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盧梭：A Friend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十八世紀的富蘭克林、傑弗遜、潘恩、亞當斯等美國建國先賢們，從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大衛休謨等歐洲啟蒙思想家汲取了革命思想和政治智慧。然而，對於二十世紀的美國進步教育家來說，唯有盧梭是他們真正的革命導師，他們熱誠追隨的“自由和平等”之友。
盧梭於1712 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一個微寒的鍾表匠之家，一出世即遭遇母親亡故，長至十歲又被父親遺棄。幾乎未受過正式學堂教育卻才華過人的盧梭對後世的影響超過了啟蒙時期任何一個作家或思想家，康德、叔本華、馬克思、尼采、歌德、席勒、拜倫、雪萊、托爾斯泰、普希金、濟慈等都受其影響。席勒將盧梭比作蘇格拉底；歌德讚歎“《愛彌兒》及書中情感的影響遍及所有開智的心靈”；托爾斯泰坦露：“我在十五歲時，脖子上掛的不是尋常的十字架，而是一個盧梭像章”。
盧梭書中細膩的情感筆觸、對權貴奢靡的鄙視和對自由平等民主的崇尚至今仍深深打動世界各地的讀者。然而，他的真實生活卻存在反差：他把自己的五個私生子都遺棄在育嬰院不知所終；他與伏爾泰、狄德羅、休謨等原本都是摯友，但卻陸續與他們全都反目成仇。狄德羅這樣指責盧梭：“荒謬，像撒旦一樣自大妄想，忘恩負義，凶狠，偽善，邪惡……他從我這兒吸吮思想攫為己有，然後又從心底裏蔑視我”。英國政治家Edmund Burke 與盧梭會麵後這樣評價他：“毫不在乎原則，一味迎合虛榮，他的心靈被虛榮占據，故而處於近乎瘋癲狀態”。
文藝複興時期興起的科技人文進步激發了人們對天地萬物的求知欲和理性思考，開啟了啟蒙時期的思想運動。伏爾泰和盧梭的先師洛克（1632–1704）是牛頓( 1642–1727)的朋友兼崇拜者，為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所傾倒，常向其討教問題，並為這樣一個稀世天才僅靠微薄的薪俸為生而憤憤不平。狄德羅等眾多學者編纂的《百科全書》凝結了啟蒙時期人們對知識和理性的崇尚精神。然而，有別於同時期的其他啟蒙思想家，盧梭的論著卻特立獨行地表達了對科學和理性的輕蔑。他的作品充滿了主觀想象和細膩情緒的鋪敘，開啟了輕視理性、強調個性主觀情感的表達、複歸中世紀審美價值觀的浪漫主義運動。盧梭一生崇尚自然，他以假想的人類原始時期的“自然的狀態（state of nature）”作為人類的最理想狀態，認為那時的人們沒有私產，天真善良，人人完全平等，是自由的“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s）”；而人類文明的發展帶來了私有製，導致了不平等和人類的道德墮落。盧梭認為科學和藝術並未給人類帶來益處，它們並非出自人類真正的需要，而是人類驕傲和虛榮的結果，還為懶惰和奢華創造了機會，導致人們的腐敗和道德墮落。他還認為知識的進步使得政府更有權勢，可以進一步壓製個人的自由。由此可見，盧梭的論著帶有強烈的反智元素，無怪乎二十世紀美國的進步教育先鋒杜威、Kilpatrick等人及其門徒罷黜百家，獨尊盧梭。
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是啟蒙時期興起的革命性思想。與洛克、伏爾泰和狄德羅等思想家相比，富於幻想和浪漫情感的盧梭其政治思想更為激進。盧梭認為人類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下的絕對平等狀態 -- 亦即人人處於彼此完全相同的經濟和社會境況的狀態-- 是人類的至高無上的終極的平等目標和準則；最理想的政治形式是全民參與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然而，絕對平等和直接民主 -- 盧梭的這兩大烏托邦目標相結合，恰恰孕育了現代曆史上一係列最血腥的暴政革命。
盧梭於1778年逝於法國大革命前夕。他生前窮困潦倒，不斷地被當作異端和危險分子遭驅趕而顛沛流離，死後不久其思想靈魂卻從墳墓複活，點燃了法國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法國大革命中最激進的雅各賓派的全名是“雅各賓社會，自由和平等之友（Society of the Jacobins, Friend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其首領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1758–1794)）正是“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這一響徹寰宇的口號的發明者。羅伯斯皮爾是盧梭的忠實信徒，被稱為“行走中的盧梭”，他在紀念盧梭的獻詞中寫道：“我願踏著您那令人肅敬的足跡前進，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在所不惜；在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為我們開創的艱險事業中，如果我能永遠忠於您的著作給我的啟示，我將感到幸福。”