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前，老百姓家裏是沒有電話的。家裏有電話的人家肯定是當官兒的或是啥名流。什麽級別的官兒應該配備電話可能也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規定，當然大官家就一定會有電話，那是革命工作需要嘛。
我自從記事起就知道家裏電話的存在。老大一個黑家夥，挺沉重的，正麵是個精致閃亮的撥號盤，手指伸進去一撥，嗒拉一聲撥到頭，手一鬆開，噠噠噠撥盤回到原位，再開始撥第二個號碼，直至完成。整個打電話過程，加上那好聽的聲音，感覺真是棒極了。
我爸是個技術幹部，不是大官，但是我家對電話的管理卻有很多規矩。我們兄弟仨人是不容許在家打電話的，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不例外。父母也不容許我們接電話，我們三人的同學朋友中也有為數不多的幾家有電話，但是用家裏電話相互聯係，是想也沒想過的選擇。巧的是這幾個有電話的同學朋友家境和我家相仿，家裏規矩也類似。
文革前，我爸一年特許我打一次電話。那就是過春節那兩天，給我爸媽的同事朋友打電話拜年。我有特定的兩三套“拜年詞”，父母隻需告訴我叔叔阿姨的姓名即可。一般的客套對話父母都讓我即興發揮。後來想想，我是兄弟中最Social，最有親和力的一個，大概就是這麽練出來的。
1966年文革初，父母為了避禍，從幹部區的大房子搬到工人集聚區的小房子，電話也就自然取消了。差不多兩年以後，工廠實行軍管並喊起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雖然我父親還在車間裏勞動，但己經開始參與工廠的生產管理事宜。
突然有一天來了一輛工程車，工人們開始立起幾根電線杆，從較遠的地方把電話線拉到我家樓下。然後敲門進來安裝電話，我們這些孩子們還覺得挺好玩，等我媽下班回家後，責備我們讓人進來安裝了電話。我爸很耐心地安慰說，政治問題會解決的。生產不能耽誤，工作還得幹好。
這下可好，我們那一大片居民住宅，就我家有電話，借打電話的人烏泱烏泱的，不勝其煩。都是鄰居，不好拒絕啊。我父母的原則是，無論是誰都可以借用電話，但是除非是緊急情況，我家不給人傳電話。跑到人家樓下，扯著嗓子狂吼，誰誰有你的電話。。。的確不是件風雅的事。總之我家這部電話使附近鄰裏受益不少。
我後來在牧區插隊，隊長的家人生病住在公社衛生院，急需要一種特效抗生素之類的藥，公社和旗裏的醫院都沒有這種藥。隊長眼淚汪汪地找到我，要我趕快寫信讓我父母幫忙。我說沒問題，下午趕到公社，給家裏打一電話。我父親馬上趕到醫院，拿到藥後，片刻不停地來到鋼鐵公司的“運輸部”，那裏每天有發往各地的車隊，隻用了兩天多一點，藥就送到了隊長手裏。
一時間消息不脛而走，知青誰誰家有電話，比咱公社書記還厲害呀！
在我的印象裏，後來是那些手提“大磚頭”（早期手機）的個體商人們，大庭廣眾之下，“喂喂，劉總嗎? 那筆款子我馬上給您匯去！” 牛了好一陣子。現在是手持愛瘋7還是8的比較牛，我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