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的傳奇，神話和中國風

來源: 翦一休於 2014-01-20 12:01:05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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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秘魯之行，馬丘比丘固然精彩，從庫斯科到馬丘比丘的安第斯山河穀，更是令我難忘。列車從寬闊的河穀駛過，你會看見農夫在剛翻過的田野裏點燃了玉米樁。當淡淡的青煙飄過了在學校球場上踢球的髒兮兮的男孩子們的頭頂，一個紅衣婦人趕著羊群正好轉進小巷。一輛七彩的公共汽車在筆直的楊樹間時隱時現地急駛而過，絕塵而去。而作為這幅田園牧歌暮鳥歸林圖畫的背景的，是拔地而起橫空出世的安第斯山，突兀，雄偉，直上藍天，不可一世。龐然大物的高山和山腳下生機盎然的村落，就是一幅山水潑墨，你不禁驚奇人和大山怎麽可以這麽彼此貼近地一起進入你的眼簾。這樣的山色，隻有巫山巫峽可以相比，但同樣的山色，因為有了人氣，就顯得略勝一籌了。這就是安第斯山，神秘而令人向往。

帝國的傳奇

印加帝國是印第安三大文明之一。然而，把瑪雅，阿茲台克和印加列在一起，似乎有點兒過於隨意。就文明發展程度和在數學，天文上的造詣，作為第二代文明的瑪雅絕不是阿茲台克或印加可以比肩的，況且它的鼎盛期，也早了上千年。倒是阿茲台克和印加，確是一對難兄難弟：兩個王朝幾乎同時存在，都是在其鼎盛時被西班牙殖民者所滅。而且，它們都有一段那些冷酷精明的入侵者處心積慮地想要抹去的輝煌。

我常常感慨一個民族的信仰是怎樣決定了它的命運。印加人是崇拜太陽的民族，為了最大限度地靠近太陽，他們舍棄了常有陰霾的海灣而走進大山，在世界上綿延最長的莽莽安第斯山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園。從那一時刻開始，印加人就注定和那些從海上走向現代的其他文明分道揚鑣了。據記載，帝國的疆域曾覆蓋了安第斯山的大部，南北延伸了四千公裏，麵積達一百萬平方公裏。沒有人會懷疑，這是南美洲那時首屈一指的帝國。然而，也許是因為印加人沒有文字，也許是因為殖民者的入侵使印加精英喪失殆盡，也許是因為西班牙人的蓄意抹煞，總之，這個龐大帝國留下的痕跡，僅過了五百年就沒有人能解讀了，它的政治經濟結構，日常運作的細節，至今已然不甚為人所知。資訊的匱乏使每一個有興趣了解印加帝國的人很快陷於沮喪和無奈的掙紮。這個曾經顯赫的帝國，因此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麵紗，就像薄雲後麵的安第斯雪山，反而更令人神往。

帝國的交通動脈由兩條南北走向的大道及把兩條大道連起來的若幹東西向的道路組成。這個道路係統幾乎覆蓋了帝國全境。現代秘魯人把它稱為“Highway”，那是言過其實了。我參觀了位於秘魯文化部大樓的國家展覽館，其中有專館介紹印加的道路係統。從圖片上看，這些道路和從利馬到庫斯科的印加小道，基本屬於一個級別。就這麽一個簡陋的人行小道，怎麽能承擔起帝國的日常需要？我不能想象，那隻征服了大半安第斯山的大軍就是從這條小徑躑躅前行，出征打仗。比起像“特洛伊木馬”，“英雄”等大片裏描繪的那些千軍萬馬列陣衝鋒的場麵，這種出征討伐也太小氣了吧。兵書有道，大軍未動，糧草先行。要知道印加人沒有車輪，沒有馬匹，駝羊的負荷能力相當有限。戰士們總不能背著一年的口糧去打仗吧。在如此山高皇帝遠，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如何讓那些鎮守一方的諸侯保持對印加皇帝的忠誠？帝國的行政命令如何送出，賦稅錢糧如何納入？據說那些天生就善於在印加小道上奔跑的信使通過接力能使文書日行五百裏，比得上赤兔馬了。但他們氣喘籲籲送達的那團打結的繩索，能把軍國大事講明白嗎？

