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三道四（91）流氓加文盲

老同學易中天最近一篇談古不論今的文章《中國曆史，君子鬥不過流氓》，格局大，從始皇說到末代皇帝溥儀，引經據典，雄辯論證了“中國曆史，君子鬥不過流氓”。

文章比較長，網上有熱心人“摘要”說：“要之，流氓不事生產，無私有觀念，這就有了奪取天下的動機；不怕死，不要臉，不吝財，就有了奪取天下的心理能力。一旦天下大亂，有了社會條件；握有兵權，有了物質條件。他們就不難做出‘翻天覆地’的事業來。中國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曆史，之所以主要由軍閥化的流氓和流氓化的軍閥來創造，道理也就在於此。”

可見，易中天文中說的流氓，是真正的大流氓。

我要說的是文革十年之初的“流氓加文盲”，主要指的是一些十四五歲的初中生。他們遊蕩在城市中小學校園內外，不想讀書（當時中學也沒有課本）、尋釁鬧事、結幫成夥搶軍帽、打群架、在校或去外校霸淩、小偷小摸等，還有到公交車上行竊專偷錢包的。

其實，給那個特殊年代的青少年冠以“流氓加文盲”是非常不公的，就說“文盲”，也是十年文革造成的，正如北大“鴻鵠（hào)之誌”校長林建華，在他的《致歉信》中所言“上中小學時正趕上文革，教育幾乎停滯了……幾年都沒有課本，老師隻是讓我們背（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而真正的“流氓”也隻是極少數。

特別是我們武漢水廠路中學。1968年春季開學，迎來的第一批初中生，大都是學校周邊的自來水公司、國棉三廠、電池廠、抗菌素廠的工人子弟，還有一個當時比較大的“城中村”——星火村居住的孩子們。同學之間都是隔壁左右、街裏街坊的鄰居。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學校基本上沒有發生過打群架的惡性事件。外校的小流氓也不敢來水廠路中學騷擾，那是因為當時學校的門衛張師傅會武功，而且我們學校的老師全是年輕人。

六九屆這批學生本該1966年升學讀初一，因為文革爆發而停課，有些學生或跟著哥哥姐姐、或幾個膽大的同學自願結伴走南闖北“大串連”，即使沒有去外地“大串連”的，用一些家長的話來說，也是“野”慣了，坐不下來、靜不下心讀書學習。

再說學生來學校也無書可讀，老師上課都是學習《毛主席語錄》、《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簡稱“兩報一刊”）社論。還有報紙上經常發表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時，十二三歲的孩子們最喜歡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隻要“最新指示”公開發表，哪怕深更半夜，學校都要組織學生上街遊行，抬著毛主席的巨幅畫像，高舉紅旗，敲鑼打鼓，一路高喊口號，熱烈歡呼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那些學生沿途像過年一樣歡鬧，至於“最新指示”說的是什麽意思，他們從來不關心！

水廠路中學是一所新校，1968年春季入學的第一批學生大約六百多人，分為十四個班。我們四十個年輕老師，每個班分配兩個班主任，一個正一個副，共同對四五十個學生負責。如果哪個學生違紀，不是像現在的老師動輒請家長到學校來，而是去家訪，既了解了學生的家庭情況，又與家長增進了感情，特別有利於共同教育學生。

我們這批建校“元老”，與第一批學生感情特別深。2019年3月18日，三百二十多名學生邀請健在的老師回漢，舉行盛大的“69屆初中畢業暨上山下鄉五十周年紀念大會”，大家歡聚一堂，五十年的濃濃師生情溢滿大廳。

五十年彈指一揮間，難忘此生初教時。

2019年春節後不久，我們老兩口在紐約，收到水廠路中學的老同事楊四重老師，在微信中轉來六九屆11班學生陳和平給我的邀請函，邀請我回國參加“水廠路中學六九屆畢業暨上山下鄉五十周年聚會”。女兒立即幫我們預定了三月初回武漢的機票。

往事並不如煙。

當時班主任首要任務是要組織好學生參加遊行活動；還有一個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清點學生人數，保證學生到校參加“複課鬧革命”。這個工作有相當的難度，因為每天到學校上課，對這些小學畢業後就在社會上遊蕩，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孩子們來說，上課不知道學什麽、怎麽學。我也曾嚐試教他們學一點寫作常識，先讓他們照著報紙上的文章抄自己喜歡的文章，第一次抄什麽都可以，隻一個要求，一定要把字寫在格子裏，包括標點符號也要寫在個子裏麵。第二次要求他們在抄文章的時候像報紙上一樣，文章要分段，每一段開頭要空兩格。就是說，每次練習隻提出一個要求，而且，隻要聽我的話都可以做到的，凡是做到了就可以得滿分。後來，我班很多學生寫字和寫作文都比較好。這大概是我還記得的教過他們的一點比較有用的東西。

