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是中國人骨髓中永遠的炎症，氣候稍變，隨即發作，苦澀、心酸、疼痛，敏感、激憤、扼腕歎息、錐心泣血、拍案而起，都是正常反應。
回首百餘年，竟無一事圓滿，無一人完美。倒不是說其他時代有，而是這個時代的事與人往往同時包含著更加極端的對立、更加巨大的反差，更加驚人的分裂。就拿國人自豪的抗日戰爭勝利來說，國共兩黨雖然都曾出力，但都該不好意思爭奪功勞，最後定音的一錘是越境的蘇聯鐵甲雄師和美國的原子彈（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抨擊美國投彈，唯獨中國應該鼓掌，否則幾倍死去的是華人）。如果靠國共兩黨，別說各有算盤，就算真正齊心協力，也不知要拖到猴年馬月。再多個八年，我也不會吃驚。有人指責共產黨掣肘，其實若非有共產黨在旁鼓噪挑刺兒，依老蔣與德國的關係，能否在二戰中搭對車，不無疑問。真正實行多黨監督合作，會鞭策各黨收斂惡，競綻美。
中國人的犧牲可歌可泣，上層社會的腐敗無能愚昧可笑卻讓人撞牆吐血。1877年，清政府贖回了由英國人自行修建的上海至吳淞鐵路後，立馬興高采烈地全部拆除。英國人憋爆了腦袋也搞不懂中國人中了什麽邪。我也整不明白，隻知這是朝廷的意思與民眾的感情，沿線民眾早就不滿，此前曾經一舉搗毀了英國佬的辦事處。那衝天怒火與文革時火燒英國代辦處不相上下。
中國人的抗敵熱情無與倫比，生猛的義和團前仆後繼，不能說他們隻是迷信“刀槍不入”符咒。婦女也不甘落後，尤其是下層婦女，按未婚、已婚、喪偶（劃分的規則很奇怪）分別組成紅燈照、黑燈照、砂鍋照（這些一定是無聊男人取的名字，在威懾洋人的同時，也失敬於婦女），尤其是砂鍋照，法力驚人，善用“金湯”“經血”等，能將洋鬼子化為類似穢物。姑姑、大媽、奶奶們，你們固然神勇，不過輪到我們講述給後輩聽時，有點兒、、、、、、張不開口哇。
上層貴婦們則令人氣結，日寇攻占朝鮮，從繳獲的清軍物資中公布了一封軍官老婆的來信，其中大秀體貼恩愛，說是家裏積蓄豐饒，足夠愉快享受，可別犯傻拚命，俺等你全須全尾的回來（不好意思，最後一句是我添加的醬油醋，不過，按書信邏輯推演潛台詞應該八九不離十。這些情意款款的悄悄話最終送了老公性命）。假如未來再次與日本開戰，不知會有多少感人信件被披露？且不說獨子的老媽們，光想想大奶、二奶、小三小四老五團們，“徐上將”“穀中將”一夥甭管有幾個手機一定會齊齊打爆的。內容嘛，你懂得。
要說也不能全怪老娘們兒，當年北洋水師的軍服上就是以“壽”字多少確定官階大小的，大官壽多，小官壽少。怨不得大官要惜命保命，原來早有定製。軍人而談長命，那還打什麽仗！方伯謙臨陣脫逃，壽字想必也起了作用。日軍無壽字，故無一怯懦退縮避戰。文貪武怯曆來是中國官僚製度肌體上的毒瘤，動啥手術都去不了根。林總說，槍聲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死在戰場上！沒有這股狠勁，千萬別到軍隊裏去丟人。而有這股狠勁的，也千萬別到地方上指手劃腳。
甲午戰敗，痛定思痛，有人建議聘用日本退休首相伊藤博文為光緒顧問，指導大清的政事。這是不計甲午血恨的大度，還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朝鮮人安重根不說廢話，三槍取了老兒性命。幾十年後，蔣介石聘用了岡村寧次。也算是完成了一次先輩的遺願吧。
第二次鴉片戰爭，兩廣總督葉名琛有一種自以為是的邏輯：洋人把經濟利益放在首位，需要和廣州人做生意，所以必不至於在此輕啟戰端，沒有嚴加防備，甚至當英軍攻占炮台的消息傳來，還堅信大仙指示“十五日無事”，結果當了俘虜。現在麵對東海、南海局勢，也有人和葉總督的邏輯相似，未知日後如何應驗。更不知萬一不幸做了俘虜，能否有葉總督的氣節。
洋槍隊長戈登在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立了大功，1864年臨回國時，給李鴻章留下了二十條肺腑之言，其中不乏有益建議，如，培養中國自己的外語、稅務人才以改變依賴老外的狀況；廣泛推廣電報業務；與外國談判簽約，應在中國境內，否則容易落入圈套，“失其本心”。還有一條，可能日後最令李中堂感慨萬千：“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如果能夠實行，恐怕他第一個要把翁同龢送到菜市口去。對日戰爭，翁師傅是極力主戰的，然而，在北洋軍費上卻以“浪費”為借口百般克扣，致使軍備陳舊，炮彈不足。以廉潔大儒自命的他曾對弟子透露陰暗內心“我正想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一試，看他到底是騾子還是馬，看他到底怎麽樣，將來就會有整頓他的餘地了。”這種把個人恩怨摻入國家利益，不惜讓國家蒙受巨大損失的惡劣做法，百死莫贖。“宰相合肥（李鴻章）天下瘦，司農常熟（翁同龢）世間荒。”這是看了最不知該做啥表情適宜的文字遊戲。
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滿清與南方革命黨的和議代表會麵時的景象，滿清代表唐紹儀西裝領帶呢大衣法式皮帽，儼然華僑；而南方革命黨代表伍廷芳則是老式長袍，活脫遺老。似乎接觸之初，就清楚表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舊，舊中有新。這種結構成分貫穿了中國近現代的各黨各派。
中國教育自古以來都是為了培養做官的人才，民國初，科舉雖廢，舊習不改。學生對專職教師不感興趣，而對在政府機關兼任高官的，哪怕講課敷衍，每個學期都照發舊講義的，仍然追捧，為的是日後“朝中有人”可得照顧。蔡元培認為這是教師、學生中盛行腐敗頹靡風氣的原因。1917年，就任北大校長後，第一次對學生演講，就明確宣布“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很讚賞民國元年由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等人創辦的“進德會”的三必戒（不賭不嫖不納妾）五選認戒（不作官吏、不當議員、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在校大力推廣，並建立體育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等引導學生趨向健康的精神娛樂，還成立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和創辦《新潮》等雜誌，培養學生自立與服務社會的能力。同時他還辭退不負責任的混日子教師，聘請一些有學識、肯認真教書的新人，實行兼容並包的方針，支持文學革命與思想自由。經過這些舉措，北大的麵貌為之一新，由死氣沉沉，變為朝氣蓬勃，成為真正站在中國前列的高等學府。將近一個世紀後，當年的教育改革成果還剩下多少？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揭開了中國教育停滯倒退的真相。這一點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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