毫無疑問，印加人是土木工程天才，在馬丘比丘，在歐燕台，到處都有的大大小小的印加遺跡，那巨石砌就的台地，無論是在規模還是工藝上，都令人歎為觀止。然而，那些由巨石圍出的土地，即不廣袤也不肥沃，有時石牆的垂直麵積甚至超過了它所圈出的土地的水平麵積，上麵也就種些土豆玉米之類。有證據表明，馬丘比丘那壯觀的梯田生產出的糧食，根本就不足以滿足小城居民的需要。因此，就圍山造地生產口糧而言，這可算得上一項勞民傷財效益低下的工程。令人不解的是，印加帝國其實是一個農業大國，而且不缺土地，生產的農作物足以讓人人有飯吃，並保證三到五年的糧食儲備。那麽，印加人為什麽這麽鍾情於這些石牆呢？真是象大寨一樣向荒山要糧田嗎？我覺得一定不是。我倒傾向於把這些建有梯田的山頭看成放大的印第安金字塔。這些梯田隻是高高在上的太陽神廟的附屬工程，旨在向太陽致敬，層層遞進地凸現太陽神廟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帝國沒有貨幣，也沒有市場。以貨易貨是唯一的交換手段。帝國實行原始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每個人從帝國分到最基本的必需品，如糧食，衣物等等。這都表明帝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相當低下的。然而，印加帝國又聚集了相當可觀的財富。印加皇帝在被西班牙殖民者俘虜後，為尋求善待獻出了堆滿兩屋子的金銀財寶。帝國何以能積聚起如此巨大的財富？要知道在阿茲台克，西班牙人嚴刑拷打被俘的阿茲台克皇帝，要他交出金銀財寶，最後一無所獲。

早在出發之前，就有朋友推薦了一個必看的景點：利馬的黃金博物館，世界上最大的前哥倫布時代的金品展館。可惜，就在我們從庫斯科到利馬的路上為旅行作功課的時候，從網上得知，前不久秘魯政府剛剛宣布，展館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展品為贗品。當時真如涼水澆頭，悻悻然隻好把它從景點名單上劃去了。沒想到回來以後，另一個朋友由於不知道這個醜聞，仍然去了。他報告說黃金博物館極其震撼，實在是在不虛此行。這讓我非常沮喪，因為說實在的，展品是否真金，對我意義不大，不就看個熱鬧嗎？講這個故事，無非是想說，印加帝國的金飾工藝其實相當精湛，水平極高。我百思不解的是，既然有這個技術，為什麽不用來鍛造武器呢？否則也不至於讓帝國的軍團以石頭木棍和西班牙人的鐵劍火槍對抗。秘魯朋友解釋說，這恐怕是因為印第安人愛好和平，不崇尚暴力的緣故吧。這種無奈的自嘲，其實中國人並不陌生。不是嗎，我們發明了火藥，卻讓別人用上了火槍。這是源於本性溫良，還是由於目光短淺? 我們是應該引為驕傲，還是為此悲哀呢？

印加帝國的傳奇還有很多，比如它複雜的社會等級結構，它的驚世駭俗的死亡崇拜，它的不可思議的婚葬習俗，等等。如果說直到現在，對印加帝國到底是什麽這個問題，我還是一頭霧水的話，秘魯之行至少告訴了我它不是什麽。現在我知道，如果你把印加帝國想象為中國的秦漢唐宋那樣的中央集權的帝國的話，那就錯了。中國從三代開始，就確立了以宗法製為基礎的封建製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中央集權的意識形態。統治者的權力源於天命，從一開始就以“天子”自居。秦始皇的玉璽上就銘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帝詔令開卷便稱“奉天承運”，統治者於是通過與天的某種聯係而獲正統。秦朝的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已經為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統治廣大的地區和眾多的人口提供了操作的可能。與此相對照，印加帝國隻是一個在軍事高壓下結成的暫時的共同體。共同體成員在語言文化上相對獨立，沒有發展出一個大國必備的政治理念和國家認同。各地區之間經濟的相互交流和依賴性保持在相當低的水平。庫斯科對帝國疆土的管理，更多的是基於法統，宗教的威懾，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幹預。從這一點上說，印加帝國隻是一個相對鬆散的聯盟。也許是因為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嶺阻礙了印第安不同群體的整合，曆史上美洲高原上印第安王朝潮起潮落如過江之鯽，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印加帝國也難逃同樣的宿命。湯因比評論說，帝國的擴張後來超過了對印加帝國的創立者來說邏輯上可行的極限，就是說，即或沒有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印加帝國的衰亡恐怕也是不難預期的。

