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在西北聯合大學

大學時期的爸爸

流亡西北

一九三七年爸爸大學二年級。全麵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兩三個月，學校提前放暑假，二年級學生集中起來到南苑宋哲元的部隊參加軍訓。負責軍訓的是一個師長叫李杏村，還有一個叫某某風，後者在抗戰爆發後起義加入共產黨。

軍訓還沒結束，爸爸得了濕性肋膜炎。醫生從他肺裏抽出一大口缸膿水。就在這時候，“七七事變”爆發了，日本人侵占了北平。爸爸正住在西山萬壽寺的一個療養院養病，趁日本占領軍還沒來得及大屠殺，醫院派車把所有的病人拉到城裏的中央醫院（現在的人民醫院）躲避。

風聲越來越緊，北平已經呆不下去了，人們大批流亡。三叔劉逸南決定讓爸爸和弟妹長菁長蘭離開北平，到西安劉蔭遠處暫避。臨走的那天晚上，爸爸仍在發燒，X光片顯示已經有肺侵潤——肺結核的症狀，他的三嬸小心地把一個溫度計放在爸爸的衣袋裏。（二〇〇一年我邀請爸爸去澳洲遊玩，在體檢中，醫生發現他肺上有結核的鈣化點，反複照相，做痰培養，並要求提供六十四年前的病案。就在這反複折騰過程中，爸爸離開人世）

劉逸南派了一個軍官護送他們。一行人先到了天津，然後坐海船到煙台。船停在龍口，下船一看，到處都是當兵的。住了一天，沒有長途汽車，他們找到一個去濟南的卡車司機，搭上了他的車。到了濟南，他們給司機錢，司機不收，說：“大難當頭，誰沒有個困難。”徑直走了。山東民風之醇厚讓爸爸深為感動。抗日戰爭中，中國人表現出了空前的團結和善良。爸爸還記得一件事：抗戰初期，他從甘肅經川縣回西安，途中在鹹陽附近打尖。在臨時搭的飯棚吃飯，要了一個蘿卜湯，那碗蘿卜湯非常鮮美，爸爸讚不絕口。旁邊一個人說：“你沒看見掌櫃的親自下廚給你做的。”爸爸說，一個人受到人家的尊敬，一輩子忘不了。

爸爸從濟南坐火車到了西安。這時侯，北平大學已經遷至此地，與師範大學、唐山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組成一個西安臨時大學。

在西安僅上了一個學期的課，日本軍隊已逼近臨潼，隔著黃河向西安打炮。國民政府要求學校立即搬遷到漢中的城固。從西安到漢中全靠步行，隻有一輛大車拉病號，上麵可坐六七個人。爸爸的病還沒有完全好，經常發燒，大家讓他坐在大車上。

過了寶雞，多是山路，大車難行，爸爸加入了步行隊伍。先經過褒城——褒姒的家鄉，學生們停留了好幾天。褒姒是紂王的妃子，紂王為博其一笑，點燃百裏烽火台。褒城有一道河叫褒水河，沿河岸走三四裏地，遇百丈懸崖，便是秦嶺的終端。山崖下是一片河灘，河水流到這裏十分湍急，拍打崖石，濺起白浪如雪團，故有曹操在崖壁上題寫的大字“滾雪”。

正是五月間，天氣已熱，男生們就在河裏洗澡。有七八個小夥子以為沒有人經過，就脫光了，洗完澡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師院的一個女生和一個男生來看“滾雪”。走到河岸邊，那女生一定要下河灘去看躺在地上的男生，男朋友勸也勸不住。女生在河灘竟大膽地在這群裸男中間姍姍穿行。看來“開放”不僅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獨有。

在秦嶺的山路上，爸爸他們一邊走一邊吟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此詩是韓愈被貶謫南方，經秦嶺時感慨而發的。親臨高峻的秦嶺才能領略了詩中的雄闊境界。

