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讀懂了安·蘭德，也就能預測特朗普將何去何從，會打什麽樣的牌，有什麽樣的未來。
作者：許紀霖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職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一個保守主義時代正式拉開了帷幕。全世界都在觀察這位口無遮攔、變化無常的新總統，試圖理解、把握他的思想邏輯。
要了解特朗普，不得不提到一位女人，特朗普團隊中有許多政府要員都是她的鐵杆粉絲，那就是安·蘭德。
在競選最激烈的時候，特朗普麵向狂熱的聽眾，公開聲明：“我是安·蘭德的粉絲！”據說幾乎不讀書的他，難得地提到安·蘭德的代表作《源泉》：“這是一本有關商業、美、人生、（內心）情感的書，裏麵幾乎談到了一切”。他還自詡為真實版的霍華德·洛克——小說中的英雄主人公，一位特立獨行的天才創造者。
特朗普中意的新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CEO，也是安·蘭德的粉絲，他提到安·蘭德的另一部代表作《阿特拉斯聳聳肩》“是我最愛的一本書”，還直言不諱地說：“我的哲學就是Make Money。” Make Money的直接意思是“賺錢”，按照安·蘭德的哲學觀，應該是“創造財富”。“賺錢”多少帶有貶義，“創造財富”立即變得高大上許多。
特朗普政府中的中情局長麥克·蓬皮奧聲稱：“伴隨我成長最嚴肅的一本書就是《阿特拉斯聳聳肩》，這本書對我的人生影響特別大!”被公認是安·蘭德超級大粉絲的BB&T前CEO約翰·艾裏森被特朗普提名為美聯儲負責銀行業監管的副主席，他說：“和很多財富500強企業的CEO聊天發現，《阿特拉斯聳聳肩》對他們的商業決策有很重大的影響，即使他們並不完全同意蘭德的所有觀點。”進入特朗普核心團隊的矽穀創投之父彼得·蒂爾也是安·蘭德的鐵粉……本屆特朗普政府團隊，如果說有什麽特征的話，除了億萬富翁，大概就是安·蘭德的信徒了。
安·蘭德入了白宮，入了特朗普的靈魂。這位富有神魅的女人，究竟是何方神仙？
1926年2月10日，一條來自歐洲的德·格拉斯號遊輪駛入紐約港。在甲板上歡呼跳躍的乘客中，有一位剛剛過了21歲生日的猶太女孩，她麵對越來越接近的自由女神像，心中暗暗發誓：我一定要留在美國！安·蘭德後來回憶剛到美國那個傍晚的興奮之情：“我第一次看到燈火輝煌的摩天大樓的時候，正在下雪，零零星星地飄著幾個雪珠子，我哭了起來，因為在我的記憶中雪花和淚水總是摻雜在一起”。
她的本名叫艾麗斯·羅森鮑姆，出生於俄國聖彼得堡一位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從小就對浪漫的童話沒有興趣，愛看改變世界的英雄故事。她狂熱地喜歡電影，九歲的時候立誌要成為一名作家。讀了大學之後，又迷上了哲學。她為好萊塢電影中的世界所傾倒，“那是一個我有朝一日一定得在其中成長的世界，一個我一定得接觸的世界”。
來到美國之後，一貧如洗的她靠寫劇本和小說謀生，改名為安·蘭德，憑著自己的天分與努力一步步得到社會的承認，1943年出版的小說《源泉》大獲成功，隨後又花了11年時間，創作了另一部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雖然不為學院派和主流文學界認可，卻贏得了驚人的市場效應，成為常銷不衰的作品，發行量在美國號稱為僅次於《聖經》，成為20世紀美國最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她打出了客觀主義的哲學旗號，創造了一個與基督教義相反的利己主義新宗教。
這個世俗化的新宗教吸引了一大批門徒，布蘭登和佩可夫先後成為安·蘭德小團體中最忠誠的追隨者和繼承人，辦學院、出版刊物、發展會員、周遊全國演講。她的信徒大多數是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中產階級精英，還有華爾街的銀行家、篤信個人奮鬥的創業人士。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每月好書俱樂部1991年聯合調查的結果顯示，她的《阿特拉斯聳聳肩》是“繼《聖經》之後對當代美國人影響最大的一本書”。