盡管在西班牙人到達之時印加帝國已經開始走向崩潰，它滅亡的方式也仍然是令人驚訝的。一個龐然大物的帝國，倒塌得如此迅速，如此徹底，如此不堪一擊，這本身就是一個謎。你甚至可以說，印加帝國之倒掉，比之印加帝國本身，是一個更大的謎。為了猜破這個迷，學者們已經花費了幾百年，隻是因為他們認為西班牙人留下的故事不足采信。

征服的神話

雖然從世界各地抵達庫斯科的遊客都是衝著印加和馬丘比丘來的，庫斯科本身絕對令人印象深刻。這座四周山巒環抱的小城，古色古香，是典型的西班牙城市布局：城市的心髒是市中心廣場和最主要的教堂，大大小小的道路由此輻射出去。道路交匯處，都留給一些較小規模的廣場和教堂。民居都圍繞教堂而建。漫步其間，我常常恍然有置身於歐洲小鎮的感覺，坐在廣場的長椅上，身邊是來來往往的人群，看著夕陽把教堂鍾樓後麵城郊山坡上層層疊疊的民居染成一片金黃，我不禁想，是什麽動力促使那些西班牙人不遠萬裏走進山裏，完全推倒了印加帝國的首都，把這裏建成了他們家鄉的模樣？拋開殖民者的貪婪和傳播天主教的功過不談，這種開疆拓土誌在千裏的精神，我自歎弗如。

不過讓西班牙殖民者出名的，恐怕是他們功業的更加殘酷的一麵。如果說曆史上文明的衝突都充滿血腥和暴力的話，那麽西班牙人對印加帝國的征服更是人類文明史上屈指可數的浩劫。在西班牙人到達之時，印加帝國的人口達到一千六百萬。由於血腥的屠殺和瘟疫的蔓延，半個世紀以後，印加帝國域內的印第安人口已經降至五十萬，原有的印第安人口在五十年內銳減了百分之九十七。由此而產生的人口短缺，又直接導致了隨後持續四百年的奴隸貿易，有近一千多萬黑人被從非洲賣到美洲。在殖民史上，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是最黑暗的章節。作為始作俑者，西班牙殖民者對這一連串惡行難辭其咎。

除了開疆拓土的輝煌和血腥殖民的罪惡，西班牙人的征服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述：這是一個以少勝多的軍事的奇跡。1532年皮薩羅登陸秘魯時，隻有106個步兵和62個騎兵。雖然後來從巴拿馬有調來援軍，對印加的征服始終是在軍事史上最懸殊的以寡敵眾的形勢下完成的。皮薩羅也因此被定位為一個和凱撒，亞曆山大，成吉思汗一樣了不起的軍事家。據信，西班牙人製勝的關鍵有三：第一，心中的勇氣和堅定；第二，手中的火槍和鐵劍；第三，胯下的神奇戰馬。很多學者對這三點都有看法。首先，勇氣和堅定，毫無疑問是有的而且值得欽佩。不過有研究表明，當皮薩羅的區區幾百人向印加帝國發起攻擊的時候，他們很可能並不知道他們要麵對的是多麽龐大的軍團。倘若事先知道的話，他們很可能會猶豫。這可真是“無知者無畏”的痞子邏輯的一個經典，西班牙人原來竟是它最早的實踐者。其次，是的，西班牙人有鐵的兵器，還有火器：槍和炮。但他們的炮隻有兩門，火槍裝火藥很慢，近身肉搏時基本上用不上。鐵劍固然鋒利，但劍利架不住人多，就是切西瓜，這幾十萬印加戰士也得把人累死了。最後也是最不可思議的是關於馬。印加是沒有馬的，據說印加戰士一看見馬衝過來，立刻嚇得抱頭鼠竄潰不成軍。坦率地說，也許是因為中國從來就出馬，就我而言，馬給人的震驚和震撼，遠不如一隻猛然鑽出的耗子。我不懂印第安勇士何至於一見了馬就魂飛魄散望風而逃？就算是剛開頭有些害怕，像絆馬索，陷馬坑，鉤鐮槍之類的東西，也不是不可想象的發明啊。我相信，如此之類的疑惑，會盤繞在每個讀印加征服史的人的心頭。當然，所有這些疑惑，已不足以更改勝利者寫下的曆史了。盡管如此，讓我們別忘了，這些殖民者其實並不是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軍人，他們隻是冷酷無情的探險者，其中很多人，包括皮薩羅本人，根本就目不識丁。他們既沒有願望也沒有能力真實地記錄史實。因此，你能想象，由他們眼中看到腦子濾過口中傳下來的曆史，一定有意無意地漏掉了一些東西，一定暗地篡改了一些東西。沒有了這些東西，曆史是殘缺的。問題是，那是些什麽東西呢？