到了留壩縣，縣城小得連臨渙集的十分之一都沒有，就是一條短街，但是留壩縣一帶有名勝“大散關”、“廟台子”。廟台子離留壩縣三十多裏地，位於秦嶺主峰之一的紫柏山東南腳下，也叫張良廟，傳說張良在劉邦做皇帝後被封留侯，隱居在此，死後人建留侯祠。祠堂傍山溪泉水，倚茂林修竹，美如仙境。廟的建築也很精致，院中還有一個泉眼，流水汩汩。廟裏有很多名士墨客達官貴人立的碑石。廟中有百十口出家人，看上去好像是道士。附近山上有鐵礦，道士們采礦煉鐵，打製鍋盆等炊具賣，生活很富裕。

爸爸和同學王家驤（五十年代爸爸介紹他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做俄文編譯，是爸爸的終身好友）到竹林遊玩，見有修竹碗口粗壯，王家驤在上麵刻字留念——“朋友，戰鬪！”他也是個熱血青年，是爸爸發展的共產黨員。“朋友戰鬥”幾個字正表達了他當時的心境。

他們還經過一個叫馬道的小鎮，鎮子的街道又短又小。傳說蕭何追韓信時，追至於此。馬道有一山溪（後來已經幹涸），夜間漲水，溪水邊有一塊石碑“寒溪夜漲”。蕭何追到這裏，夜月之下，麵對大水無可奈何，隻好停步。馬道山上還有蕭何廟，很多學生上山拜神求簽。

學生們在留壩縣住了兩天，遊遍了當地名勝。很多人說這塊地人煙稀少，遠離紅塵，真是個理想的去處，老了要到這裏來住。

如今電影電視上常見的亡國學生個個滿目悲蒼，嘴角下垂，牙關緊咬。這些學生卻有這樣好心情，到底是年輕人。

學校遷到城固後改名“西北聯合大學”（一九三九年底又改為西北大學。抗戰勝利後，師範大學恢複了自己的校名。北平大學就再也沒有了）。城固在陝南算是大縣。三國時諸葛亮伐魏，六出祁山的後方根據地就是漢中城固。諸葛亮在此屯糧。城固郊區有蕭何墓，就是一個簡單的石墓。郊區的另一邊還有樊噲墓，是一個很大的墳塚。文學院很多學生是研究曆史的，有人發起號召挖掘樊噲墓，最終也不知道他們挖出了什麽東西。

城固縣城雖大還是容納不下整個西北聯大，隻有文學院和師大設在城裏，其他學院都在附近的郊縣。醫學院在漢中，農學院在陽縣，工學院在漢中南邊幾十裏的古羅壩，工學院的師生發揮了自己的專業特長，在山裏蓋了一個樓房，好似一個城堡。法商學院則設在城外的縣立師範學校裏。

古羅壩還有一個教堂。在中國農村，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數不少。爸爸的臨渙鎮上就有一個基督教堂和一個天主教堂，信者甚眾。一九六四年爸爸在河南安陽農村搞“四清”，生產隊裏有很多人信教，有些人家裏有精裝本的《新舊約》，爸爸還借來看過。爸爸保姆的家鄉安徽無為縣也有很多人信基督教。

城固一帶非常貧窮，老百姓很少，穿的都是破衣爛衫。已經是十二月份，農村的女孩子穿著到膝蓋的長衫，打著赤腳，在門口曬太陽。

爸爸的一個同學牛汀（也叫牛漢，後來與爸爸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說秦嶺山中有一種人，群居似原始部落，與外界沒有來往，長相奇特，說自己的語言，外人聽不懂。當地人稱呼他們什麽，爸爸已經記不得了，不過他確實見到了一個這個部落的人，那是在城固的一家店鋪裏，店主抓到一個部落的小孩，就當奴隸一樣養起來，養大了，讓他看門，做粗活。