有廣泛信徒的新宗教，一定是通俗易懂、老少鹹宜的流行思想。安·蘭德雖然自稱客觀主義哲學，但她的思想體係並不複雜，快人快語、簡單明了。《阿特拉斯聳聳肩》由出版暢銷書出名的蘭登書屋發行，在一次推介會上，一個圖書銷售員舉手問作者：“您能不能用單腿站立的時間把您的哲學本質講清楚？”安·蘭德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哲學是客觀主義，認識論是理性主義，倫理學是個人主義，政治學是資本主義。”全場掌聲雷動，庸眾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旗幟鮮明、朗朗上口的口號。安·蘭德後來幹脆將自己小說的主題提煉為“兩個反對”：以個人主義反對集體主義，以理性主義反對神秘主義。
一個人的童年記憶可能會鑄就她的一生，安·蘭德的父親是一位很有商業經營頭腦的猶太藥劑師，他在聖彼得堡擁有一家大藥房，十月革命以後被布爾什維克充公了，後來全家遷徙到克裏米亞，又開了一家藥房，仍然難逃國有化的命運。從小在高亢的集體主義理想和缺乏安全感的個人恐懼之間掙紮的安·蘭德，對以神聖的崇高名義而要求犧牲個人的各種集體主義烏托邦終身都心懷警惕，視為宿敵。
她從仇視蘇聯式的極權主義而始，討厭一切集體主義、利他主義，談到它們，每每咬牙切齒，深惡痛絕。她說：“所謂某一集體的‘公共福祉’——種族、階級、國家——是有史以來每一次暴政的堂皇借口和旗號。曆史上每一次大恐怖都是以某種利他主義動機的名義犯下的。任何自私的行為可曾造成過由利他主義信條犯下的這些流血和屠戮？”稍微懂一點政治哲學的都知道，利他主義、集體主義和極權主義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其中的差別大了去了。但安·蘭德恨屋及烏，擔心從慈善的利他主義會發展為福利國家，從福利社會主義又會蛻變為令她童年恐懼的極權主義，於是將它們一鍋煮，將基督教、福利主義和極權主義統統裝進一個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的大籮筐之中，大加鞭撻。
與罪惡的利他主義相反的，是安·蘭德最為欣賞的利己主義。她直言不諱地說：“人類（包括每一個人）本身是自己---而非別人---的目的，他為自己而存在，既不要為別人而犧牲自己，也不要別人為自己犧牲。追求合理的私利和個人幸福便是其生命最高的道德意義。”這類驚世駭俗的利己主義話語，在許多人看來是想得說不得，或做得說不得的，但安·蘭德以一種人生哲學的方式，旗幟鮮明地亮出了旗幟，令他們感到酣暢淋漓，大快人心。
安蘭德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私利追求者，一種是在生產中追求私利，為人類創造財富（Make Money），另一種是在搶劫中追求私利，指那些躺在福利政策下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這二種人在道德上是完全不同的。財富的創造者與財富占有者完全是兩類人，前者是發明家、商人和企業家，他們支撐了整個世界。後者不從事生產，隻是熱衷於重新分配。將別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口袋。那些在搶劫中獲得私利的寄生蟲們，打著利他主義的旗號，毀滅的正是真正的利己主義所創造的世界與財富。安·蘭德大聲疾呼要顛覆傳統的道德觀，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誠為自我的利益創造財富的人，“人們被教導自我是罪惡的同義詞，無私是美德的理想。但創造者是不折不扣的自我主義者，而所謂的無私者正是那種不會思考、感覺、判斷和行動的人。”
可以想象，當特朗普與他的億萬富翁所組成的政府團隊們，讀到安·蘭德的文章，會如何的會心一笑，而安·蘭德若地下有知，曉得她的粉絲們入了白宮，又將如何的興奮莫名，像特朗普這樣的商人，正是她心目中的道德化身。她堅定地認為，自利和自私是經濟理性人的首要美德，自私的意涵是關注自己的利益，這才是道德的本質。沒有人能為了他人而活。他不能跟他們分享自己的精神，正如同不能分享他的身體一樣。人的生存隻能依靠自己的頭腦，因此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生具有追求幸福——私利的權利，理性的“自私”是一種美德；要實現這一權利和美德，最完美的政治製度就是建立在自由市場基礎之上的自由資本主義。
