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校徽最早的樣品是1917年蔡元培委托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即劉半農所稱“哭臉校徽”。
我年輕時，大陸習慣把教師、學生佩戴於衣襟寫有校名的長方條狀金屬牌稱為校徽。這有點“名不正”，較早時，擬定的名稱是“襟章”。如 1909年學部所上“遵擬女學服色章程”奏折，其中第六條款說，“女學生得佩襟章以為識別，其製以銅為宜，不得用金銀。其花樣字樣均聽本學堂自定，但須向督學局或提學司報明。”且不管哪種名稱準確，先沿舊習，仍稱為校徽吧。
現在回想起幾十年前的校園生活，總有一群群散發青春朝氣的男女學生，佩戴校徽，夾著書本，腳步匆匆奔走於“三點”之間的畫麵出現在腦海。多難的年代，狂熱的青春。
我佩戴的第一枚校徽，是在跨入中學校門後，隨學生證一起領到手的。白琺琅底，黑字，郭沫若書。文革前，沫若先生雅興大發，去我校附近的大覺寺賞玉蘭。不知是國家領導人的官威，或者大文人的名頭動靜太大，還是學校在附近眼線密布，反正被我校師生抓住打劫機會，讓他留下了買路錢。
小學六年從沒有校徽，所以剛剛拿到，很是新鮮，凝視良久，撫摸良久，覺得自己終於進入摘下紅領巾的階段了。小心打開別針，穿過布料，戴在胸前。那時的心情有幾分得意，主要是有向比我年幼的小屁孩炫耀的意味。出入過幾回公共場所後，我才發現，這塊小牌牌最主要的功能恐怕是讓世人監督我的言行，比如，買東西插隊，坐公共汽車不給老人讓座，就會有人善意地提醒你，這位大同學、、、、、、我盡管心中大不服氣，怎麽不敢說那些虎背熊腰的壯漢，專向豆芽菜們挑刺，這叫他、他、、、、、、母親的什麽叔叔阿姨，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不得不有所收斂。於是，一出校門，立刻摘下，扔進書包。想用這塊東西管製我，玩兒去！
很快，文革開始，我們的胸前掛上了各式毛主席像章，校徽也不不知扔到哪裏去了。在各類像章中，有一款的大小形狀跟校徽相仿，上有毛體字“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常戴。口號很好，如果幹部們戴著它有我戴校徽被人監督挑刺的功能，就更好了。不過，隻怕他們連我心中不滿卻不得不照辦都做不到。
在陝北睡土炕的日子，真懷念戴校徽的時光，連別人的監督挑刺也變得溫馨，起碼有人關注，不像莽原荒村，有誰多瞧幾眼？全村人加起來也不如一輛公共汽車上擠滿的乘客多。聽著窯洞外“夜來風雨聲”，不知祖國又有多少花朵凋落滿地，也不知世上過了幾千年，心想這輩子再沒有戴校徽的機會了。
沒承想，草雞也有長鳳毛的運氣，我居然連跳兩級，蹦進了大學。接過校徽，我迫不及待地別在胸前。聽介紹說是集魯迅先生的字湊成，我想大概決策者看多了一千多年前懷仁和尚集王羲之字寫的《大唐聖教序》，落下毛病了吧。我不在乎是誰的字，隻要有“大學”兩字就比啥都強。戴了沒神氣幾天，發現別人似乎老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我。開始我還以為是羨慕，一天，有位儒雅大哥遲遲疑疑著試探，“您、、、、、、不到四十？”這是啥眼神，大概他還以為已經很客氣謹慎圓滑了。不過一下讓我琢磨過味來，肯定是看我那副被黃土高原西北風吹皺的老農麵相和學生白牌子太不相稱，想著這哥們兒餘下的時間不多，還來進修，活到老學到老，可歎可感！於是我再不好意思顯擺臭美，又不知扔到哪裏去了。
後來上研究生，雖然還是“生”，卻發了一枚紅色的教師專用校徽。翻翻我的照片簿，這個時期校徽幾乎成了我“未可斯須離身”的裝飾品，就像古代君子佩戴的玉，淑女貼的花黃，有點拔分長臉的意思。牛哇！憑此可以大搖大擺進入圖書館教師閱覽室看緊俏的管控書刊，到教師食堂買兩個小炒，去參觀旅遊，會有人向你謙恭請教。再沒有人嫌你一臉滄桑，最好龍鍾盡顯，須發皆白，越老越好。如今的研究生已經沒有這些特權，不能佩戴教師的紅牌，而是有別於紅白的桔紅色牌。小師弟小師妹們大概想起來就眼紅得出血。沒法子，誰讓那會兒我們人少，校方舍不得出一筆專門的設計改版費。
畢業後，名副其實地戴上紅色校徽，才發現，它原來無足輕重，連起碼的一間安身讀書的房子都換不來，逼得人跳槽。從此校徽被我棄之如敝屣。
也是後來才想到，這一撇，實際上是徹底與青春白白了。校徽伴隨了我的青春首尾兩個階段，懵懵懂懂地別上，稀裏糊塗地扔掉，曾經被我珍惜，也曾被我輕視。
回首往事，常常被細枝末節纏繞住，一個物件就是一個時期的標誌，比人物更加牢固地潛伏在腦海深處。有些東西失去了，毫不可惜，有些失去了，才念起好來。校徽和青春與校園生活緊緊相連，那是一個可以隨意揮霍時間的年代，中學時光被糟蹋了，幸好大學幾年沒有虛度。想想，真讓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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