為了將法蘭西打造成一個自由平等博愛之鄉，羅伯斯庇爾實踐了盧梭的“直接民主”構想，給予全體男性公民選舉權；以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然神論為指導，創立了“至上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為法蘭西共和國新的宗教；為盧梭樹立雕像並金字題詞“自由的奠基人”，將之尊為民族英雄，重新安葬於巴黎先賢祠；當雅各賓派為強化平等而推出重新分配土地等激進改革時，盧梭的著作就是他們查證的聖經。
絕對平等與直接民主的烏托邦實踐眨眼之間就演變成了恐怖暴政（Reign of Terror），與盧梭構想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國相差十萬八千裏，巴黎淪陷於原始叢林般的血腥恐怖之中，暴亂的烏合之眾呈現出近乎真正的原始野蠻人狀態。羅伯斯皮爾先是鼓動民眾殺了革命的對象國王和王後，隨後將大革命前期領導吉倫特黨人推上了斷頭台 – 其中就有喊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的羅蘭夫人 -- 然後又將身邊的偏左和偏右的革命同誌都殺光，並縱容民眾互相殘殺，直至自己被送上斷頭台。從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底，法蘭西共和國官方處死的人數就達16594人，其他未計數的死亡人數還要大得多。羅伯斯皮爾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革命家，留給了後世兩樣記憶：“Guillotine（斷頭台）”和“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愛）”。
在十九、二十世紀，從盧梭開啟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思想運動中又發展出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粹主義(populism)，一些富有詩人氣質和烏托邦夢想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繼承發揚了盧梭的絕對平等加直接民主思想，發展出更有煽動力更加暴戾的政治學說，並被革命家們熱誠地付諸實踐，人類文明史上的以烏托邦始以恐怖暴政終的名單又添加了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大躍進運動、文革動亂、紅色高棉。直至今日，地球各處間歇興起的民粹主義浪潮，其源頭依然可以追溯至盧梭。誠然，當十八世紀的盧梭沉醉在大自然的壯麗秀美之中，寫下浪漫的“孤獨的漫步者的遐思”之時，他記錄下的不過是他的憤世嫉俗、悲天憫人、天馬行空的思緒，絕不會想到要如此加害眾生。然而，造化弄人，盧梭式的自由民主平等烏托邦理想卻賦予了一些嗜血的高貴的野蠻人無比的堅韌果敢，並點燃了芸芸眾生心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戾氣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造反氣概，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留下了最野蠻血腥的幾道印痕。
十八世紀歐洲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啟蒙思想漂洋過海，同樣點燃了北美大陸上革命的火種。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1776年7月4日，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宣告了美國的獨立。美國建國先賢們吸取了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的社會契約觀和權力分離思想，采用了代議製的民主政體（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成為美國的立國綱領。或許是因為美國革命的對象遠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倫，父輩一百多年前才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到荒蠻的北美大陸上謀生，此時鬧革命的歐洲後裔們彼此之間還沒有形成世襲的權貴階層和財富的溝壑，因此，盧梭的“直接民主”和均貧富的絕對平等思想幸運地未被美國的建國先賢們采用到最初的政治架構之中。1787年，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ion,1751–1836 )在他撰寫的著名的“Federalist No.10”中論述了直接民主的危險性，闡述了為了防範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美國應采用代議製民主，這份文件被尊為美國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美國的聯邦立憲、三權分立的共和政體護衛了古典自由精神的傳承，為美國的崛起奠定了根基。
