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如何被各方英雄擊敗?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中國正好到了轉型之際,雖然胡溫穩住了由美國帶來的世界經濟大危機所造成的衝擊,但當時腐敗泛濫,財政失控,盡管剛剛過了一段在今天自由派看來是黃金期的時期,可政治上陷於混亂,政府失控(政府與民間,中央和地方都失調),所以兩屆交接後不僅中國把注意力集中在習近平身上,全世界也對他寄以厚望,《紐時》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專門寫了一篇感想,《習近平是改革派》【1】,預測不僅習近平會推行經濟改革,也會做出少量的政治改革,甚至會把劉曉波放出來。紀思道可不親華,六四的時候他就在北京,但他的觀察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判斷。
習近平確實是以一個改革派身份出現的,2012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2萬字左右,涵蓋15個領域、60個具體任務,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3】,中國當時給自己定下的改革方案極其廣泛,覆蓋了大部分核心領域:
下麵是中央“60個方麵任務”的一部分【6】:

這種改革的願望和熱情一直到2016年還方興未衰【9,10】,改革的口號還是此起彼伏,搞試點,找突破,講創新,成功後推廣,涉及的範圍包括經濟(供給側,市場機製)、金融(金融市場、企業管理和所有製改革)、財政(如稅收、精簡、開放、透明度)、管理、法律和政治(立法、司法),全國上上下下還是一副全力改革的姿態,為什麽到了今天大家隻記得國家日益專製,習近平越來越專斷獨行,終身製已成現實,國企膨脹,民企受排,愛國情緒高漲,戰狼小粉紅當道,中國退到了更加強大、專斷霸道、卻又越來越孤立的局麵,還與美國正式進入冷戰?改革的聲音這麽大,習近平是什麽時候放棄改革,走向國家主義和個人專斷的?
正值共產黨百年,美國國際事務和外交關係權威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7月刊中國專輯【13】,榮大聶(Daniel Rosen)撰文【14】回顧了這一曆程,他說大部分人覺得習近平從改革退回以前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使得中國離市場經濟越來越遠,與西方的自由開放越來越對立,但這一切都是誤解。習近平從來沒有放棄改革,他本人很清楚,不改革沒有出路,不改革中華民族無法崛起,民族複興也成了一句空話,可以說改革開放40年,以市場經濟作為核心的改革開放深入人心,今天之所以有一種國家機器強大,改革的計劃被擱置或放棄的感覺,不是習近平放棄了改革,而是習近平被改革文化匱乏的環境和反對改革的勢力擊敗的結果。
致富是個空泛的概念,很少人想著“全國人民共同致富”,大家想的是“我要致富”,如果每個人致富的願望都能實現,那也就實現了全民致富,但如果你致富影響我致富,那我肯定會使勁維持我致富的條件,如果由此傷害了你,那也是不得已了。改革有兩個目標,一是使得經濟更加合理,什麽是合理很容易驗證,那就是經濟是不是能天然地,高速或中速地發展──“天然”就是說不依賴債務,但改革一個更關鍵,更艱難的目標是重新分配個人、集團在社會中的權力和地位,也就是對資源和對分配的控製,正是在對資源和分配上的爭鬥,利益集團累累將習近平擊敗。
榮大聶通過財政這一條主線列舉了一係列習近平的改革項目和他如何被現實擊敗,改革失敗的殘酷現實使得習近平失去了主動權,也讓中國進入一個危險時期。
搞好經濟是硬道理,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是好多了,但夠不夠好,還能不能好?2008年美國給全世界帶來經濟大危機之後,占據中國經濟一個重要部分的出口受到巨大衝擊,胡溫當局繼而采用大撒幣的政策,到了習近平上台,中國發展已經到窮途,腐敗泛濫,汙染成災,習近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受命上陣。那麽在回應當時社會和經濟的挑戰,習近平做了什麽,結果如何?
理財產品和影子銀行
對外投資
稅務改革
企業管理(Governance)
融資和全民炒股
利率開放
人民幣國際化
2013年~2016年改革失敗後,2016年開始中國又重新開始改,主要集中在去杠杆化,就是整體上降低債務,但如果生產力(productivity)沒跟上,經濟結構又有問題(收入不足,需求無力),去杠杆化說是合理,做起來難,受打擊的尤其是中小企業,當貿易戰打起來之後,中央又不得不鳴金收兵,去杠杆又沒去成。
反壟斷
為什麽通過財政、金融這一條線索能大致看清中國發展的脈絡?因為經濟發展最後要結算,財政是衡量發展成功失敗的尺度,中國經濟是越來越大,實力也越來越雄厚,但債務增加得更快,效率也越來越低,榮大聶指出10年前中國每發展¥1的產值,要調用¥6的債務,今天已經要¥10了,另一個衡量的尺度是生產力,生產力簡單說就是除去對實體經濟毫無貢獻的金融價值之後的人均單位時間產值,中國生產力的勢頭在2008年以後一直下降【19】:
生產力下降,就業人口也在降低,中國脫離中產陷阱也越來越艱難。習近平改革的失敗,反映了習近平不但不是萬能,而且能力有限,習近平可以把人抓起來,但不能把經濟抓起來,習近平可以要求大家忠誠,但不能不允許大家有私欲,這一切,反應習近平的絕對權力並不絕對。
當然這一角度也掩蓋了中國的發展,技術創新突破和產業轉型的巨大成就,隻是把這些成就平均到整個國家時會顯得力度不足。還有一樣習近平是成功了,反腐。反腐並不是杜絕了腐敗,但腐敗很大的程度是被抑製住了,習近平還通過整黨治國把軍隊牢牢地控製在黨之下,中國軍隊的實戰能力尚需驗證,但現代化速度很快,形成了一定的威懾力量,通過這一場鬥爭,習近平身邊產生了一群國家主義分子,黨也牢牢地掌握在一人手中。
榮大聶說其實習近平一直想改革,一直在改革,隻不過一直沒成功,可以說屢戰屢敗,但他還是屢敗屢戰,前年提出雙循環,“2020年底,在全國政協新年茶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的7年中,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在各個方麵啟動了2485項改革計劃”【20】,而且中國堅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336項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21】,這一切都反映了中國繼續改革的願望。
按榮大聶的說法,現在是中國最危險的時候,三個原因,第一,中國的債務負擔已經嚴重到頭了,債務的利息是(總產值)增長速度的兩倍,第二人口開始縮小,生產力下降,而且對房市有直接的負麵的影響,第三,國際環境轉變,美國已經是全麵堵殺中國,靠引進外資、技術引進、進口出口已經不能幫中國大忙了。在他看來每次改革帶來的失敗讓改革空間減小,但也許他沒考慮到中國也從這些失敗中學到一些經驗,下次改革將更有效,但有一點他說得對,靠國家,國企是不能帶來民企的那種創新活力的,生產力和黨的絕對領導很難調動社會的智慧和能動力,也許習近平對國家的控製給他帶來即使放開也不會導致動亂的信心,從而給社會一個新的重新試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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