    至於“鬧革命”嘛，似乎是少數幾個學生頭頭的事，大多數學生就是到學校混日子。

    當時，有個別老師對調皮學生體罰或變相體罰。我不讚成。我雖然沒有受過師範本科正規教育，不懂教育學、心理學，但是，我的父母，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們兄弟幾個，有時犯了錯誤，也是耐心說服。我的弟弟也是69屆初中生，我喜歡我的學生就像喜歡我弟弟一樣，從來不打罵他們。

    我的人生雖然坎坷，本來做夢都想上大學，因了“不宜錄取”政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當了老師，也因此得福，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沒有下過鄉。當我送我的學生去通城鄉下落戶時，看到十五六歲的孩子，遠離父母，到那舉目無親的山旮旯，住的是臨時搭建十分簡陋的草棚，男女生之間就用一張竹篾席子隔著，還沒有等他們安頓好，轉過身就熱淚盈眶。真是難以想象他們日後麵臨的艱辛生活！但是，就是飽經苦難的這些學生們，五十年，堅強地走過來了！我無論如何也要回國去參加他們的紀念活動。

從接到邀請函那一刻開始，真是思緒難抑啊！

    五十年，五十幾個學生，浮現在腦海裏都是正值青春浪漫時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爺爺奶奶輩的老人了，相見還能相識嗎？

    記得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個子小小的男生，叫郭水清。他每天背著書包來學校，有事無事就喜歡跟在老師屁股後麵轉。另外，就是他的名字好記，“水清”，“水至清無魚”嘛！他長高了嗎？還記得，1981年我調到華師一附中不久，武漢鐵路局漢西車站來兩個外調的工作人員，了解他在文革期間的政治表現。也許是準備“提幹”或許是“入黨”，那兩位同誌態度和藹，非常滿意我介紹的情況。

    還有一位女生就是孫紅焰，她是我這個班畢業以後唯一聯係過的學生。那是我調回母校——華師一附中後，因為經常在寒暑假去參加全國性的會議，能買到一張火車臥鋪票，那時是非常難的。有一次在武昌火車站買票時，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她，原來她就在武昌車站工作。從那以後，不論我到哪裏去開會，隻要找到她，總能幫我弄到一張臥鋪票。要知道，那是“計劃經濟”時代，“一票難求”呀！還記得，我們舉家南下到湛江的四張臥鋪票都是她幫我定好的，而且到我們離開武漢那一刻，她和我的親朋好友一起送我們上車。她和我們在站台臥鋪車門前的合影還在，沒有想到，在那通訊落後的時代，我們師生揮手一別到如今，居然已有二十八年了！

2019年3月17日聚會那天，全年級到會的有300多人。我們11班到了四十多人。當我們班師生圍坐在一起時，既熟悉又陌生，那一個個自報的姓名，是那麽熟悉，仿佛讓我看到了青春年少時的他們；再環視身邊一個個略顯滄桑的臉龐，仿佛又看到了他們一生不平凡的經曆。

我們中斷了五十年的師生情誼隨著聚會活動的展開，接觸越多，越是激活了沉睡在記憶中的學生少年時的音容笑貌。然而，三月十七日聚會與同學們見麵時，我第一眼就認出了郭水清和孫紅焰。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六九屆初中生，是共和國曆史上不能不寫的一大批特殊的學生，是教育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屆特殊的學生。說他們是初中畢業，連《語文》《數學》課本都沒有見過。三年學工學農，就是不學數理化生史地。我們的學生學工去國棉三廠、抗菌素廠；學農就去東西湖農場。學工要隨工人師傅“三班倒”，正副班主任隻有兩班倒了；學農必須帶學生住在農場，自己開夥做飯，六九屆學生就是適應能力和生活能力非常強。他們說，在家爸爸媽媽要上班，我們沒事做，就學會了做飯炒菜。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呀！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幾十年彈指一揮間！

我教育人生的第一屆學生現在都是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了！盡管他們自己因為當年因文革災難，無書可讀，但是，他們對下一代的文化學習都非常重視，他們的孩子大多學有所成，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郭水清的女兒現在澳大利亞讀研究生。
    孫紅焰的孫女在英國讀高二。
    還有不少學生正在每天到課外興趣班、輔導班接送孫子外甥，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當年沒有書讀，一定要讓兒孫多讀書，讀好書！而且，隻要有條件，都要出國留學！
    郭水清主持的為我們老兩口餞行的宴席上，有學生問我，怎麽看中國留學生低齡化？
    我告訴他們，早在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就先後選派了，120名十歲到十六歲的孩子去美國留學，這是近代中國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著名的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就是第一批留美學生。整整一百年之後的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中美關係改善，毛主席決定要派一批十幾歲的孩子去美國留學。當時洪晃的媽媽是毛主席的英文老師，1974年，洪晃與另外選派的四個孩子，成了新中國第一批官派低齡赴美留學生。

現在先富起來的人不是少部分了，他們仿效官後代，自己花錢送孩子赴美留學，而且越來越多了！不論怎麽說都是好事！
    像你們曾經曆過的不讀書，也無書讀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我在美國等你們的孩子來留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