沒有曆史包袱的美國創造了聯邦共和憲政國家的典範。自十八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上半頁，當世界叢林裏的其他的古老的、新生的以及從殖民地獨立的國家在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以及民主共和名義下的各種極權主義裏踉踉蹌蹌地跋涉兜圈時，美國吸納了無數逃離極權暴政投奔自由世界的人才，抓住了曆史機遇，崛起為超級大國。在十九世紀末的鍍金時代，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發展導致美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貧富鴻溝和腐敗等一係列問題，啟蒙時期孕育的進步主義思想逐漸在美國成為潮流。美國在艱辛的建國之初幸運地躲過了盧梭，然而正當美國逐級登上世界霸主地位之時，盧梭的靈魂也飄揚過海登陸美國。在法蘭西人民給美國人民送來的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紐約的自由島上之後不久的辰光，漂泊的盧梭的靈魂終於在美國找到了家園。
盧梭的“師法自然”、“高貴的野蠻人”、原始荒蠻優於現代文明、科學和藝術無用且導致人類墮落的反智思想在杜威這位哲人和革命者身上找到了知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杜威、Thorndike、Kilpatrick等先鋒人物自二十世紀初期在美國教育界掀起的進步教育革命獲得了成功，美國成為進步教育專家實踐各種反智傾向的教育改革的天堂。盧梭的烏托邦思想雖未在美國導致像法國大革命那般千萬顆頭顱落地的血腥恐怖，但是其誘發的奧威爾式的進步教育征服（Orwellian Progressivism Crusade）對北美千萬學子的心智的殺傷力卻同樣威猛無比。正因如此，幾十年來，反智文化如野草般在美國校園招搖，幾代百姓提振教育的努力付諸東流。
盧梭的靈魂思想在美國教育係統紮根繁衍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改造美國的國民性格，並深深影響了一批批政治人士的治國綱領。Tucker和希拉裏核心團隊以均貧富、天下大同為政治目標，將所有學生都接受整齊劃一的教育和達到同等的學業成就視作社會公正，他們在實用主義和效率主義的理念下，希望通過設立一個統一的標準以期將每一個學子培養成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從而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由此產生足夠的稅收來維持大政府大社會的國家集體主義結構。為此，他們夢想重塑美國整個人力資源發展係統，打造“一套對每一個人 -- 包括年老和年少、窮人和富人、工人和學生 -- 的統一的從搖籃到墳墓的技能培訓的精密無縫的大網”。這樣的一套強加於美國千百萬學生身上的深度學徒式係統，實質上是一種脅迫式的集體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其源頭即是盧梭版的社會契約論和盧梭式的平均主義的絕對平等觀。
在這種平均主義觀念下，Tucker和希拉裏團隊背棄自由追求學術的古典教育理念和自由平等的建國精神，意將教育係統進一步改造為產業大軍培訓機構，為千百萬學子設定一個整齊劃一的中庸學術標準，以人人達到這個共同標準作為平等和公正的教育目標，以百姓達到相似的經濟和社會狀況為國家集體主義的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為此，Common Core標準不惜拉高就低，完全忽視將近1/3的學生的學術需要。
1801年，傑弗遜在總統就職演講中闡明：“所有人也要牢記這一神聖原則，雖然總是多數人的意願占上風，這意願須合理方屬正義；少數人擁有同等的權利，法律必須給予平等的保護，違反少數人的權利即為壓迫。” 由盧梭的個人服從集體的社會契約觀和均貧富的絕對平等觀發展而來的民粹主義，其特征即是簡單粗暴的“少數服從多數”，雖然表麵上以一個抽象整體的“人民”為核心，實際上最缺乏對公民個人基本權利的尊重，對組成“人民”的一個個具體的“人”持輕視和壓迫的態度。奉行的盧梭式的平均主義的Tucker等人簡單粗暴地忽略“少數人”的學術需要，此舉違背了美國聯邦憲法精神中的平等的要義。
究竟什麽是平等？什麽是公正？哈耶克曾幾十年追問世人：你們所要的“社會公正”究竟是什麽？