特朗普說過，他當選之後的第一件事，是廢除奧巴馬推行的全民醫保。安·蘭德的忠實門生倫納德·佩柯夫早就論證過：窮人的醫保隻能作為一項慈善事業，不能由政府通過法律強製推行。社會化的醫療保險不僅不切實際，無法運作，而且從理論上說根本是不道德的！佩柯夫也強烈敵視外來移民：“如今，我們是福利國家，越來越多的試圖成為寄生蟲者會越過邊境，以尋求政府的施舍物。對美國人來說，讓外國人不受限製地進入就意味著邪惡的不公平---強製美國納稅人做出犧牲，以支持來自全球的卑鄙之人。”安·蘭德與她的信徒們為特朗普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建造隔離牆早早準備了道德的理由，因為養活那些揩油的外國移民意味著“邪惡的不公平”!
反對利他主義，隻是消極麵，安·蘭德真正要塑造的，是一個利己主義的個人英雄觀。她說：“我的哲學，實質上就是這樣一種概念：人是一種英雄的存在，將他自己的幸福當作他人生的道德目的。創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動，理性是他惟一的絕對標準。”
這裏要注意的是兩個概念，一個是“理性”，另一個是“成就”。安·蘭德從小就是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優等生，聰明、知性、能幹，在智商上高人一等。她隻相信自己的理性，自己就是理性的化身。德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別過兩種理性：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價值理性與終極價值關聯，區分是非、善惡、美醜，而工具理性則與價值剝離，隻是通過最有效的途徑，以實現一個個具體的“小目標”，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
工具理性是資本主義的奧秘所在，而安·蘭德所說的理性主義，正是韋伯意義上的工具理性精神。在她看來，理性的道德觀不是劃分善與惡，而是區別積極與消極。理性的人是積極的，是創造者、生產者、個人主義者，不理性的人是消極的，是寄生者、模仿者、集體主義者。顯然，商人最符合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他就是工具理性的人格化身。
矗立在曼哈頓40大街的特朗普大廈，就是“理性”與“成就”的物態象征，其器宇軒昂的外部身姿與奢侈豪華的內部裝飾，沒有絲毫精神與價值的成分，充滿了資本主義的物欲氣息。特朗普大廈雖然有形似哥特式教堂的高聳尖頂，但它並不通向上帝，隻是人所創造的“客觀”成就。這正是安·蘭德哲學最欣賞的。她討厭一切主觀的、宗教的、烏托邦的元素，理性也罷，成就也罷，都是客觀的物態所在，可以為獨立於人的意誌與價值偏好的客觀效益所度衡。
安·蘭德自認為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崇拜者，但她的哲學與英美式的經驗主義和清教徒的宗教精神相去甚遠。她來自於俄國，繼承的是歐洲大陸的理性建構主義傳統，是歐陸啟蒙運動釋放出來的理性狂人，對人的理性極端自信，相信能夠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規劃能力，為天地立法，重繪世界藍圖。
資本主義是一種最徹底的世俗意識形態，以工具理性的自大，排斥一切烏托邦，無論是來自激進的社會主義理想，還是保守的基督教傳統。安·蘭德不相信各種神魅，她以極端的無神論姿態，對各種她稱之為神秘主義的烏托邦左右開弓，今天激烈批評社會主義、福利主義，明天痛斥上帝與基督教。她反對一切宗教，因為她有自己的世俗宗教：美元教，誠如《星期六晚郵報》當年諷刺的那樣：“蘭德小姐堪稱自由企業的聖女貞德，隻是用美元代替了十字架。”
