慚愧，此非道聽途說，國人（部分）之如廁文明乃始於聯軍刺刀：
鄭觀應1890年所見：“餘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汙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 (《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P663)
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北京，當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這種全城禁止，純以武力威懾為後盾。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見到“另一國人士為了宣揚他們清潔的信條，射殺任何在公眾場所便溺的人”。（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人民出版社，2002，P348。）
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記：“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大街以南美界內，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
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淩辱者，不可計數。”(仲芳氏，《庚子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P61。P33，P61)
在遼東營口， “查街除穢之俄兵，每見途巷之中，牆垣之下，有遺留之糞溺，皆不肯用鐵鍬掇除，輒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遠移焉。……職是之故，深結眾怨。後複有派人以手捧糞之事，遽被華民捧糞汙，擲俄兵麵目，遂遠遁焉。
禁止隨地大小便後，民眾頻頻抱怨生活不方便：“人言藉藉，多稱不便。緣各胡同內，皆係住戶，距廁較遠，既不得隨意便溺，左近又無官廁……”(《大公報》光緒三十年二月初八，第3版。)
聯軍控製下的天津，也是同樣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儲仁遜，曾目睹一名外國士兵在發現一名十餘歲的中國少年隨地大便後，用刺刀威脅少年以雙手將大便捧至指定之處。（儲仁遜，《聞見錄》，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三）
1902年，《大公報》如此報道聯軍離開後的天津：“洋官經理時，街道極為潔淨，刻下則糞溺狼藉，又複舊觀矣。”1904年，《大公報》又報道，天津街頭“來往行人任便當街撒尿，並無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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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文，風格獨異，雖情緒堆砌多於分析推理，然鮮有道聽途說之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