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不可不知的稷下學宮

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哪個時代像春秋戰國那樣湧現如此密集的成就，讓後世子孫在炫祖時底氣十足。

談到那時的創造，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稷下學宮都是值得反複尋味大書特書的華夏文明亮點之一。

西方人熱衷追溯柏拉圖於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郊外創建的阿卡德米學園（俗稱雅典學園）。殊不知，差不多同時，東方華夏大地上齊國首都臨淄稷門外也出現了一所由政府出資組建的稷下學宮，而且在規模、人才水平、學術規範、職能、影響等方麵足以與雅典學園分庭抗禮。

今天，當我重新檢索有關信息，不由地被稷下學宮驚呆了，鎮癡了，並發自內心地讚一句：華夏先賢，你們太酷了！

稷下學宮幾乎與戰國相始終。戰國，用李斯的話說：“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翻成現代語言，就是解小東吼的“咱們老百姓呀，今兒個要高興。”宋祖英唱的“今天是個好日子，心想的事兒都能成。”稷下學宮就是布衣誌士指點江山切磋學問大顯身手的地方。

齊國自西周初太公望建國時就確立了“尊賢上功”的國策，而且沒有因為周公旦說的因此後世將出現篡位顛覆者的預言被證明（田陳代呂）而放棄，到春秋戰國時更加注重吸引人才，以便與列國抗衡。齊威王與魏惠王交談時說自己與魏國以珠玉奇貨為寶不同，是以人才為國寶。他不是成心惡心魏惠王，而是確實認識高一籌。稷下學宮的創立就是這種國策的具體落實。

俗話說，無利不起早。要齊王心甘情願地掏錢，肯定得對他有利。所以稷下學宮首先是一所官辦政策谘詢機構。有資格成為稷下先生的人，享受幹部待遇，住著“高門大屋”，隨時可以覲見卿相、齊王。這些被授予“大夫”“上大夫”“稷下先生”等稱號的學者與一般官員不同，不負任何具體責任，“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他們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項，即著書立說，刺世幹政，向統治者進諫提供意見。必要時充當外交特使，為齊國解憂排難。（五十年代有人提出的“政治設計院”，與其說是照搬西方議會製度，不如說是模仿稷下學宮，不過命運迥異。不僅當政者不允許，而且建議者也被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右派）他們來去自由，既可以不定期來此遊學客居，也可以隨時出走他國任職，還可以返回繼續受到重用優待（齊國威、宣時與秦王政有寬容與專製的區別。秦王政也可以為了奪取他所渴望的人才韓非，向韓國開戰，已屬中外曆史罕見。然而他的人才政策是單純為我所用，否則寧殺不放）。齊國威、宣時，廣泛開放言路，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麵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戰國策/齊策》）這裏當然包括稷下先生，而且一些稷下先生的批評在今天看來也嫌刺耳（如孟子），齊王卻坦然不怪罪，沒有對諫言者采取過不利措施。這不能不讓後世的學者向往，讓後世的統治者無顏以對。可以說沒有齊國最高統治者以人才為寶和寬容的胸襟，就不會吸引大批優秀學者，就不會形成進修提高融合的優越環境，就沒有稷下學宮的崇高曆史地位，我們今天所據以發展的華夏文明基礎也將不會是泰山般的雄渾、華山般的奇峻和昆侖山般的神秘。