毋庸置疑，特朗普與他的政府團隊們，信仰的也是這個美元教，沒有任何神秘，拒斥一切超越的烏托邦，不要與我談甚麽普世價值與人類精神，唯一的度量衡，就是可以用美元來衡量的“客觀”的物質“成就”。
安·蘭德雖然標榜自己的哲學叫“客觀主義”，卻充滿了尼采式的創造的個人精神。她說：“創造者不是無私的。自足、自我推動、自我創造就是他們超人力量的全部秘密。”小說《源泉》中的主人公霍華德·洛克就是這樣具有天才創造力的超人英雄。他野心勃勃，在大學時代就反體製，與一切墨守成規的庸人作對。洛克來到紐約闖蕩，像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一樣，挑戰生活中的各種困難，在凡夫俗子的包圍之中顯現出天才的本色，設計出舉世無雙的曼哈頓摩天大樓，在庸人們的妒忌目光之中，他將建造中的自己創造的傑作炸成一片廢墟。
在法庭上，這位尼采式的天才超人向世界痛陳個人創造的偉大意義，最後感動了陪審團，被宣判無罪，英雄終於贏得美人歸，與崇拜他的心愛女人一起升向新的世界巔峰。特朗普曾經以《源泉》中的洛克自詡，自信滿滿的他，的確在世界“創造者”洛克那裏看到了自己水中的影子，那樣地笑傲江湖、睥睨庸眾，將整個世界連同美人一起攬入懷中。
來自於俄國的安·蘭德是一個奇怪的矛盾體，她的觀念是理性的、冷峻的，氣質卻是浪漫的、激情的，在她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她引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主人公高爾特的名言作為結束：“你要捍衛自己的人格，捍衛自尊的美德，捍衛人的本質；至高無上的理性頭腦，你應該無比堅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為地球曾經存在的一切成就、價值、偉大、善良和幸福而鬥爭”。
理性的頭腦與浪漫的意誌，在安·蘭德身上奇妙地混雜在一起而不自知，她有著工具理性準確計算的冷靜，又富於某種煽動性、啟示性的先知魅力，讓她的信徒們為了理性的信仰而如癡如狂。這種世俗性先知的神魅性，同樣表現在特朗普身上，隻要看看他在競選演講中，底下白人藍領聽眾們如饑似渴的眼神，就可以明白，即使在一個世俗社會，宣傳最世俗化的意識形態，也同樣會激起原教旨主義般的狂熱。世俗主義的狂熱不比宗教的狂熱更令人寬心。一篇《阿特拉斯聳聳肩》的書評尖刻地指出：“她筆下那些戲劇性的商人實際上就是尼采式的超人”，與左翼一樣可怕，“老大姐在看著你”。
《阿特拉斯聳聳肩》是比《源泉》更能代表安·蘭德思想的反烏托邦小說，它虛構了在經濟大危機時代，美國政府模仿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統製經濟，搞得局麵不堪收拾。這個當口上，憤而起來罷工的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安蘭德心目中的“創造者”：發明家和企業家。這些社會精英逃離到一個神秘的山穀，在工程師約翰·高爾特帶領下建立了一個個人主義的烏托邦，冷看被集體主義主宰的現實社會自取滅亡。安·蘭德花了整整二年時間，推敲“創造者”領袖高爾特的壓軸演講。長達6頁的演講稿體現了她的核心思想：財富是由少數精英人物創造，英雄的選擇將拯救墮落的世界。
雖然安·蘭德是一個激烈的無神論者，但她像俄國的革命者一樣，其極端的反宗教姿態本身充滿了東正教氣息，相信自己就是彌賽亞，甚至上帝本身，當眾生誤入迷途之時，將降臨人間拯救墮落的人類。優等生出身的安·蘭德在氣質上與英美的清教徒傳統格格不入，她蔑視草根，討厭平庸。清教徒的領袖是社會自治的產物，與家庭、宗教和社區有著血肉的聯係，美國的建國領袖大多是從底層脫穎而出的鄉紳，帶有鄉下人的質樸，他們信奉的也是庸常的經驗，《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就是一組盎格魯·撒克遜曆史傳承下來的經驗常識。
然而，安·蘭德不同，她身上更多的是歐洲大陸的風格，不僅有法式啟蒙運動的傳統，相信理性與知識是人類的精華，而且更具有德國尼采的超人精神，堅信與芸芸庸眾為敵的少數精英可以拯救世界。
