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言對科學認知的影響
人類的認知活動不是從“一塊白板”開始的，人們總是根據已有的認知圖式，根據現存的語言係統來描述自然界的複雜現象。
美國語言學家、人類學家薩丕爾、沃爾夫師徒二人共創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語言不同的人應該具有相應不同的認知模式。“同一個物理證據，並不使所有觀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圖像，除非他們的語言背景是類似的或者能夠以某種方法互相校定。”①“一個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沒有意識到的語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規律支配的。”②
盡管“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有其不盡合理的一麵，他將某一民族的語言與該民族的文化、思維和認知方式之間的某種對應關係絕對化，最終走向了語言決定論。但其語言與文化、思維和認知方式之間密切聯係且相互製約的觀點是很有啟示意義的。這是因為，語言作為人類認識客體的中介在認知活動中必將內化到主體的思維過程中，成為主體更深入地認識客體的主體性條件。主體通過語言而內化的知識結構影響著主體對客體的選擇、主體關於整個世界的現實圖景乃至主體的思維方式。德國浪漫主義語言學家洪堡特在談到語言的這一重要特點時把它比作“魔圈”。他說：“每一種語言都在使用該語言的民族周圍劃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無法逃出這道魔圈，他隻能從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③
首先，由語言構成的理論體係製約著主體對客體的選擇，影響著主體對客體的把握。語言在認知活動中內化為主體的知識體係，它是主體選擇客體、考察客體特征的前提。海森伯在談到這一點時指出：“物理學的曆史不僅是一連串試驗發現和觀察，再繼之以它們的數學描述的序列，它也是一部概念的曆史。為了理解現象，第一個條件就是引入適當的概念。隻有借助於正確的概念，我們才能真正知道觀察到了些什麽。當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時通常需要有新的概念。”④在此所說的概念，無疑是通過語詞表達出來的，沒有語詞這一物質外殼，概念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托。顯然，人類科學理論發展的水平，作為人類認識成果的、通過語詞表達出來的概念實質上在一定的範圍內規定了主體所可能認識的對象的範圍。超出了這個界限之外的客體由於未納入主體的認知領域而往往致使主體視而不見。洪堡特概括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說：“沒有語言，我們的心靈就不會有任何對象，因為對心靈來說，每一外在的對象隻有通過概念才會獲得真實的存在。”⑤雖然他的觀點有把對象看作是借助概念而存在的錯誤傾向，但是他卻道出了語言在主體選擇認識客體過程中的重要影響。
其次，語言作為相對獨立的中介係統影響著主體關於世界的現實圖景。洪堡特認為，“每一種語言裏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即指主體運用語言所建構的世界圖景），並指出：“人用語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圍起來，以便接受和處理事物的世界。……所以，學會一種外語或許意味著在迄今為止的世界觀領域裏贏得一個新的出發點”。⑥的確，主體的語言體係影響著主體對客體的感性材料的整理和處理，從而影響主體關於外部世界的現實圖景。當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最初的感知能力以及對經驗材料的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主體所掌握的特定的語言。如果讓學習同一種語言的兒童中一部分多學習一點關於顏色的詞匯，那麽這些兒童辨明顏色的能力顯然高於其他兒童。從主體的認知過程來看，語言是認知活動中主體整理感性材料以及進行抽象和概括的工具，因而它也是主體建構外部世界圖景的立足點。如果主體所掌握的語言係統不同，那麽主體抽象和概括認識客體的感性材料的方式也會不同，因而，主體以之建構的關於世界的現實圖景也會不同。