《獨立宣言》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平等首先指的是公民在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等自然權利上相互平等，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勞動獲得的財產得到同等的保護。現代社會中，平等的概念擴大到了以社會保障權和社會福利權為核心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究竟指的是人人機會均等還是結局均等？這是“社會公正”的爭執所在，左右派政治分歧的焦點。左派人士希望通過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在公民之間盡可能達到社會和經濟狀況的結局平等，他們總以為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在為社會公正而呐喊，在左派人士麵前，居中或偏右的人們似乎總顯得自私而底氣不足。適度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無疑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提供真正高質量的教育，幫助弱勢群體獲得真實的人力資本和知識技能，而非如進步教育家一麵假惺惺地鼓噪比平等（equality）更甚一籌的公平(equity,equitable outcome),一麵繼續維持他們的欺壓性教育帝國，剝奪千萬學子們的知識能力和未來競爭力。通過強製性的過度福利達到的經濟平等，必將損毀全社會的經濟效率，抑製生產率和技術進步，最終拖垮整個經濟。集體主義社會改革和過度福利不僅將讓一個國家經濟上走向衰敗，並且還會如斯賓塞、哈耶克所說的，會給世人帶來“意料不到的後果”。
哈耶克說：在世界上，“平等地對待百姓”和“試圖使百姓平等”這兩者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別 -- 前者是一個自由社會的條件；後者如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1805–1859）所言，是“一種奴役新形態”。我們已經看到，進步教育專家追求整齊劃一的中庸學術成就的百年教育烏托邦實踐，造就了美國的以謊言和脅迫維持的公共教育係統，廣大學生成了這個奧威爾式的畸形教育係統的犧牲品。美國極左勢力的政治欲求則是一種追求社會和經濟狀況的結局平等的烏托邦政治實踐。曆史表明，追求絕對平等的烏托邦實踐均以極權主義的血腥暴政和生靈塗炭收場。民主憲政國家走向以均貧富為目標的國家集體主義的路徑同樣將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個人將被統治高層集體或被整個社群所奴役，其運作模式仍如奧威爾所示：上層以社會公正的名義，過度征收中產階級的勞動所得，交由上層的統治集體手中，然後重新分配給較少勞作或較少產出的底層百姓群體，換取他們的選票，以維護上層的統治和特權地位。國家集體主義下的大政府大社會，必然會導致政府權力的膨脹和腐敗，因為任何人，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集體，無論多麽崇尚美德，多麽像羅伯斯皮爾那樣“sea-green incorruptible”, 一旦掌握了政治權力，其天然趨向就是濫用這個權力，天然地傾向於用權力來謀求私利，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侵害他人和社會。奧威爾言：“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 實際上人們總是強調得太少了 -- 集體主義天然不是民主，相反，它賦予了少數專製者西班牙宗教審判所的審判者都從未夢想過的權力”。
關於左派和右派之爭，關於平等和社會公正之爭，關於社會福利的適度問題，我們不妨重溫一句托克維爾的感歎：這個世界接受一個簡單的謊言比接受一個複雜的真理要容易（It is easier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a simple lie than a complex truth）。
28. Palo Alto --被糊塗數學(Fuzzy Math)鉗製的小城
自杜威、Kilpatrick的進步教育在美國教育界生根以來，世界已經過了百年。在回顧一個多世紀的美國進步教育革命荒誕大劇的一幕幕之後，讓我們將目光拉回到Palo Alto小鎮，來觀看金光四射的斯坦福大學背景下進步教育專家上演的真人秀吧。
2016年8月底，Palo Alto學區(PAUSD)宣布了一項重大決定：放棄學區已經使用了七年之久的Everyday Mathematics，啟動新的數學教材試點項目。這一放棄是那樣輕鬆自然，宛如在連續大旱了四年之久的加州的瓦藍的天空裏飄過一陣微風，未曾絲毫打攪到悠閑信步的朵朵白雲。
