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緩解後，現在開始問責，矛頭直指訪漢的京城專家組，對此我一點都不反對。中疾控主任喬治高和他的幕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掌控國家疾控中心，武漢幾千條生命的失去多少與他們的職業操守相關。但這是遠遠不夠的，全國甩鍋是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最後隻能拿些湖北的諸侯當替罪羊。

這帖反映的事實是，湖北官員也就是中國官員的平均水準，很多人在聚光燈下都會如此：“最近很多領導及朋友問我: 印象中你們湖北人都很聰明，怎麽當地全是些傻逼官員？在此我鄭重聲明:答非所問的蔣超良書記，是湖南人，反複更正口罩產量的王曉東省長，是江西人，假話連篇的馬國強書記，是河北人，一問三不知的黃岡衛健委主任唐誌紅，是重慶人，罷免的F4沒有一個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背這個鍋！[Grin]”

我在武漢讀醫學院時，我們同濟是不會把北京的什麽朝陽醫院的專家當回事的，因為我們肯定比他們強很多。即使現在，我的消息源也告訴我：當武漢同濟的醫學教授與京城專家討論新冠的臨床診療時，也不覺得他們的水準更高。武漢的同濟與協和醫院是中南地區最好的三甲醫院，也是在全國擁有聲譽的臨床醫學中心。你說疾控方麵聽京城專家的統籌可以理解，具體治病也聽他們的，就讓人匪夷所思了。但是京城專家們現在為什麽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呢？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變了，那些大佬們給了這些專家指點江山的權力。

這應該是很清楚的事情，武漢協和醫院在2020年1月18日的正式公告中，還在說“尚無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和“可防可控可治”。醫院的技術官僚有錯，但是他們不是最大的責任方，最大的責任方是讓武漢的醫護人員和他們的管理者不能說真話的京城人或機構，大家別撿軟柿子捏。他們的影響與條規讓武漢醫院的前線醫生必須簽保密協定，也執行訓誡八名醫生，或置天朝CDC的可能匯報於不顧。武漢協和醫院在1月11日就有醫護人員感染，他們難道不知道人傳人嗎？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不需要學醫都知道人傳人，他們心裏明白，但是院方讓他們不能說。這樣便開始了層層撒謊的程序，因為院領導要保烏紗帽，醫院領導不是為自己的職工負責，而是向他們的領導示好。

情況有多麽嚴重呢？鍾南山在1月20日稱可以人傳人，我的1月18日的文章傳遞了武漢感染人數可能達1723人的信息後，我那善良的母親不以為然，感歎自己養了一個不愛國的兒子。

Two points contributed to this tragedy: 1. Highly concentrated power; 2. Suppress free speech。

這才是從這次疫情中需要反思的東西，現在即使不到四十歲的朋友都對我說，他們年輕時的說話環境是相當開放的。

最近有篇文章報道，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希望這次疫情能給我們帶來些文化層麵的啟蒙，我還以為劉道玉要談法國啟蒙運動那般的啟蒙，看完才知道是“共用公筷”之類的啟蒙。不是他水準比較低，而是他隻能點到為止。好在他當校長時的武大留美學子這樣告訴我：“他私下在我班的聚會時可講的不是“公筷”啟蒙這種低級的東西。前幾天“人日”向他約稿，也不知道老先生寫的東西被接受了沒有？是否改得麵目全非了”

讓我用我以前文章中的句子來結束此文：“如果這次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麽，從此有所長勁，那就是需要營造讓人們不需要太多的勇氣，隻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與實話的環境”。

武漢協和醫院發生醫護人員感染的時間是2020年1月11日。六家武漢的醫院發生醫務感染的時間比協和醫院早，武漢第一醫院更是早在2019年的12月27日。

武漢協和醫院在2020年1月18日發的公告：無明確人傳人的證據，即使人傳人也是有限的，並且用紅色字體強調可防可控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