再次，語言通過它所建構的文化體係影響著主體的思維方式。語言作為民族文化的依托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解一種語言就是理解一種民族文化和一種民族精神。一個人一旦通過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民族文化發生聯係，那麽主體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該文化形式所具有的種種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而這種接受又可能是不知不覺的。洪堡特在談到這一點時也指出：“一個民族的語言多少世紀來所經驗的一切，對該民族的每一代人起著塑造成型的影響……麵對語言的威力，個人的力量實在微不足道。”⑦個人在不知不覺中所接受的文化傳統無疑對主體認知活動發生影響。
最後，前人在認知活動中所受到的影響必定會通過語言的形式影響後人的認知活動。正如洪堡特指出的那樣：“由於語言同時存在於曆代人類的講話行為和所講的話之中，它可以一代一代不間斷地傳遞下去，所以使語言本身對我起著限製作用。”⑧我們的認識活動始終是以前人的科學成果為基礎和出發點的。一旦我們與這些語言形式出現的知識體係發生聯係，我們實際上就在自己周圍建起了認知構架。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圖景、思維方式，我們所認識的對象都受它們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語言世界作為一種“先見”製約著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
基於語言對人類認知活動的重要影響，研究中西方語言的不同特點，無疑可以為提高人類的科學認知水平提供一種新視野。
二、中西方語言的差異
語言自身的構造方式一般包括音、形、義、法四部分，音指涉聲音，形指涉形狀，義關涉意義，法意味著詞法、句法，即語言本身運行的規則。我們可以從這幾類要素中嚐試比較中西語言各具的特質，以及由它們所帶來的科學認知上的差異。
一是語音。語音指一種語言的發音形式，它包括語音、語調和輕重音節等等。不同的語言具有不同的發音方式。漢語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在於它的單音節形式，它一音一字，或一字一音，而且絕大部分漢字都是開音節；每字都有音調，並被劃分為四聲。對於屬於印歐語係的西方語言來說，以英語為例，雖然也有許多單音節詞但同時有更多的多音節詞，它並非一字一音，而是一字多音，用輕重音來表語調。卡西爾有這樣一段關於中西方語音差異的表述，“在任何音調的眾多聲學特性中，有某些特性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們總是用來表達意義的差別，而其他特性則無辨義作用。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音素係統，即辨義係統。在漢語中，音的抑揚頓挫是改變語詞意義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其他語言中，這樣的變化則並無意義。”⑨這說明，漢語的單音節形式和音調的抑揚頓挫等特征使得漢語的語義有較強的變化性，而西方語言的這種變化則較嚴格。
二是語形。中西方語言在語形上的差異比較突出，漢語是典型的象形文字，而西方語言是字母文字。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就像是兩種文化機體的細胞，其基元的性狀決定了整個語言係統生長和延續的模式。
漢字起源於象形文字，顧名思義，象形文字就是借字形來描寫字所指之物，以形達意，這就是說漢字在造字之初與它們所描寫的物在形上是統一的。簡而言之，就是取物象為字象。對此，我國語言學家申小龍曾指出“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為語言資料來看待。初民對世界的認知形成一個係列，天象、地貌、鳥獸的足跡，作物的生態、人身，人身以外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號。”⑩所以從最初開始，漢字就具有直觀性的特點，如：日、月、山、水、火、田等都是對大自然的直觀反映。而西方字母文字，是從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字母不同的排列組合形成不同的單詞，並代表著不同的意義，但與它們所指的事物之間沒有形似的關係。因而，相對於它們所指的物而言，與漢字相比，字母文字具有很大的抽象性。這與漢字的直觀性形成鮮明的對照。