利馬郊區的普魯丘庫（Puruchuco）是一處古戰場，那裏有一個博物館，一直在我的景點名單上。但後來發現旅遊指南上反複叮嚀，一定要打出租車去，一定要司機等你，要停在博物館而不要停在社區，等等。就是說這是一個有麻煩的社區。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點沒去成，到現在還有些遺憾。想去的原因是我看過一部
PBS 播出的紀錄片：《印加大叛亂》，（The Great Inca Rebellion），它講的故事就發生在那裏。

普魯丘庫戰鬥發生在1536年8月10日，在剛建成不到一年的利馬城頭，皮薩羅發現成千上萬的印加軍隊包圍了利馬。考慮到自己僅有幾百人的部隊，皮薩羅決定冒險采取黑虎掏心的戰術，以馬隊直取印加中軍大營。西班牙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入，一舉斬印加統帥於馬下。印加軍隊隨即潰散，西班牙人乘勝追殲，大敗印加軍團，利馬之圍遂解。這是一場漂亮的擊潰戰。不過且慢，這隻是戰役的西班牙版本，事實果真如此嗎？2004年3月，利馬修建高速公路時利馬天主教大學人類學家庫克領導的團隊在戰場遺址發掘出大量遺骸，前後共達兩千具。他們發現，在最早出土的70具遺骸中，有一具的顱骨一側有一個手指粗的圓形貫穿傷，而另一側是開放性的爆裂。很明顯，這是子彈傷。另有兩具顱骨有規則的矩形穿透傷，看來是為西班牙鐵劍所殺。然而所有其他死者明顯不同，他們的頜骨顱骨大都殘缺不全，或被完全擊碎，看似都是被更為沉重和巨大的鈍器所殺，比如石頭木棍，典型的印第安人的武器。這就是說，殺死這些人的，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印第安人。這樣看來，西班牙人講述的擒賊先擒王的勝利，純係天方夜譚。在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的共同努力下，普魯丘庫戰役的真相終於為人所知。事實是，當印加軍隊兵臨城下的時候，皮薩羅的印第安小妾送信給她娘家求救。小妾的母親，一個印第安部族首領，立刻派出部隊解救利馬。就在皮薩羅的騎兵受挫，圍城的印第安部隊重新攻入利馬的時候，皮薩羅的印第安援軍到了。是皮薩羅的印第安盟軍打敗了圍城的印第安人。這樣看來，進攻利馬的是印第安人，保衛利馬的也是印第安人。到現在，人們有理由相信，同樣的故事反複地發生過多次。因此，對秘魯的征服，本質上是印第安人之間的戰鬥。印加帝國是倒在印第安人而不是西班牙人腳下。這就是印加帝國滅亡的秘密。普魯丘庫的發現終於印證了長期以來學者們的猜測，第一次以事實戳破了那流傳了五百年的西班牙神話，還原了曆史的真相。

毫不奇怪，在西班牙人的征服史中，印第安盟軍就像從來不曾存在過似的，即或有提到，也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如果認為這隻是因為西班牙殖民者過於熱衷於自吹自擂，無暇為盟友的功績寫上一筆，那就太天真了。西班牙人這樣做是有政治理由的。事實是，西班牙的印第安盟軍在征服大局已定之後，陷於了和被他們打敗的印第安人同樣的命運，他們被迫臣服於西班牙人的統治，改奉天主教，稍有不從，便被殺戮鎮壓。而西班牙人對此隻字不提，因為他們害怕，他們日後對待自己昔日盟友和對待自己敵人殊無二致的卑劣行徑一旦大白於天下，隻會令他們極力渲染的偉大的征服蒙上陰影，令世人不齒。