雖然流雲已經忘卻，但是目睹過1995年Palo Alto爆發的加州第一場數學戰爭的那顆偉岸的千年紅鬆應記得，當2009年PAUSD決定采用Everyday Mathematics這套教材時，整個小鎮曾經曆過的又一場撕裂。據2009年4月29日的Palo Alto Weekly報道，Palo Alto學區委員會剛剛以3比2通過了采用Everyday Mathematics的表決，三張讚成票來自Barbara Klausner，Barb Mitchell和Dana Tom；Melissa Caswell和Camille Townsend投了反對票。這套教科書正是九十年代末引發數學家和教育專家大戰的教育部十套推薦教材之一。報道中未提及這套教材的“很靠譜”的光榮曆史，但是很多家長顯然知道它極為不靠譜-- 700多名學區家長和居民，包括前學區委員、查理芒格的兒媳Mandy Lowell聯名簽署請願書，敦促學區推遲一年采用該教材，以便繼續試用其他教材。然而，家長們的激烈抗議打了水漂。學區總監Kevin Skelly說，Everyday Mathematics是學區的正確選擇，因為它教授豐富的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和程序式技能(procedural skills)，並在其他好學區的使用效果不錯。學區委員會主席Barb Mitchell列出了她支持Everyday Mathematics的10項理由。委員Camille Townsend則指出學區並沒有通過盡職調查來全麵評估Everyday Mathematics。Camille Townsend是1995年Palo Alto的那場令她仍心有餘悸的數學戰爭的親曆者，那時她的孩子正在本學區上學。她說：“我們麵對這麽大的分歧，卻硬要立刻上馬這樣一套有爭議的教材，這讓我很痛苦”。
這套“很靠譜”的Everyday Mathematics教材正是幾年前筆者帶著孩子逃離中國的應試教育投奔美國創造性教育時遭遇的第一本美國數學教科書，孩子來到Palo Alto上三年級。很長一段時間裏，筆者都摸不清這兒的數學課是什麽路數。老師沒有教正規的豎式乘法，教的是神神秘秘的格子乘法；不教豎式除法，教的是“吊死鬼 (hangman)”除法 -- 所謂的partial quotients 除法。不敢對這些方法有不敬 -- 孩子多學幾種算法是開拓思維吧。再說了，這可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學中小學數學教材項目開發的課本！一開始鬧不清為什麽美國小學至初中數學都這麽零零散散又像蝸牛一樣慢慢爬，比如小學二年級就學兩位數的加法，到四年級、五年級還在學多位數加法；小學二年級就開始學分數，到了六年級還沒有把分數講清楚。但是筆者在Everyday Mathematics的官網上找到了答案和信心：人家采用的是一種“螺旋式(spiral)”的知識方式 -- 即一項內容的教學分散到幾個月或是幾個年級當中，每隔一段時間會重新回到這項內容上來。官網上說：跨時間的分散式學習（distributed）的理論根據來自美國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院的心理學試驗，教育學家對學生年末標準測試成績的研究表明，螺旋式的分散學習比模塊式的集中學習效果要好，學生理解得更深入，掌握得更牢靠，這種分散式螺旋上升結構的教科書對教材編撰者的要求更高，編寫難度更大，所以不是很多見。出於對教科書、對教育專家、對美國一流大學教材項目的天然信任，筆者對官網上“螺旋式”比“集中式”課程設計更科學、長期學習效果更佳的解釋深信不疑，甚至還向國內的家長群炫耀說，美國孩子二年級就開始學分數了，以後每個年級學習的內容會螺旋式重複並加深難度，研究表明螺旋式的數學學習的長期效果要比國內的模塊式的好！
幾年之後，孩子已經升上初中，此間筆者目睹了這個號稱加州排名第一、全美排名前十的好學區裏孩子們的膚淺的數學能力和各族裔孩子的補課大潮。近日筆者方恍然大悟：Everyday Mathematics兜售的“螺旋式”模式及其引以為據的幾位當今教育學家的研究結論並無新料，隻不過是百多年前哥大教師學院的心理學家Thorndike的“刺激-反應”和“效果法則”理論的翻版。進步教育家們推崇將數學知識零散化，避免集中式模塊化地學習各項概念技能，強調慢節奏的學習進程，就是因為害怕短時間內集中學習相關知識會產生Thorndike所說的不良的“刺激-反應”效應。
PAUSD在2009年對Everyday Mathematics的采用是那般堅決，置數百名家長的強烈反對如浮雲；這一次與之作別又是那麽輕巧 -- 輕輕地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一次，學區委員會牽頭組織了一個62名成員組成的數學委員會來選取推薦新的數學教材，62名成員主要是小學教師，還有幾位教學管理人員和家長。他們中的大多數隻是當天早上才第一次看到一套新教材“Bridges in Mathematics”，委員們花了大約10到15分鍾的時間翻閱了這套教材，很快便做出決定：向學區委員會推薦在學區中試點“Bridges in Mathematics”和另一套教材“Investigations”。