漢字的直觀性特點使使用漢語言的認知主體在認知方式上表現出一種對外部世界的直觀，在其認知方法中包含了許多視覺的成分，如：“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周易·係辭下傳》）的認知方式。而這種直觀的認知方式又使認知主體傾向於將主體隱藏於客體之中，形成“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將人與自然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互相影響的有機整體。相反，西方拚音文字不是對自然現象的模擬，而是人為規定的信號，信號以理性的規則建立象征符號，以聲音組合決定意義，與所指的事物之間沒有形似的關係，因而相對於所指事物而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這使使用西方語言的認知主體在認知方法上表現出一種對科學的邏輯的、理性的探索。他們把主客體嚴格區分，以人為中心，拉開物我距離，冷靜地分析事物。
三是語義。漢語與西方語言在語義上的差別，源於語音和語形上的差別。這種差別也導致了中西認知方式上的差異。李幼蒸先生在《中國哲學和符號學》一文中曾對中國的語義特點做了細致的探討：“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首先表現在其語言的和語義的組織上，這就是其‘字中心’的一種書寫係統。這樣，在中文中，書寫形式可以先於聲音和意義形式。一個單一書寫單位——漢字，可以對應若幹或眾多聲音及相關的意義。此外，具有象形字根源的單字由於其基本筆畫結構的穩定性而保持著一種視覺形象性常量。這樣一種曆經數千年延存下來的獨立書寫單位漸漸成為一種‘記號’，它可在不同語境中和選定不同聲音後（一個單字的全體可能聲音，包括四聲部分，組成一個字音集合，其中每一元素均為備選項），承載著不同的意義。”(11)可見，以“字”為中心的漢語書寫係統不同於西方語言中以“句”為中心的書寫係統，“字”的結構清楚，界限明確而封閉。但“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同一個“字”的功能有時候相當於西方語言的名詞，有時候又相當於動詞。“字”的這種結構封閉而功能開放、模糊的特點與西方語言嚴格遵守語法變化，具有精準性的特點截然相反。“字”作為多重解釋的複合體，可以以極其靈活和聯想的方式來指稱不同的對象和指示不同的意義。
漢語言這種靈活圓通、模糊性強的特點使中國的科學概念往往缺乏周密的界定，一個概念通常由多個判斷來決定。如《周易》中的核心概念——“易”就有三個判斷來定義，“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義》）此外，如“道”、“氣”、“神”等關鍵概念都缺乏精確界定，顯得深奧而模糊不清，其內涵與外延的伸縮性和多義性很大。這就使使用漢語的認知主體，較傾向於使用模糊簡約的認知方式去認識，描述客體。而西方語言語音係統的嚴格性決定了其辨義係統的嚴格性，其概念有周密的界定，內涵與外延都非常明確。每增加一個新的概念通常都需要嚴格的定義引入。這就使使用西方語言的認知主體傾向於使用精確周密的認知方式認識客體。
四是語法。正是上述音、形、義的差別，使得中西方語法上的差別也比較突出。西方語言是典型的語法型語言，它有一套嚴格的語法規則，從古希臘開始，其發展方向就是從語言的形式中獲得真理；而漢語的語法規則，相較於西方語言來說，則要寬鬆得多。
我國學者陳保亞在《語言影響文化精神的兩種方式》一文中，曾指出，“在印歐語言中，有很多嚴式語法範疇，如‘性、數、格、時、體、態、式、人稱、語氣’等，而漢語中嚴式語法範疇很少，大多是寬式語法範疇。”由於漢語寬式語法範疇的特征，很多語法形式可以省略，語義的理解可以通過上下文展開，強化了對語境依賴的程度。這使得認知主體傾向於在更大的環境中理解一個客體，對於AB這樣一個客體來說，其價值要通過XABY和WABY來理解，通過不同的環境來理解，而事件和環境的關係很複雜，往往不是簡單的邏輯關係和數量關係，而是多元的，多層麵的，這就使認知主體傾向於形成整體領悟的認知方式。
而西方的嚴式語法特征，使得詞與詞的關係比較嚴格，語法形式大多不可以省略，語義理解的過程更多地依賴於語句的內在結構，這使得認知主體形成了從局部理解整體的認知模式。從局部到整體的認知模式傾向於先找到要素，再找到要素之間的嚴格關係，再解釋整體。既然是從要素和要素的關係到整體，那麽要素和要素的關係必須數量化、邏輯化才能控製住整體。對於AB這樣一個對象來說，嚴式認知模式者首先分解出A和B，再理解A和B的嚴格關係，最後才能控製AB，這就使使用西方語言的認知主體傾向於形成構造分析的認知方式。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語言之間的差異與中西方科學認知方式之間的差異存在著很大的關係。當然，其實無所謂哪種語言是純直觀體驗、整體領悟、模糊含蓄的；也沒有哪一種是純邏輯抽象、構造分析、精準直露的。提取差異以及分類全在於找出偏向、取其宏旨。以此來促進不同認知模式的交叉使用與融合，提高我們的科學認知水平。