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大腦與心靈正是由法德兩種文化勾兌而成，安·蘭德無論如何膜拜美國的資本主義，她的全部身心早在少女時代就被她所痛恨的俄國文化所形塑。她筆下的那些擁有財富與智慧的“創造者”阿特拉斯，就是希臘神話中以雙肩支撐蒼天的擎天神，一旦得罪了他們，阿特拉斯們不高興了，隻要聳聳肩膀，罷工不幹了，便山崩地裂，人類的末日來臨。
在安·蘭德看來，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就是由少數精英領導的，自由市場和自由社會不是由多數庸眾統治，他們隻會壓製少數創新者和知識巨人，將人們拉平到某種共同的水準。隻有少數才華出眾的人士出麵領導國家，不斷提升自己的同時，才能將自由社會提升到他們那樣的水平。
1941年，安·蘭德模仿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風格，發表了一篇長達33頁《個人主義宣言》。她對個人主義（確切地說是精英主義）所具有的狂熱，與清教徒的審慎與謙卑格格不入，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貪婪和驕傲也缺乏起碼的警惕。她相信理性擁有無遠弗屆的魔力，超人的意誌將拯救墮落的庸眾。
安·蘭德這種知性的驕傲，在華爾街和矽穀當中有廣泛的知音，特朗普與他的富豪團隊更是個個自命不凡，自信是拯救天下的不世英雄。特朗普在商場上是一代梟雄，也是美國社會家喻戶曉的電視明星，本來已經無所可圖，但實在對討好“庸眾”的奧巴馬和同樣平庸的政客們看不下去，認為他們將國家搞得一團糟。
天將大任於斯人也，於是他出山競選，許諾要以自己高人一等的聰明與才幹，讓美國變得“再次強大”。許多人認為特朗普太狂妄、太可笑，但按照安·蘭德的精英政治邏輯，特朗普是給美國帶來得救與新生的彌賽亞，不啻為現實版的霍華德·洛克與約翰·高爾特，而特朗普的確也是以霍華德·洛克自許。
既然安·蘭德與美國的清教徒精神格格不入，為什麽在美國她會大紅大紫？這就要說到美國人性格中複雜的兩麵性。最早的美國人是坐著五月花號船來到新大陸的新教徒，他們對上帝有著虔誠的信仰，堅信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選民，而證明自己的最佳途徑，是在現實社會中的世俗成功。
然而，積累財富、拚命賺錢，不是為了滿足世俗的欲望，隻是為了向上帝證明自己對信仰的虔誠。第一代企業家都具有清教徒的“入世禁欲”精神，努力、勤儉、誠實，物質上無欲無求，甚至節儉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富蘭克林是最早的資本主義人格化典範，他在日常生活中，謹守自己製定的13條美德：克製、謹言、有序、決心、儉樸、勤勉、誠懇、公正、中庸、清潔、鎮靜、節欲、謙虛。富蘭克林像朱熹教育出來的儒教徒那樣，每天晚上記功過格，檢查自己一天的言行，是否符合美德的要求。他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的年輕人相信，世界上沒有其他品質像誠實、廉潔那樣，可以讓窮小子發財致富。
不過，原始的資本主義精神有宗教的性格，同樣有世俗的一麵。世俗的物質欲望，一旦被釋放出來，就像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就再也無法收回。於是，到了第二、三代之後，資本主義逐漸從“入世禁欲”蛻變為“入世縱欲”，上帝的神魅漸漸褪去，不再有宗教性，剩下的隻是人性中的貪婪本性、對財富的無窮渴望。
曾經對資本主義有過研究的兩位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強調的是其“入世禁欲”的宗教性格，而桑巴特更重視的是“入世縱欲”的世俗一麵，他認為資本主義是與清教精神衝突的，其產生於奢侈，17到19世紀的富人們渴望通過奢侈性消費進入貴族階層，獲得上流社會的認同。桑巴特還認為，資本主義與猶太人古已有之的理性主義和商業精神有關，沒有猶太教，就沒有資本主義精神。猶太民族盛產大科學家、大銀行家和大企業家，絕非偶然。安·蘭德是來自俄國的猶太人，她對理性知識與金錢財富的膜拜，視科學家和企業家為世界財富的真正“創造者”，不能說與她的猶太背景毫無關係。