“Investigations”全稱為TERC's Investigations in Number, Data，and Space。它是九十年代NSF向全國強推的NCTM標準的幾套低劣教材之一，據數學家Milgram和Bishop說，它是比Everyday Mathematics更沒有數學內容的教材（“math-free math textbooks”），九十年代末期數學家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它趕出了加州和其它一些州的學區。然而這套教材已經是2015-2016學年在Santa Clara縣進行首輪試用的八套教材之一，在2016年春天就得到Palo Alto這個62人數學委員會的推薦，這次又被這些委員們提名參加下一輪全麵試點。2016年6月21日的學區委員會議上，正在準備競選學區委員的家長代表Todd Collins就提出，評估機構EdReports對Investigation的評價是“缺乏數學的專注和連貫性(lack mathematical focus and coherence)”，並指出62人數學委員會成員之一、家長代表Jennifer DiBrienza是Investigation的參與作者（contributing author）之一。學區總監McGee先生答複說，學區曾就此向律師谘詢，律師否定了存在利益衝突的可能。
EdReports是蓋茨基金會資助的一家獨立教材評估機構。據2016年9月2日Palo Alto Weekly報道，EdReports以滿分為14分的各項指標對各套教材進行了打分，Investigations各年級各項指標獲0-7分，Everyday Mathematics獲0-10分，Eureka各年級都是14分，Bridges in Mathematics的各項指標也幾乎都接近14分。盡管62人數學委員會向學區委員們推薦了Investigation和Bridges in Mathematics,此時的學區委員會還是決定在2016年秋季開始在學區試點Bridges in Mathematics和Eureka,因為EdReports給Investigation的打分和評價實在太差。
2016年11月8日，Jennifer DiBrienza和Todd Collins競選成功，Melissa Caswell也獲得連任。Jennifer DiBrienza以20868張選票高居第一，占總票數中的28.73%；Todd Collins居第二位，獲選票15284張。Jennifer DiBrienza寄托了家長們的殷殷期望：她擁有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數學教育博士學位，擔任過小學老師，曾經是紐約市公校係統官員，具有25年的K-12教育經驗，在全國各地為教育機構提供教育顧問服務，在斯坦福大學教師教育項目講授數學方法課(math methods courses)，是一本行銷全國的數學教材的作者之一，並在斯坦福大學的YouCubed 擔任數學專家。
YouCubed是一家由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數學教育專業教授Jo Boaler創立的數學教育機構。Jo Boaler教授從倫敦大學獲得數學教育博士學位，是數本關於數學教育的暢銷書的作者，經常受邀在世界各地做演講，為數學教師培訓項目授課，在斯坦福大學常年開設“怎樣學數學”的在線課程，為孩子們開辦課後輔導班和夏令營。微信朋友圈裏傳過不止一篇介紹她的數學教育新思路的文章，華爾街日報，CNN 和《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都報道過她的“視覺數學（visual math）”研究成果。兩年前，Jo Boaler在Palo Alto 的Jordan初中作“怎樣學好數學”的報告時，整個大禮堂座無虛席，坐滿了恭敬和急切的各族裔家長，筆者也是其中之一，依稀還記得她強調要讓孩子們自主探索數學。
YouCubed的網站上，Jo Boaler歡呼“革命萬歲（Viva La Revolution）!”。在她的個人網站上，她將數學家Milgram和Bishop對她的學術研究的真實性的質疑和抨擊公之於眾，並向斯坦福大學校方尋求幫助。Jo Boaler的一篇論文宣稱她所調研的三所高中裏，使用College Preparatory Mathematics這套改革教材的高中的學生數學成績急劇提高，超過了另外兩所沿用傳統教材的高中，但是她堅持以保護學生私密性為由拒絕公布三所高中名字。College Preparatory Mathematics 是九十年代在各地屢次引發數學戰爭的NCTM標準教材和“典範性”教材之一。Milgram的網站上也公布了幾篇回應文章。他們根據線索推斷出Jo Boaler的研究論文所涉及的三所高中，發現學生數學成績對比與Jo Boaler的結論不符。鑒於Jo Boaler在美國和世界數學教育界的巨大影響力，比如她推崇的“發現式教學（discovery approach）”就在NCTM大會上受到與會教師的熱烈響應，Milgram和Bishop對Jo Boaler公布的研究成果對美國數學基礎教育走向的影響表示擔憂。他們指出另外兩篇同樣不肯公布細節的教育學論文就屢屢被全美許多學區用作采用Everyday Mathematics和Investigations的依據，Everyday Mathematics在全美小學中的普及率達19%，Investigations的普及率達9%，其中很多是地處大城市內城的貧困學區的小學。