其次才是高等學府。作為學校，尤其是當時的最高學府，不可能沒有門檻。它雖然不像雅典學園那樣在大門上寫著“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內”，把自然科學基礎放到首位（華人對數學重要性的明確認識出現在明末徐光啟的論述中，不過若因此貶低先賢在文史哲方麵的成就則大謬），但也不像被後人津津樂道的戰國四公子一樣，雞鳴狗盜，來者不拒，有黑社會的陰影。能做稷下先生的可以不問出身（如淳於髡作為“贅婿”，受過髡刑。），但必須是當時學有專精的頂尖學者，如孟軻、鄒衍、慎到、淳於髡、田駢、環淵、接予、荀況一類，“皆世所稱”。漢代的《鹽鐵論》說稷下先生曾多達上千人，恐怕是像漢賦一樣誇張過頭了。而司馬遷說的“七十六人”，可能是最多時的狀況，或其中最著名的學者。這些學者每人各帶成百上千的學生，田駢有徒百人，淳於髡則有三千生徒，與早年獨此一家的孔丘有一拚。每個學者與學生各自成團，私相授受。學者之間經常舉辦辯論會，學生旁聽，直接感受不同學派的研究風格與思辨魅力，聽完還可以發表意見，類似現代的公共大課吧。學宮由“祭酒”主持管理，荀子曾經做過三屆，“最為老師”。

有了上麵兩個職能，第三項：學術研究院，就水到渠成了。可以說稷下學宮對後世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這一點。與齊國言論自由相應，稷下學宮也匯集了當時主要的各思想學派。《呂氏春秋》說“兼儒墨，合名法”，大有遺漏，現在所知，至少還有陰陽、縱橫與道家。稷下先生的學術活動主要表現在著書立說和日常辯論探討上，尤其是後者，值得關注。不同的思想學派同聚一堂，自然少不了思想交鋒（孟子批墨子與楊朱，荀子“非十二子”）。而思想交鋒如果沒有一定的學術規範，勢必形同水火，亂成一鍋粥，導致降低學術水平（如孟子出口惡毒，斷章取義罵墨楊，影響極壞）。從鄒衍和荀子等人的論述可以看出，當時的學者對此有些共識。比如辯論目的，應該是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因此要杜絕無益的詭辯，鄭人爭年，後息者勝的做法理所當然要被鄙視（可參看我的博文《鄒衍的辯論原則》）。荀子寫過不少文章，旗幟鮮明地批判過許多思想，可他的本心並不願鬥。“凡鬥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對這種行為，“我甚醜之。”他主張，“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鄒衍在趙國拒絕與公孫龍辯論，也有這種意思。）荀子心中理想的學者應該是：高貴不驕人，聰明不讓人難堪，機敏卻不爭先，剛毅而不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這些很可能是他主持稷下學宮時訂立的規矩或宣揚的品德。（美國民主如果沒有羅伯特的《議事規則手冊》加以規範，也不會好到哪兒去。稷下學宮在兩千多年前就意識到這點，誰說先哲們缺心眼，沒有民主管理傳統？）在這種認識基礎上，稷下先生對辯論的輸贏不甚在意，他們服膺的是言之合理。淳於髡等在質疑“火箭幹部”鄒忌時，因對方回答謹慎圓滿，立刻放棄成見，變輕視為尊敬。稷下先生田巴，思想尖銳，詞鋒犀利，“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然而當徐劫十二歲的學生魯仲連當麵毫不客氣地批評田先生空談脫離現實，對解決當前國際危機毫無貢獻，應該下課後，田巴居然不端權威架子，不再施展伶牙俐齒，恭敬從命，“終身不談”。這種一點即通，虛心接受批評，遵守公認的是非標準，勇於改正的智慧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具有的。僅此一點就可見稷下學宮的風氣之正。

稷下先生能做到認理不認人，除了有過人的智慧與判斷力，還在於他們重視個人修養，敬仰“大丈夫”和君子。孟子比較全麵地描述了“大丈夫”的特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讀來令人神往。 更多的學者講究君子小人的區別。在他們心中，君子已不再是社會地位與血統的產物，而是道德品質的象征。田駢把君子的品德概括為：純粹、高尚、謹慎、光明、不自滿、素樸。（《呂氏春秋/士容》）荀子討論的更多，其中一些論斷發人深省，如《不苟》中說，君子誌存高遠的做事合乎自然規律，誌向一般的則敬畏禮法節製自己，被任用的恭敬守禮，賦閑的嚴肅莊重，高興時和藹遵禮，憂愁時平靜隱忍，顯達時談吐文雅精明，困窘時言辭簡約而無遺漏。小人相反，誌大者傲慢粗暴，誌小者心術不正好擠兌人，聰明的盜竊欺詐，愚蠢的惡毒昏亂，被任用的削尖腦袋往上爬，未被任用的則怨天尤人心理陰暗，高興時輕佻失儀，憂愁時屈辱恐懼，顯達時驕矜偏邪，困窘時自暴自棄自卑猥瑣。這番話一定戳傷了當今許多人的小心髒。