相比較歐洲，美國是最具有資本主義精神的一片國土，無論是它的清教傳統，還是世俗性格而言，都是如此。安·蘭德的繼承人倫納德·佩柯夫說：“從本質上說，美國是由利己主義所創建。開國之父預想的這片大陸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潤的---也就是一個自力更生者、個人、自我和‘我’的國家”。這無疑是對富蘭克林那第一代資本主義者的嚴重誤讀。
海涅說：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當代那些隻關注個人利益的跳蚤們豈能理解當年開國龍種們的宗教情懷！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曆史上的美國，一無貴族傳統，二無社會主義運動，美國人普遍相信個人奮鬥，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理所當然的天然法則。這就是安·蘭德能夠在美國走紅的社會土壤，也是特朗普這位從無從政經曆、私德上毛病多多的商人能夠當上總統的淵源所在。
一大批美國人不相信眼淚，隻認成功。特朗普既然商場上那麽出色，為何不能用商業的原則來治國？“讓這個人試試!”，成為許多美國底層白人的普遍呼聲。
美國一直擁有強大的保守主義傳統，然而，小布什奉行的是宗教保守主義，其社會基礎是美國南方和中部的基督教福音主義，而特朗普相信的則是世俗保守主義。雖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但無論是他的自傳，還是演講，很少有上帝的影子和宗教的氣息，更多的是自我的迷戀和對商業精神的膜拜。可以想象，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國，將是一個商業共和國。
特朗普的思維、語言，都是商人的邏輯。商人以交易為最高美德，沒有什麽絕對的原則，更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正義或邪惡。一切皆可交易！特朗普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就是如此。不要與我談什麽政治與外交的底線，原則隻是利益交換的砝碼。政治是一門生意，外交要遵循交易的法則，即便道德與正義，對不起，也是可以交易的！因為商人的倫理，就是等價的利益交換，所謂正義，就是交易的平等。在全球化貿易當中。中國占便宜了，美國吃虧了，那就要推倒重來，哪怕玩一把火，以“一個中國”作為交易的砝碼，也在所不惜。在特朗普這裏，原則不過具有工具性的價值，是商業談判的手段，可用可不用，無可無不可，一切原則都要服從最高的目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由交易是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核心，世俗保守主義者特朗普唯一信奉的，就是這一法則。特朗普的性格不難理解，在反複無常的表麵背後，是對自我利益的冷酷堅守。他是透明的，從不假惺惺，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為自我利益辯護。寧願爽爽快快當一個真小人，也不吃吃力力做一個偽君子，這就是赤裸裸的商人性格。
在特朗普自傳出版的時候，美國各家報紙早將他看透了。《紐約時報書評》一言而蔽之：“特朗普是為交易而生的”，《聖地亞哥聯合報》評論說：“正如獅子的屬性是‘肉食動物’，水的屬性是‘液體’，特朗普的屬性，是‘生意人’。”
特朗普與他的商業夥伴們，精通於商業上的交易，卻不懂如何建立一個商人哲學。特朗普不會的事情，由安·蘭德替他完成了。安·蘭德哲學的全部核心，乃是徹徹底底的資本主義商業倫理。她坦率地說：“我喜歡美元符號，因為它是自由交易的標誌，所以，也是自由思想的標誌。”《斯特拉斯聳聳肩》中有一位大企業家，如此說：“金錢就是一個社會的美德的氣壓計……金錢是一種非常高貴的媒介，它不會跟殘忍講條件。它不會允許一個隻有一半所有權、另一半靠強搶的國家生存下去”。