三、中西方不同語言帶來的科學認知方式的差異
由此，中西語言的差異導致了中西科學認知方式上出現了一係列諸如：直觀體驗與邏輯抽象、整體領悟與構造分析、模糊含蓄與精準直露等一係列相左的科學認知傾向。而中西迥然異趣的科學認知方式也最終導致了中西方科學不同的發展道路。
（一）直觀體驗與邏輯抽象
起源於象形文字，具有直觀性特征的漢字帶來了中國直觀體驗式的，即古人所說的“製器尚象”的科學認知傳統，“製器尚象”即古人通過效仿自然之象，創製器物以利天下。《易傳》上講：“易有聖人四道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傳·係辭上》）這說明，在中國古代，很多發明是在“製器尚象”這種直觀體驗的科學認知方式的指導下發生的結果。如魯班發明“鋸”，是受到有鋸齒狀邊緣的草葉的啟發。張衡製作渾天儀，被稱作“技術窮究天地，製作和自然造化相同。”中國第一位飛機製造家馮如從老鷹和鴿子的飛行中“心有所悟”，造出了各方麵性能都超過西方的新型飛機。曆史上記載的很多學者和工匠的“絕藝”，也是靠直觀體驗的認知方式獲得的。
但是，在直觀體驗的認知過程中，最明顯的弱點就是缺乏嚴格、精確的邏輯分析和抽象思維，不容易形成科學理論體係，科學研究往往不夠深入、不夠細致。北魏賈思勰的農業名著《齊民要術》、北宋沈括的科技名著《夢溪筆談》、明朝李時珍的藥學名著《本草綱目》、明朝宋應星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名著《天工開物》等都是中國的科技名著，但這些都是在直觀體驗的科學認知方式的基礎上搜集、整理、編纂、總結、歸納實用性科技的經驗、體會和方法。它們缺乏嚴密的邏輯論證，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理論體係。
直觀體驗式的科學認識方式使得中國古代取得許多舉世聞名的發明，保持了相當高的技術水平。但同時，這種科學認知方式的弱點也阻礙了中國傳統科學技術向近代科學技術的轉化。
與之相對的是西方的字母文字，字母本身一般說來沒有專門的意義。這樣就比較容易表示出非常抽象的一般性關係。這使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的科學認知主體逐漸地形成了邏輯抽象的科學認知方式。這使西方認知主體在對客觀世界進行認識和解析的過程中，試圖從客體的類別中抽象出該類客體的共相，再遞級上升做純思的抽象概括，將各類客體的共相歸在一起，形成科學理論體係，進而再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西方的這種理論的高度抽象性和邏輯性使得他們盡管對哈雷彗星的觀測晚於中國，但哈雷和牛頓卻早於中國精確推出了彗星的周期、軌跡。大大推進了其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二）整體領悟與構造分析
中西語言的差異也帶來了中國整體領悟式與西方構造分析式這兩種科學認知方式上的分野。中國整體領悟式的科學認知方式注重事物的相互關係和對客體整體上的把握，注重事物的運動、發展、變化，強調內在的矛盾、對立和統一。西方構造分析式的科學認知方式注重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個體研究。
整體領悟的科學認知方式形成了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整體觀，這種認知方式把人與自然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互相影響的有機整體。例如：張載的“元氣說”以“氣”作為萬物的本原或本體去解釋萬物的派生，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是由混沌的無形之“氣”生化而成的，是運動的、和諧的、平衡的，認為“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張載：《正蒙·太和》）“元氣說”論證了宇宙的“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不可計量，但沒有說明其內在結構要素和構成途徑，它從宏觀整體上把握，在“相生相克”的矛盾運動中尋其發展變化。