山裏的老鷹很厲害，有一次爸爸在城固買了一斤肉，手裏提著在街上走。一隻老鷹從後麵俯衝下來，一抄，手中的肉飛上了天。

山裏有土匪，地方上有惡人。曾經有一夥人夜裏潛入俄文教員鞏錫慶的住處，用針頭刺進他的心髒，疼得他跪在床邊而死。那天晚上他的弟弟鞏仁放也和他住在一起，不在同一屋裏，躲過一劫。鞏錫慶原來在國民黨部隊給蘇聯軍人作翻譯，蘇聯人走後給了他很多刀叉，不知怎麽叫那些歹人知道了，以為這些東西是銀的，是專門衝著這些“銀器”去搶劫的。案發後盛傳是土匪幹的，學校十分震驚，逼迫當局破案。當局便衣尋訪，調查了很久，才在離城固七十裏地的一個村裏抓到了四五個人。那些人又不似真正的土匪，就是一些歹徒，均判死刑。官府讓他們跪在鞏錫慶的墳前執行槍決。

愛國竟何罪

西北聯大中共地下黨支部的工作一直很活躍。支部以北平大學的地下黨組織為主，由中共漢中工委、地委領導。爸爸擔任聯大第二屆黨支部書記，以讀書會的形式開展黨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底爸爸領導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反對解聘進步教授的鬥爭。法商學院的院長當時是國民黨委派的一個叫張北海的家夥，爸爸說，這人是個國民黨黨棍，看到學院中左翼勢力很大，就要解聘左翼教授曹靖華、章友江等十幾人。爸爸領導學生開展了反解聘鬥爭，呼籲罷免張北海的官，並派代表到重慶與教育部交涉。

教育部對學生采取的是壓製措施，但是師生呼聲越來越高，於是國民黨“擒賊先擒王”，在學校裏安插密探，跟蹤盯梢，準備鎮壓。學生中的國民黨特務認準了爸爸、鄭登材（鄭伯華，後武漢大學教授）、李昌倫（後武漢市領導）三人是學生領袖。

爸爸租住在校外一個老鄉的房子裏，黨的活動和開秘密會議都是在這裏進行。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元宵節的深夜，十幾名國民黨便衣特務摸到了爸爸的住處，在外麵叫門。那天正巧中共陝南特委派了一個代表小王來和他接頭，了解學生工作的發展情況並傳達上級指示和文件。交接完畢已經夜深，小王就住在他那裏了。敲門聲急促，小王說：“快燒文件！”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爸爸忙把文件塞到大櫃靠牆的夾縫裏，剛剛藏好，門就被踢開了。爸爸假裝剛剛起身，小王仍然蒙頭大睡，當作什麽事也沒發生。特務帶走了爸爸，沒有理會小王。然後他們又去抓捕了鄭伯華和李昌倫，連夜把三人押解到漢中。走了約六十裏地，天明才到達，後來爸爸才知道那是陝南國民黨務督導專員辦事處肅反組。

第二天提審爸爸，以他是“民先”隊員問罪。爸爸反駁道：“我曾經是‘民先’隊員。‘民先’隊是愛國的群眾團體，愛國人人有責，何罪之有？況且抗戰以後武漢方麵已經宣布‘民先’隊解散，代之以‘青年救國會’，和我們沒有關係。”這是在被捕之前黨內統一的口徑：決不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最多承認“參加過‘民先’， 現在沒有活動”。審問者也無知，竟然無言以對。隻好把三個人押解到南鄭縣的看守所關押，再也沒有提審過了。

爸爸他們被抓捕的消息迅速在學校傳開，師生們憤慨激昂，探監慰問並贈詩勉勵曰：

愛國竟何罪，無端係爾身。永懷蘇氏節，不愧嶽家魂。

此地朔風急，北天春意深。勿為多寂寞，四海結同心。

同時西北聯大左翼師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發起了營救活動。一些教授像彭迪先、章友江、沈誌遠等多次奔波於城固、漢中之間，呼籲釋放被抓學生。寸樹聲教授專程到漢中與校長徐誦明（後來他活了一百零一歲）交涉，讓學校出麵營救。徐誦明校長又到漢中警備司令部找他的同鄉，政治部主任林某疏通。甚至在重慶“生活書店”的鄒韜奮先生也參與了聲援活動，以國民黨參政員身份發出呼籲，要求國民黨立法院院長孫科主持公道，電令陝南當局釋放被捕的無辜學生。在發起營救活動的同時，學生們還到縣政府交涉，要求改善他們三人的獄中生活狀況。在各方麵的壓力下，關押所不得不把他們移到後院，條件稍微好一些，房子還算幹淨，也比較自由了，可以在院子裏散步，還允許探監。學生們募集了一些錢送給他們。他們甚至可以訂購外麵飯菜。