印加帝國滅亡已經五百年了。雖然有些曆史的創傷無法愈合，然而痛楚會被時間磨平。對於曆史，憤怒和指責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能做的，隻能是理解。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西班牙人對美洲的征服在人類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在我看來，今天的庫斯科人對西班牙教堂的驕傲，決不亞於對印加石壁的自豪。出於好奇，我總是追問每一位向導，對於印加傳統和西班牙文化，你更認同哪一個？得到的回答是，我們認同本地文化，而它是兩者的混合。仔細想想，此言不虛。事實上，秘魯文化強烈地受到各種文化，包括歐洲文化，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亞洲文化的影響，各種文化在秘魯的整合程度之高，在世界上都是數一數二的。其中，中國在秘魯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中的影響，絕對值得大書一筆。

中國風

秘魯是二十一世紀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它的GDP總量世界排名第四十二，但2012年人均GDP高於中國的第93位而排在第83位。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居住在利馬。人們來到秘魯，都是來看印加，仿佛秘魯就等於印加。其實，印加隻是秘魯的昨天，秘魯的今天同樣引人入勝，特別是秘魯的中國風，跌宕詭譎，變化無窮。我想講的中國風，不是藝術上的中國風格，而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一般人們會想，中國風之流行於世界，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是中國國力提升的結果。其實不然。毛澤東時代中國雖然宣稱不輸出革命，但毛主義在全球確曾風靡一時，甚至可以說刮起過一陣旋風：1968年法國巴黎學生造反可以說是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激勵；東南亞的共產黨直接繼承了毛主義的極左路線；拉丁美洲的左派也試圖走中國共產黨的道路。令人費解的是，盡管那時在國內把毛澤東思想捧為馬克思主義頂峰，中國政府對這些毛主義在國外的追隨者的存在，至少對國人幾乎是三鹹其口，密而不宣，以至於到今天我們這些當年被洗腦如今已解脫的人們，一旦發現還有這麽多國外的曾經的同路人，不禁生出幾分驚訝，幾分同情，幾分憐憫。所以，秘魯的中國風的故事，也從毛主義造反派開始。

“金光大道”(the Shining Path)是秘魯共產黨中最激進最活躍的一支，由庫茲曼於六十年代後期建立。庫茲曼原來是一個哲學教授，他的講義後來成為了金光大道的建黨綱領，他的學生成了他的戰士。庫茲曼曾於1965年訪問過中國，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金光大道的宗旨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包括文化大革命，來建立一個新型的民主社會, 其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1980年，當中國已經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第一批特區已經建立時，金光大道通過整風統一了認識，決定放棄蘇聯模式而效仿中國，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金光大道得到一些痛恨政府腐敗的農民的支持，到了九十年代初，已經控製了秘魯中南部的大部地區，稱之為“解放區”。它的大眾支持率升到17% 左右。然而，金光大道奉行的極左路線，包括建立勞改營，關閉自由市場，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階級路線等等，使它受到的反對也越來越大。它的一些極端手段，如攻擊利馬的政府大樓，購物中心和輸電樞紐，濫殺平民，刺殺社區領袖和其他派別的馬克思主義者等等，已造成社會恐慌。90年代的秘魯，社會動蕩，人心不穩，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國家事實上已陷於內戰。