金錢拜物教，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最犀利的揭露和鞭笞，安·蘭德雖然對資本主義的態度與馬克思截然相反，但對其本質的認識卻是高度的一致：一個以金錢為唯一度量衡的物欲化製度，與美國清教徒山巔之城的宗教理想差距甚遠。金錢之國，是安·蘭德對美國的最崇高讚譽，那是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人類光榮。她熱情地謳歌商人的偉大曆史功績：商人是“是偉大的解救者，他們在短暫的150年的時間內，已經將人們從自然需求的束縛中解救出來；將他們從極度痛苦的、手工勞動日工作時間高達18小時的苦役中解教出來”。有史以來第一次，人的精神和金錢都獲得了自由，統治社會的，正是人的最高級類型：擁有自我創造能力的美國企業家。
假如特朗普聽到安·蘭德的讚譽，一定會心花怒放，因為他正是她所傾心膜拜的“美國企業家”：一等的智商、一等的創造力、一等的經商才華，接下來，將證明給美國和世界看的，將是一等的治國能力。特朗普在自傳中說：“錢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它隻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賺錢的過程。”再過四年甚至八年，他或許會如此寫到：“權力隻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掌權的過程。”是的，商人對金錢的膜拜，政客對權力的追逐，其實都不在金錢與權力本身，而是對自我的迷戀，通過一等的成功，證明自己是人世的君王、世俗的上帝，這才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奧秘所在。
安·蘭德死後，被譽為“美國商業文化的代言人”，她的粉絲遍布華爾街與矽穀，多的是企業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的頂尖精英。他們喜歡讀她的作品，從她的言論中獲得精神的鼓舞和倫理的證明。在安·蘭德宗教小圈子核心成員當中，有一位後來成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年輕人，那就是格林斯潘。每個周末的小圈子聚會，格林斯潘必定到場。原來他最迷信的是經濟學的數據，對他來說數據就是一切，他相信“數據不會欺騙自己，能讓自己如願”。
他雄心勃勃地試圖通過客觀的數據，設計一個把握經濟運作規律的“格氏模型”，就像牛頓發明的萬有引力規律一樣。但格林斯潘碰到了一個與牛頓同樣的辣手問題：誰是經濟運行的第一推動力？“上帝之手”在哪裏？那是各種數據模型推導不出來的。格林斯潘認識了安·蘭德之後，有醍醐灌頂、頓開茅塞之感，原來經濟學世界的“上帝之手”就是像霍華德·洛克、約翰·高爾特這樣天資卓絕、特立獨行的精英創造者！他認定，安·蘭德為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體係奠定了道德基礎。
格林斯潘在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大力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鼓勵各種金融創新，最後釀成2008年因金融衍生品引發的全球金融大危機。到了這一刻，自信的格林斯潘才對安·蘭德哲學有了一絲絲懷疑：想到了人性的貪婪，沒想到人性是如此的貪婪！
當年安·蘭德的靈魂進入了美聯儲，今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她的幽魂又入了白宮。最後結局如何？不免讓人捏一把冷汗。安·蘭德一直召喚所謂的“新商人”與“新知識分子”。在她看來，傳統知識分子總是以反對商人為己職，“新知識分子們必須為資本主義而戰，不是將其視為一種‘實際’事務、一種經濟事務，而是懷著最為正義的自豪作為一種道德事務而戰。這是資本主義理應得到的榮耀。”新知識分子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思想鬥士，新商人則是新知識分子的觀念實踐者。一個是靈魂，一個是肉身。讀懂了安·蘭德，也就能預測特朗普將何去何從，會打什麽樣的牌，有什麽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