 兩個多月後日本人轟炸漢中。敵機一來，關押所別的囚犯可以不管，唯獨不敢怠慢他們三個，必派人帶著他們到郊外躲藏。這是個小關押所，沒見過引起社會反響這麽大的“政治犯”，害怕萬一把他們炸死更加無法交代。

迫於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並且對他們三個人始終沒有抓到把柄，縣黨部終於同意由學校出麵保釋他們出獄。為了下台階，縣黨部提出條件，要他們在報上刊登一個脫離“民先”的啟示，遭到爸爸們的拒絕。後來經獄外共產黨組織的批準，他們才答應在漢中一份石印小報《漢中日報》上登載一條啟示。內容是：“‘民先’早已解散，我們沒有進行任何‘民先’的活動。”這和他們的口供是一致的。

三位被捕青年。左起鄭伯華、劉長菘、李昌倫                     

多年後爸爸講述這段被捕和獲救的經曆時十分簡單，輕描淡寫，並沒有“革命英雄主義”的自豪感。我猜想是因為後來交代次數太多的緣故。被捕獲釋值得慶幸卻不值得驕傲，出獄後要經過黨的層層審查和長期考驗，不能至少是暫時不能再擔任黨的重要工作。再加上曆次政治運動的反複交代和審查，已經成為被捕人的心頭之痛。上述關於營救的詳情，多是引自《西北大學英才譜》中王周昆和黃尹合寫的報道《著名文學翻譯家劉遼逸》。

螻蟻人命

爸爸倒是把獄中見聞講述得十分詳細。

最初他們被關在看守所的前院。監房非常肮髒，兩間大屋子關了幾十個人，拉屎撒尿都在屋子裏，牆上厚厚一層痰跡。犯人都是一些農民，罪行不過是偷雞摸狗打架鬥毆之類。有的人已經被關了一兩年，神情變得呆滯愚鈍。犯人滿身都是虱子，爸爸一進去就成了虱子們的新鮮大餐。院子是一個小天井，太陽天放風時，犯人把衣服脫了掛在繩子上，一抓就是一把虱子。爸爸穿的是一件羊皮棉袍，虱子鑽到皮毛裏，抓也抓不出來。

後來把他們轉移到後院。後院關的是一些“政治犯”。有一個是旅店夥計，罪名是“漢奸嫌疑”。還有一個算命的，也說是漢奸。這些人可能是花了幾個錢，押在後院，算是優待。犯人之間可以串門，交談。無聊時爸爸問算命的怎麽算，回答說猜字，要寫兩個字。爸爸寫了“貓狗”兩個字讓他猜。他說：“狗見貓就打架，不能和睦相處，近日遭遇不好，要吃官司。”爸爸聽了一笑了之，這話等於白說，官司已經吃上了。

有一天院子裏押來了十多個鄉下人，排著隊，個個蓬頭垢麵，衣不蔽體，麵有死色。爸爸不知道這些人是幹什麽的，因何獲罪。問其中一個老鄉，老鄉一口土話，驚惶失措地說了半天。爸爸聽不懂，去問一個獄吏，說這些人是陽縣的窮人，剛剛死裏逃生。陽縣離城固有幾十裏路，西北聯大的農學院就設在那裏。前不久陽縣有土匪殺人搶劫，縣政府限期破案，可是警察所破不了案，就抓了十幾個窮人當土匪交差。老鄉們有口難辯，均被定成死罪。天可憐見，拉出去槍斃的時候，警察已經排好隊，拉上槍栓，槍口瞄準了跪在地上的老鄉。正準備扳動槍栓的瞬間，一個警察發現目標前方有一個趕羊的孩子悠悠穿過，忙說：“且慢，前麵有個小孩，先讓他走開。”就在這個千鈞一發的時刻，有人飛報“槍下留人！”原來真正的土匪抓到了。一個過路的小孩無意中救了十幾條人命，真可謂老天爺相助！爸爸看到他們時，正是把這些虎口餘生的老鄉送回家的路上。他感歎道，人命真是不如螻蟻呀！

