人提出要判我20年刑，爭來爭去，定成4年。報告送到總政治部保衛部。彭勃打電話說明情況，請求機關暫時壓下來。
江青本來對李德生跳過她把彭勃調來主管八一廠大為不滿，對李德生支持彭勃整頓八一廠更是火冒三丈，終於借有人揭發電影《紅燈記》，來了一個徹底大爆發。
江青拉上軍委領導人夜襲八一廠
1971年12月27日晚10點多，中央軍委正在三座門開會，江青一頭闖了進來，進門也不坐下，演戲一般大叫：“老帥們救救我，八一廠竟然有人揭發電影《紅燈記》，我求求你們支持我，把這個反革命案件查清楚。”主持會議的葉劍英政治經驗豐富，他冷靜地叫江青坐下來慢慢說。江青堅持不坐，提出要立刻到八一廠去，根本不管此時已經夜深。李德生說：“今天太晚了，八一廠有的幹部住在城裏，馬上找人來不及，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不幹：“不行，就是要馬上去，就是要奔襲。”她皮帽子不摘，黑披風也不脫，站在那裏對峙著。葉劍英當即表示願意陪同她一起去，“八一廠是總政治部管的單位，軍委也要管，我們一起去。”於是葉劍英、李德生又邀上參加會議的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穿過夜深人靜的半個北京城，陪著江青來到八一電影製片廠。
原來當天下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召見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國京劇團、北京京劇團、八一電影製片廠負責人。國務院文化組和電影《紅燈記》攝製組負責人提到有人揭發電影《紅燈記》。江青對張春橋、姚文元說：記住把這些情況向李德生講一下。但江青等不及了，散了會就直接衝到三座門。
12月28日淩晨1點多，住在辦公室的彭勃正準備上床睡覺，忽然聽見廠區汽車的轟鳴聲。他朝窗外一看，十幾輛小轎車，其中還有好幾輛大紅旗。那時大紅旗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才有資格坐的。彭勃急匆匆穿上衣服，來到會議室，向在座的葉劍英等軍委領導敬禮，葉劍英擺手，向背風的沙發一指：“江青同誌在那裏。”江青劈頭蓋臉申斥道： “彭勃，說輕一點，你是宗派主義，說重一點，你是反革命！好家夥，你們敢揭發《紅燈記》！《紅燈記》是我搞的，你揭發《紅燈記》，就是揭發我；揭發我，就揭發毛主席；揭發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你揭發《紅燈記》，我揭發你是反革命。”
彭勃驚呆了！八一廠拍攝彩色影片《紅燈記》，是他在劉賢權（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1955年少將）那裏接受的任務，攝製組的主要成員以八一廠為主，雖然都是國務院文化組指定的，還是規定每個人都要填寫登記表，報文化組和江青審批。1970年底，彩色電影《紅燈記》基本拍完。江青看了送審樣片，表示滿意。怎麽現在又冒出來有人揭發《紅燈記》？江青扣那麽大的政治帽子，彭勃不知道江青的真實意思，一聲不吭。彭勃來北京前，許世友忠告他不要亂說話。
江青更火了：“你說，是誰揭發電影《紅燈記》的？”彭勃說：“我不知道有這個事，我也沒有聽說過這個事。”
江青誣陷八一廠揭發電影《紅燈記》
此時，八一廠革委會的人陸續到了。江青轉身問反映情況的那個人，是誰揭發的？那個人緊張得渾身冒汗，下意識地脫了棉衣，又冷得打顫。江青一再追問，那個人說：“有人說我是地主。”彭勃明白了，他說：“沒有人說他是地主。進《紅燈記》攝製組時填表，過去怎麽填，現在也怎麽填。他過去一直填地主，這次他也是照舊填了。”江青的邏輯又來了！明明是他本人填寫的地主，卻成了“揭發”他是地主；揭發他是地主，就是揭發電影《紅燈記》；揭發電影《紅燈記》，就是揭發江青；揭發江青，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也就是這一次，李德生看清了江青如此胡亂上綱的麵孔。
在場的人誰也沒有說話，江青轉移了話題，斥責說：“你們這個房子，又大又冷，是不是想把我凍死？”本來白天這個大會議室就不熱，後半夜停了暖氣，就更冷了。彭勃馬上讓人拿來一條毛毯，給江青蓋上，她還嫌冷。李德生說：“是不是把暖氣再燒熱一點？”彭勃說來不及了，建議換到審片用的標準放映室，那裏暖和些。江青站起來，竟然要求葉劍英、李先念扶著她下樓。
大家剛剛坐定，江青說：“今天我把葉帥、先念等同誌都請來了，本來他們在三座門開軍委辦公會議，我鬥膽請他們把會議停下來，到八一廠來和你們算賬。就是要弄清揭發電影《紅燈記》的問題。”江青說：“葉帥，你說說。”葉劍英心中有了數，說：“拍攝電影《紅燈記》，八一廠做了很多工作，我看拍得不錯，成績來之不易，一定要愛護。”江青又讓李先念講，李先念說：“《紅燈記》是個好戲，我作為一個觀眾，感動得流了淚。電影《紅燈記》是你們的，你們要愛護，不能反對。”江青難以收場，宣布：“今後，八一廠歸狄福才（國務院文化組成員，中央警衛團副政委）和李德生兩個人領導，明天文化組派人來調查，一定要查個清楚。”
12月30日，江青派國務院文化組的人到八一廠，召開大會號召大家抓破壞電影《紅燈記》的反革命。江青堅持誣陷八一廠出了揭發電影《紅燈記》的反革命事件，弄得人人自危紛紛表態。
廠區裏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八一廠有人提出，八一廠有“機會主義路線”，“當前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妄圖為黑幫、黑線人物翻案”，彭勃“站錯了隊，走錯了路”，要老實交代錯誤。彭勃在全廠大會上違心檢討，但他並不認賬，“學習了”三個多月，吵吵嚷嚷，卻始終鬥不出一個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