2016年12月6日，新的學區委員們宣誓就任。學區委員會改變了三個月前否定Investigations的立場，請求EdReports對Investigation 2017版進行再次評估。對於筆者關於這一新版教材是否有所改進的詢問，Bishop調侃道：“我們美國人有一句諺語，豹子沒法弄掉它身上的斑點(A leopard cannot change its spots)”。
2017年1月24日，PAUSD學區公布：“鑒於在教材遴選階段使用過Investigations的若幹章節的小學教師們的積極評價，小學數學委員會的推薦，以及來自第三方的中立評估機構對之符合Common Core標準的結論，學區教師一方提請學區委員會同意Investigation進入試點階段”。
2017年1月28日，PAUSD學區會上，盡管EdReports認為Investigations的K-5各年級課本在“嚴謹”和“數學的練習”兩項上都不達標，3、4年級課本在“聚焦”和“連貫性”兩項上不達標，教師代表們仍表示熱切盼望在學區開始試點這套教材。一位小學教師代表說：“我們教師是對學生最了解的。今年我試用這套教材時才發現兩種新的教位值(place value)的方法。隻有通過試用教材才能了解這些”。Jennifer DiBrienza指出EdReports的評審人是外州的老師，不了解Palo Alto學區的情況，她說：“既然我們自己的老師希望並願意試一試這套教材，為什麽他們的話不能和並不了解本學區的評審人的意見有同樣的分量？”Melissa Caswell 和 Todd Collins 兩位委員表示反對，Ken Dauber猶疑不決，建議根據兩次討論的慣例等到2月14日的學區例會上再討論一次。然而教師代表們急不可耐，提出去年9月份的那次討論也可以算一次，這樣就算討論過兩次了。
2017年2月14日，學區委員會例會上，在DiBrienza,Dauber 和Godfrey三票讚成、Caswell 和Collins兩票反對中，Investigations順利過關，進入學區試點項目。
2017年4月13日，與斯坦福大學一街之隔的學區辦公室舉辦了教材開放日。已在笑傲江湖近三十年的Investigations 係列以新的姿容豪華地鋪滿了一整個展台，沉靜地招引著零星前來的家長們。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 -- 隻要能打回矽穀第一學區，Investigations將名聲大振，獲得更多學區的青睞。
美國進步教育征服的百年荒誕大劇暫時定格在這幀劇照上。下一幕，將會是怎樣的劇情？
29. 尾聲
2013年，Duncan領導下的美國教育部組織的一個專家委員會發布了一份曆時三年的研究項目的總結報告：《為了每一個和所有的孩子(For Each and Every Child)》，裏麵有這樣一段悲壯的話：“三十年前，著名的‘1983報告’《危險中的國家》給我們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警告—‘平庸的大潮在上漲’，在向我們襲來，我們的學校處於平庸的威脅之下。三十年後的今天，平庸的潮水包裹了我們，我們在平庸的波濤裏沉浮。我們已經經曆了五個‘教育’總統，幾十個‘教育’州長，我們嚐試更高的教學標準、更嚴格的考試，我們嚐試改進教學、學校創新、高質量的課程和其他教育改革，我們幾乎做了所有可能的嚐試。”
“所有可能的嚐試”— 所有這些嚐試都是在進步教育專家的擺布下進行，因此，就像孫悟空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雖經幾十年屢戰屢敗，美國基礎教育複興之夢仍將遙遙無望。正如奧威爾所言，因為當前進步教育專家和進步主義政治家的寡頭集體主義政治結構和他們一代代推行的蒙蔽性和欺騙性教育，這種低效教育係統迄今已經運行了幾十載，獲得了超穩固的永續能力 -- “曆史的鍾擺再一次擺動後，停在了那裏”。
時至今日，美國朝野上下，又有幾人識得進步教育的前世今生，識得進步教育專家們製定的愚化政策、他們推行的低劣教材和他們鼓噪的進步主義教學法對千萬學子的毀人不倦？
科技的進步給部分學生帶來了轉機。許多數學專業人士主辦的高質量的數學課外班、數學夏令營、math circle和在線教育如Art of Problem Solving等的興起，吸引了許多家庭投奔這些校外機構學習高質量的數學課程，並取得了卓越成就。公校裏仍有一部分有良知有能力的優秀教師在辛勤地傳道授業解惑，家長總是祈禱自己的孩子們能幸運地分到他們的班上。然而，大部分學區裏依賴於公校係統的學子們，尤其是弱勢家庭的孩子們，仍然一年又一年懵懂地繼續行軍在math-science death march之路上。隨著各學區中學習困難的少數族裔人口的快速上升，平庸的教育將進一步拉低美國教育的平均水準，將各族裔人民的美國夢蒙上一層灰。
2017年的今天，九十年代數學戰爭的數學家一方的主力幹將James Milgram、Wayne Bishop、 Richard Askey和Hung-Hsi Wu等人均已退休，隻有David Klein還繼續在加州大學北嶺分校任教。年邁的Milgram仍然在一些場合作證反對Common Core，他在Youtube上的作證視頻隻有寥寥觀眾。Milgram傷感地告訴筆者：“在九十年代末期，我覺得美國數學教育在家長的壓力和行動之下還有挽救的希望，所以投入了數學戰爭之中。但是現在看來，美國的數學基礎教育的繼續衰敗是無藥可救的。或許要等到整個係統徹底垮塌的那天，人們才會徹底醒悟過來。”