文革中爸爸被捕的經曆當然不會被放過。一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康生領導的“抓叛徒運動”在全黨全民中全麵鋪開。爸爸被內定為叛徒，依據就是造反派在檔案中查到他在漢中被捕出獄時曾登報簽署聲明。文革頭兩年因為“登報啟示”一事，中央領導人中“六十一人叛徒案”鬧得天翻地覆，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也難逃“叛徒”厄運。造反派理所當然地認為爸爸登了報就是叛變了革命。為了讓“叛徒”的結論板上釘釘，連我家保姆阿巧也不放過，父母的單位聯合派人到我家讓阿巧揭發。他們說：“你是被剝削者，你的主人剝削了你的勞動。現在我們查出你的主人是叛徒，你一定知道情況，你要熱愛黨和毛主席，就告訴我們他們的社會關係和活動。檢舉了他們和你沒有關係，你還立了功。”阿巧說：“我不知道什麽叫叛徒，我隻知道我的事頭（主人）是好人，最忠於毛主席了。”這個阿巧是個人物，那時早已經不在我家幹活了，隻是還住在我們的房子裏，但是一朝為仆，就固守傳統意義上一個傭人所具有的“職業道德”——絕對忠於主人，可以算是“義仆”。我們把她當作我家的一個重要成員（阿巧的故事可見我的博客上《自梳女阿巧》一文）。

還有一件湊巧的事情，他們去我家調查後不久，有兩個西安政法部門的人找爸爸外調，核查他們單位的一個國民黨留用人員的交代材料，後者恰好就是過去的鄭南縣看守所所長。外調人員要查他是否拘捕過共產黨，對革命者欠有血債。那人自己申辯說沒有抓過共產黨，隻是在一九三九年曾經關押過三個年輕學生，他們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隻說參加過民先，已經沒有活動了，就沒把他們當作政治犯，後來就釋放了。他的口供正好與爸爸所交代的情況一致。這樣一個巧合對免去爸爸的叛徒罪名有很大幫助。

文革中陝西省也有人來向爸爸外調“小王”，即爸爸被捕那天住在他家，假裝睡覺的中共陝南特委代表。爸爸這才知道那人實際姓董，叫董學源，已經是中央監察委員會駐西北監察組的組長。

難忘恩師

在講述學生生活時，爸爸總是念念不忘他的老師們。北平大學的教授當然很出色。俄語在商學係是第一外國語，必修。爸爸很幸運，當時國內數一數二的俄語專家劉澤榮、曹靖華、王之相都在商學係執教。

劉澤榮先生五歲時就隨父親到了俄國，早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兩次代表中國工人出席共產國際大會，受到列寧的接見。他的夫人是俄國人。劉澤榮先生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他編寫的中國第一本正規俄語課本是當時學俄文的必讀書。劉澤榮先生喜愛爸爸的好學，送給他一本俄文版托爾斯泰的《哥薩克》。爸爸後來在桂林將此書翻譯成中文。《哥薩克》的俄文原版書他則珍藏了一輩子。

有一次，劉先生給爸爸講他曾偶遇高爾基並與之長談的故事。爸爸也和我們說過，但還是蔣路先生（爸爸的好友，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部翻譯）複述得更詳細：

“十月革命初期的一個夜晚，（劉澤榮）先生從莫斯科乘火車去彼得堡。正當他獨坐單間車廂看書時，一個身材高大、留著兩撇胡子的人走了進來。一眼可以認出，那就是常在報刊上亮相的高爾基。先生自我介紹後，引起同樣在致力於扶貧濟困(在文化界)的高爾基的濃厚興趣。兩人愈談愈投合，一直談到次日早晨分手為止。先生是第一位同高爾基對話的中國知識分子。