稷下先生雖然接近官場，“喜議政事”，有所謂“大夫”稱號，但是並非真正的官吏。他們反而比許多熱衷跑官的士們更能夠特別清醒地注意保持獨立自由之身，十分難能可貴。當時的士，有遠離官場的，如宣揚士貴於王的顏斶，拒絕齊宣王封官，認為士一旦做官就將“形神不全”，不是自己了。他隻願意“盡忠直言”，說完了，就回家，“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稷下先生有些也持相同或近似立場。如果說淳於髡“終身不仕”，與其出身低下，認識官場險惡（說話總是借寓言、笑話、取譬委婉表達，以保護自己和讓人易於接受）有關，那麽，以“義不帝秦”彪炳史冊的魯仲連“不肯仕宦任職”，則是對士的社會責任與品格的堅持了。他在拒絕平原君封官賞金時，明確說過：“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而且以後不再見平原君，顯示出一種高潔的精神風貌。當然，能做到這點，主要是因為他們本身資質以及社會提供的條件優越。稷下先生有文化有思想，生活有保障，政治風險小，社會需求大，社會地位高，所以在刺激了學術研究和思想創新的同時，也增強了士們獨立的意識、敢想敢說的直言作風與深入骨髓的時代責任感。不過這些並沒有一直延續，當社會條件發生變化，士們的意識也就出現了完全相反的轉變，即使荀子也不免培養出李斯這樣不甘貧賤專圖富貴的學生。

稷下學宮討論的課題廣泛，基本上涵蓋了當時社會關注的主要問題，如王霸、義利、天人、名實、禮法、性善惡等等，不同學派分別提出了各自的救世方案。在統治者與稷下先生們共同努力營造的寬鬆兼容的環境中，一些人能融各派之長，開拓更加深刻，使發展創新的勢頭噴薄而出，於是，孟軻、鄒衍、荀況的出現就絲毫不讓人感覺意外了。由於有這些大師的傑出成果，稷下學宮便不再是局促齊國一隅的地方私學，而是代表整個華夏精神文明高度的一座巍峨聳立的裏程碑，值得我們永遠敬仰。

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到齊閔王時，不再重視聽從稷下先生們的進諫，政策谘詢機構的功能消失，於是人才星流雲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荀子）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鹽鐵論/論儒》）

與雅典學園存世九百多年相比，稷下學宮的百餘年曆史太短命了。它在中國算是空前絕後，從此，那種寬鬆兼容、獨立自由的學術環境，隻能活在曆史記憶和桃花源中（現代學者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時感受過稷下學宮的遺風，但時間不長。七八十年代少數人在醫療、住房上也享受過副總理和部長級待遇，如顧頡剛、錢鍾書等。而思想創新與批評規諫，則不用說了）。

意大利文藝複興的三傑之一拉斐爾曾經在梵蒂岡教皇的書房裏畫過一幅著名的《雅典學園》，圖中在突出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的同時，還描繪了古代希臘的許多知識精英。他用兩位大師的不同手勢，反映了不同思想的自由爭論；將達芬奇、米開朗基羅與自己的麵容置身其間，表達了古今一體的接力傳承意願，很讓人感動。我有時會幻想中國畫家畫一幅《稷下學宮》：孟子荀子用不同手勢闡明人性善惡，鄒衍則在描述大九州與五德終始循環論，淳於髡被弟子眾星捧月，正值壯年的田巴向梳著衝天錐的魯仲連鞠躬，另外，也偷嵌幾張現代麵孔，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