筆者把一套中國的數學教材整齊地摞在一起，與美國加州的幾本厚重的數學課本並排平放，拍下照片發給了幾位數學家，不無驕傲地告訴他們：我們中國的1-12年級的全套數學教材，加起來總價不超過50美元，隻有幾磅重，厚度不超過8英寸，卻為我們中國學生打下紮實的基礎，讓我們能夠跨越幾千英裏，在美國和世界自由地追求夢想。
然而，來自幾位有識之士的疾呼無情地擊碎了筆者的得意：中國的小學數學體係已見明顯的垮塌征兆！斯坦福大學教育學博士馬立平女士是深受Milgram教授尊敬的學者，2006年受聘美國總統的數學決策顧問團 (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她的專著《Knowing and Teaching Elementry Mathematics》在美國再版二十多次，還被翻譯成中文、韓文、葡萄牙和西班牙文。早在上世紀末，馬立平博士就竭力提醒中國教育界人士千萬不能走美國的路，千萬不能讓中國的中小學數學體係散了架，但是毫無效果。中國2000年公布的數學教育標準，在在理念、措辭、行文等多方麵幾乎是美國1989年NCTM數學標準的翻版。經過近二十年的洗腦，主持中國教材編寫的教育界人士廣泛受到了美國教育專家的理論的影響，一些深深迷信那些騙子理論的中國教育專家形成了江湖。許多教師進修項目拉扯杜威和當今美國教育專家的理論作大旗，四處開辦教師培訓班。目前小學教材也與美國教材越來越神似，中國傳統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雙基特色一再被削弱，一些初中教材 --例如北師大版--的內容編排已經顯得淩亂零散，似乎帶有美國“螺旋式”的痕跡。中國的數學界著急焦慮，卻又無能為力，一些有識之士如張奠宙、查有梁、張天孝等人的錚錚諫言淹沒在大家對美國進步教育理論頂禮膜拜的潮流中。Problem-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higher-order thinking …… 這一係列觀念實在誘人。如果真正能在堅持中國原有的堅實嚴謹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體係的基礎上，將這些教育理念轉化為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運用在教學之中，增進學生的思辨能力和創造性，弱化中國的應試教育和功利性傾向，這無疑是最為理想的教育方式，會使得中國的數學基礎教育強而更強。遺憾的是，許多人沒有看穿美國進步教育專家的教學內容淺薄鬆散、光靠賣弄這些教學法在自欺欺人的實質，追隨大洋彼岸的教育同行們的腳步正愈來愈緊。
2016年，中國的PISA成績大幅下滑，中國教育界茫然失措。 Milgram和Bishop教授撰文提醒公眾：目前大家都用PISA成績來作國際教育水平的比較，但是，PISA成績實在不是一個好的數學水平標杆，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才是一個較好的國際比較尺度。PISA深受隻關注“problem-solving”和“critical thinking”的美國數學教育專家的影響，例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九十年代NCTM標準的Mathematics in Context教科書的主編Thomas Romberg就是PISA的首席資深顧問。因此，PISA重點考察的是學生對常識性的數學內容的掌握和應用（math literacy），而非學生應具備的數學知識和技能的深度。芬蘭是傳說中的快樂教育典範：學生平常幾乎不考試，卻高居PISA排行榜前列；但實際上，芬蘭的基礎數學教育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2015年的TIMSS考試中成績竟然跌到穀底。如果中國教育界以PISA為指南，教育決策繼續聽從沉迷美國教育理論的教育專家的指導的話，那將應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學家 W. Stephen Wilson譏諷美國基礎教育的一段話：
“我們美國夢想的國際競爭力有個很大的希望：現在其他國家最好的理工科學生都來美國上研究生，創辦高科技公司— 美國理工科研究生中一多半都是外國學生。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因為他們的K-12數學教育很強，而是錯誤地論斷他們也應該采用我們的K-12數學教育模式。那麽我們不用費任何氣力，就終於能趕上這些國家了。”
Wilson教授的戲言，會像奧威爾的《1984》那樣變成現實嗎？
<全文完。謹以此文獻給中國辛勤的教師們和世界上恪守真理和良知的學者們。>
注：圖片來自網絡或網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