這件軼事，是抗戰前先生在平大法商學院執教時告訴他的高足、我社元老之一劉遼逸同誌的。遼逸希望他用筆墨追記下來，以廣流傳，但是他表示要等晚年得閑憶舊的時候再說。可惜人事倥傯，他直至耄耋高齡仍不得閑，這段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的細節也就失傳了。”（蔣路：“懷念劉澤榮先生”載於：《光榮與夢想》人民文學出版社）

就是從那個時候，爸爸開始閱讀高爾基的作品。並且多年以後將他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他翻譯過《童年》、《福馬.高爾傑耶夫》（翻譯了一半就給別人了），並在電台和《閱讀與欣賞》一書中介紹《海燕》。

王之相教授是平大法學院院長、商學院教授，他擅長法政專業俄語。抗戰開始後北平大學西遷，劉、王兩位先生沒有去西安，商學係的俄語課主要由曹靖華、沈誌遠兩位先生執教，一直到爸爸畢業。

曹靖華俄語的功底深厚，又擅長於文學翻譯，課講得很受歡迎。一次，爸爸因事缺了幾堂課，向曹先生借講義來抄，曹先生將自己的一份印得整整齊齊的講義送給他。爸爸閱讀了曹先生翻譯的《第四十一》、《鐵流》等著作後深受教益，逐漸產生了從事俄國文學翻譯的想法。

名師的教誨為爸爸的俄語學習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令其終生受用不盡。

一九四九年以後劉澤榮先生與曹靖華先生都到了北京。爸爸與他們一直保持著師生友誼，每隔一兩個星期就前去拜望。在翻譯工作中有解不開的問題，都要去向他們請教。逢年過節，必登門造訪，終身執弟子之禮，直到前輩謝世。　

（巧合的是一九八八年我出國前，一個畫家朋友請我帶一封信交給他原來藝術學院的老師，已經移民澳洲的劉亞蘭女士。信上隻有名字沒有地址。澳洲那麽大，我到哪兒去找一個陌生人？那封信跟著我若幹年沒有寄出。大概十年之後，一次我在一個中國飯館吃飯，老板坐在我們桌前聊天，竟得知他竟是劉亞蘭的兒子。後來我在一個學校教中文，另一班的中文老師，看上去很像混血兒，相談之下，又得知他是劉亞蘭的侄子。更巧的是一次在派對上認識一個劉姓女士，交談後才知她竟是劉亞蘭的女兒。可是此時幾經搬家，那封給劉亞蘭的信已經找不到了。這個隻聞其聲不見其麵的劉亞蘭究竟何許人也？原來她就是劉澤榮先生的女兒。我始終沒有機會見到她本人，但是卻與劉澤榮的孫子輩們有著這樣那樣的交往。隻能說一句老話：“世界真是太小了。”）

政治經濟學的課程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執教。他不僅給學生們講政治經濟學，還講曆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和社會進化論。李達的進步思想對爸爸的影響很大。

俄語會話課的先生是一個白俄漢學家，學的是文言文。這位俄國的漢學家之迂腐與南京那位教國文的老冬烘有一拚。他教俄語會話用文言文解義。俄文的“你好嗎？”他說中文是“別來無恙乎？”俄文“你多大了？”他在黑板上寫：“卿者幾何？”他還認為《聊齋》是唯一代表中國文化的著作。

大學一二年級時，有門課程叫“心算”。教授為了引起學生興趣一上課先說笑話。說的是一位私塾先生死後閻王爺問他下輩子願意托生為什麽，先生說：“母狗。”閻王問為什麽。答曰：孟子雲“臨難母狗（毋苟）免，臨財母狗（毋苟）得”。中國社會一大批腐儒的心態躍然而出。其深刻和幽默讓爸爸記了一輩子。

法律教授教民法刑法，講課也很生動，說有個穿著翻毛大衣的婦女在墳頭小便。一個打獵的以為是兔子，一槍打傷了婦女，這叫做“誤傷”。

法商學院教職員合影

曾經有一位記者采訪爸爸，他擺手道：“不要寫我，我這一生平平淡淡，沒有什麽好寫的。”他又說，“你若實在要寫，就寫我的老師吧。”

節自長篇家史《半壁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