這時候，一位“中國總統”出現了，此人叫藤森，其實是日本人，但因為秘魯人把所有亞洲人一律稱為“中國人”，他因此被叫成中國總統，一個很有意思的小誤會。藤森是第二代日本移民，數學教授，1990年以黑馬姿態投入總統選舉。他以下層貧苦人民的代表為號召，被他的擁躉親熱地叫為“中國佬”，他也以此為榮。文質彬彬的學者候選人一朝當選為總統，立刻露出了強悍獨斷的麵目。經濟上，他大刀闊斧地削減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對投資，出口，資金流動的控製，出售一些不景氣的國有企業。這些措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到1994年，秘魯的經濟增長率已達13%，為全球之冠。政治上，他發動了一場“總統政變”，解散了議會，開始獨裁統治。他命令情報部門已特殊的手段來對付金光大道，完全以恐怖分子的方式行動，竊聽，跟蹤，綁架，暗殺，無所不用其極。被捕的可疑人員一律被送往特別軍事法庭，聽由頭戴麵罩的法官當庭發落。這一係列的鐵腕動作立見成效。1992年，庫茲曼被情報部門抓獲，他被套上由藤森特令製作的，全身黑白條紋相間的囚服，象動物一樣被關在一個大鐵籠裏，放在廣場上公開示眾。庫茲曼後被判終身監禁，秘魯的左派運動隨即進入低潮。根據民調，大多數民眾對於藤森穩定社會秩序的努力還是認可的。然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條鐵律總是被曆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藤森的打黑很快變成了黑打。在他的授意和默許下，情報部門開始濫殺無辜，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並對政敵進行威脅。藤森的獨裁高壓終於引起了政壇的反彈。2000年，就在藤森贏得了他的非法的第三個任期不到一個月，他的情報頭子行賄的錄影帶曝光，從而引發了醞釀已久的政壇大地震。人們走上街頭，要求他下台並接受調查。這一次，藤森知道大勢已去。同年，他在出訪後突然流亡日本，並從下榻東京的旅館發了一封電傳宣布辭職。作為一位民選總統，這恐怕是史上最不嚴肅的辭職。國會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份不成體統的辭職。而這一切，仍然留在總統官邸的女兒藤森惠子竟然一無所知。當她通過媒體得知一切時，真是欲哭無淚了。然而，這位後來的哥倫比亞大學M.B.A.表現出了令人敬佩的鎮靜。第二天，她抱著自己的小狗，在媒體的狂轟濫炸中隻身走出官邸，對媒體她隻微笑著說了一句話：“我不會離開秘魯”。十一年後，她重回總統官邸的努力幾乎獲得成功。2011年的總統選舉中，年僅36歲的她以48%的支持率惜敗於現任總統胡馬拉。藤森本人則於2005年被智利警方逮捕並引渡回秘魯，因綁架和謀殺罪，被判處25年徒刑。

當毛主義造反派和“中國總統”的鬥爭以兩敗俱傷的結果落下帷幕以後，秘魯的政壇似乎步入了正軌。然而，這兩股勢力都沒有就此銷聲匿跡。支持藤森的窮人轉而支持藤森惠子，成為秘魯政壇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金光大道的處境則更為艱難，我不知道在目睹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幾年取得的成就之後，他們是否還在堅持毛的極左路線。然而，盡管其領導人接二連三地被捕，金光大道到今天仍然在邊遠山區堅持他們的鬥爭。而且據秘魯朋友判斷，如果經濟持續惡化，人民的不滿情緒增高，他們並非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盡管毀譽參半，以亞裔成為一個南美大國的國家元首，藤森到底開創了曆史之先河。在他之前，隻有圭亞那和蘇裏南兩個小國曾有華裔政府首腦。這表明，在秘魯，族裔間的差別已不足以成為政治角逐的屏障，通往最高權力的管道對任何族裔都是開放的。這一點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都是難以想象的，世界上恐怕也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做到，也許隻有美國是一個例外。在這個各民族之間的整合程度如此之高的國家，各個族裔都有自己的發展空間，各種文化都在發揮自己的影響。其中，中國風更是一支獨秀。當我們把目光從政壇轉向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時，更能感覺到它的人氣。

也許所有首都的的哥都饒舌吧，我們在利馬碰到的出租車司機個個都是話癆。在了解了我們的中國身份之後，他們都特別樂於指點利馬的中國元素：大街上比例很大的中國車，車行房頂上和Honda，Toyota, Hyundai 並列的 Geely （吉利）標牌，時時可見的中國產品廣告牌。。。第二天碰到的的哥是個有書本氣的中年人，應該是個大學畢業生，因為他說藤森曾是他的校長。一得知我們是中國人，他迫不及待地打開了CD機。音樂一起，我們都又驚又喜，這是二胡獨奏“江河水”。我們問他怎麽會有這個曲子，他說他喜歡中國音樂，每天都聽。這話一定不假，因為這張CD早就在CD機裏麵了，並不是現翻出來的。我們問他知不知道這支曲子是關於什麽的，他說不知道。我們告訴他這是一個很淒涼的故事，一個小女孩要被賣了還債雲雲。當然這些是從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裏看來的，真假暫不論。那位先生一聽，忙不迭地伸手過去說，“那我換一個”。我們忙說不用不用，我們喜歡這個曲子。於是有一陣子，我們都停止了說話，聽由這首曲子在車廂裏回蕩。在這個略顯陰冷的冬日清晨，駛過熱鬧而陌生的異國街道，麵對一個善解人意的秘魯漢子，這段如泣如訴的久違的故鄉小調，一時竟讓人柔腸百轉，莫名感動。