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的“原子論”，它深入探討萬物的本原、分析宇宙的生成、構造，直至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和原子，甚至原子的性質和形狀。以此來論證萬物生成、演化的過程。到了15世紀下半葉以後，西方認知主體更是對自然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並對事物進行細致的分析解剖。這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得到了巨大的進展。誠如恩格斯所說，“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種過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各種各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1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麵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12)
但發展到了現代，西方構造分析型科學認知方式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這種科學認知方式將複雜的客體和現象分解為具體的細節或簡單的要素，然後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細節、各要素在整體中的性質、地位、作用和聯係，從而了解其特殊本質，為了解整體及其要素的因果關係提供依據。但為此，它就必須把各部分、各細節、各要素割裂開來、抽取出來、孤立起來，因而構造分析型科學認知方式具有孤立、靜止、片麵即形而上學的特征。造成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結果。
為克服這個局限性，認知主體必須以整體而非孤立、變化而非靜止、全麵而非片麵、相對而非絕對的矛盾、對立、統一的辯證觀點去分析複雜的世界。這就需要中西方兩種科學認知傳統的融合和交叉使用。當代科學發展所產生的係統方法、控製論方法等從不同方麵體現了這兩種科學認知方式的融合。
（三）模糊含蓄與精準直露
中西語言的不同特點，及中國直觀體驗和整體領悟的科學認知方式易使中國的認知主體思維帶有模糊性特征。而西方邏輯抽象和構造分析的科學認知方式使西方的認知主體思維帶有精準性特征。
古代中國先人傾向於從整體出發，綜合地把握客體的總體特征，缺乏對客體本質的準確認識，注重對客體作質的判斷，忽視對客體作量的分析，講究“刻意神似”、“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缺乏邏輯推理，疏於分析實證，重視直覺體悟，描述事物重求其似、其“神”，不甚求其真、其實，不甚求其精確、清晰。很多自然規律是用模糊的定性語言敘述的，因而難以在量上作普遍的推導和深入的研究。例如：浮力定律的思想萌芽在《墨經》中已有體現。《墨經》中講：“荊之大，其沉淺也，說在具（衡）。”（《墨經·經下》）其意是說，形體大的東西在水中下沉較淺，因為有平衡的力量。這種表述因為沒有精確的定量表達式，它與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所起的曆史作用是有明顯差別的。與此類似，由於中國曆代中醫不重視生理解剖，中國古代繪畫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結果使醫學所繪髒器圖解與實際情況出入甚大。盡管中國古代有過微積分學的思想萌芽，《夢溪筆談》裏有過關於凹麵鏡成像和小孔成像的研究，北京天壇回音壁的設計很符合聲學原理，中國古代對色散、共鳴、電磁等現象都有過解釋，但多屬模糊的定性描述，其機理多附會陰陽五行學說，並沒有發展成精確、嚴密、係統的科學理論。
相反，精確性是西方認知主體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科學注重對事物分門別類、分析解剖，重視定量分析和精確計算，因而促使數學、力學、天文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確立與發展。
然而，現代西方人又發現複雜的世界存在著許多模糊的現象和事實，如在程度、真值、關係等方麵，很多情況下不可能有精確的結論，由此便出現了模糊數學、模糊邏輯、模糊語言等學科。現代思維的模糊性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精確把握的基礎之上，同時又客觀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模糊性。這使中國的模糊性思維呈現出一定的價值。現在，精確與模糊並重，精確中有模糊，模糊中有精確，成為了現代科學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征。
（原載《東華大學學報》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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