吃，總是旅行當中最引人入勝的項目之一。吃百家飯，嚐萬國鮮，固然妙不可言，但在腸胃厭倦了異國情調之後，有一口家鄉口味的湯水，那就勝似神仙了。出發之前就已得知在利馬每一個街角都有中餐館，統一都叫“Chifa”,即“吃飯”。據統計，全利馬有大概六千家Chifa。我們曾問的哥，有這麽多Chifa,
是因為中國人多呢，還是因為秘魯人喜歡中國飯？回答是後者。Chifa是有口味好壞檔次高低之分的。大多數Chifa 的顧客群，是底層老百姓。最典型的一餐，是半盤米飯或炒飯或炒麵，加半盤蔬菜，通常有青花菜，西芹，胡蘿卜，雪豆，西紅柿，水裏燙熟，再任選雞肉豬肉或牛肉配上，勾上薄薄的芡。一頓葷素搭配，營養均衡，新鮮出鍋的熱飯熱菜，也就相當於4美元，難怪大受歡迎。不過對我們來說，習慣了麻辣鮮香煎炸燉炒，這種山寨版的中餐真是廉香寡味，形同嚼蠟，口裏連一滴口水都引不出來。家鄉口味的出現，一直等到臨離開利馬的前一天，來自“觀花埠酒家”。

我們誤打誤撞找到的這個酒家位於Miraflores廣場的東北角，老板姓陳，來自廣東中山。我們要的蛋花湯菜單上沒有，但老板慨然親自下廚為我們另作。番茄蛋花湯先來，顏色亮麗，香氣撲鼻。一勺喝下去，我仿佛聽到我的舌頭，喉嚨和腸胃一起叫了一聲好。番茄雞蛋湯，本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我卻總在番茄的香與味的火候上舉棋不定。你可以把番茄熬到濃稠，紅湯一定味道醇厚，但清香沒有了，有時還會有點酸。當然你也可以象下青菜一樣隻把番茄汆一下，那樣清香可以保留，但味道總嫌不足。而這碗番茄雞蛋湯，真正做到了恰到好處，點到為止，既香且濃。中國芥藍老板做得很講究：老葉一律去了，即使是嫩枝，也把皮剝了去。不用蠔油而用蔥薑調味，更合我們的胃口。一盤幹炒牛河，顏色有點白，不像美國中餐館放很深色的醬油。但嚐之味道極佳，肉嫩粉滑。尤其是吃完之後，盤底幾乎沒有油，這讓我們肅然起敬。這頓飯，算不得得大餐盛宴，卻當得起大飽口福。誰知道呢，也許隻是久違了家鄉口味而已。

因為同是大陸人且年紀相當，陳老板一直陪我們說話。他是1978年來秘魯的。來之前正為超生被關押。他說：我真的很感謝鄧小平，他看我們可憐，放我們一條生路。他指的是35年前中國放寬移民政策後來秘魯投奔他爺爺的事。感激鄧小平的話我們聽得多了，但這麽謙恭的口吻，如此訴諸生死的直白，還是第一次聽到。真不知道有多少弱勢群體因改革開放獲得新生。觀花埠酒家從他爺爺開始，已有六十年曆史，他本人接手也有二十年了。看到生意挺紅火，問他退休後會不會把餐館傳給他兒子。他歎口氣說，他才不想接呢。他兒子在現在是銀行高管，對餐飲業早就看不上眼了。事實上，秘魯的中餐同仁都有這個問題，他們的下一代早就經由良好的教育進入了秘魯社會的高層，不再願意子承父業了。告別陳老板出來，我們既為秘魯的華人感到高興，又為Chifa的未來有些懷疑。但願家鄉的口味不會在利馬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