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製作的華盛頓歌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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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過的所有旅遊地都留下了一些足跡未至的大小遺憾。

華盛頓特區，我去過四次，但每一次不是因時間緊迫，就是遊人太多或者關閉維修等原因，都沒有看到一塊清朝製作的華盛頓歌德碑。

碑在華盛頓特區最高的建築仿埃及方尖碑的華盛頓紀念碑第十層內壁上，以漢字書寫，謄錄如下：

欽命福建巡撫部院大中丞徐繼畬所著《瀛環誌略》曰：按（這是照抄原書加按語的體例），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裏，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誌。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嚐見其畫像，其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裏，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耶穌教信輩立石，鹹豐三年六月初七日，合眾國傳教士識。

《瀛環誌略》是1848年出版的一部係統介紹世界地理兼及各國政治、文化、曆史等方麵知識的書。作者徐繼畬（字健男，號牧田，又號鬆龕，1795-1873）從老家山西五台縣走出來，經科舉步入仕途，在道光至同治年間任職地方與京城，官至福建巡撫、總理衙門大臣等。與他大致同時的魏源也編寫過介紹世界各國的《海國圖誌》，兩書相較，可以看出，兩人的思想認識水平根本不在一個級別上。魏源的目光專注於西洋的科學技術，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便反轉來壓倒西方，即“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在文化製度方麵仍帶有傳統的盲目自大。被稱為“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尚且如此，不難想見彌漫於當時知識界與官場的是怎樣的氛圍。徐繼畬不但睜開了眼，而且看的更遠，直接深入到民主選舉、民主議政等政治製度層麵，並熱情推介。我沒有研究過，不知這是否反映了活躍全國的晉商們的訴求，然而我知道，在當時的政府官員中，具有這等認識的人絕對是鳳毛麟角。山西五台有徐繼畬為先導，有閻錫山、徐向前（徐帥是其族孫）為後繼，足以傲視神州。

碑肯定不是清政府（朝廷未必知道這件事），哪怕是小小的地方官主動誠意贈送襄助盛典，傳教士們不無給自己掙麵子之嫌，但是，那確實是一個中國人的衷心讚美。我之所以想看到這方碑文，就是因為它代表了當時中國對美國的最高認識水平，記錄了一段中美交流的曆史。魏源的《海國圖誌》主要是在林則徐組織的國人草稿基礎上編寫的，眼界狹窄，錯誤不少。《瀛環誌略》則是徐繼畬虛心向西方人學習詢問，經西方人指點，提供資料，然後經過五年認真嚴謹地研究編寫完成的，在體例、內容、認知上都是空前的。僅從上列對華盛頓的簡單介紹評價中，不難想見皇權專製主宰的滿清會怎樣對它。用徐先生自己的話說 “甫經付梓，即騰謗議。”有趣的是它給西方人也帶來了強烈震撼。就在該書刊行的第三年，美國《傳教先驅》載文感歎：“中國人在學習地理！而且不僅是地理，還包括其他國家的曆史和現狀！”“這是當代世界進步曆史上具有非同尋常趣味的一章。”我以為這不是嘲諷，而是真誠的驚喜讚歎。美國著名漢學家龍夫威(Fred W. Drake 1939-)認為《瀛環誌略》是“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國海疆接觸、交流的產物”，“在探索西方強國的本質以及剖析中國在世界上悲慘的沉淪方麵，均超出了客觀的地理學範疇”。“徐繼畬揭示出，地球上的文化和文明是多元的。”“ 徐繼畬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這塊處女地的拓荒者，充當了中國近代世界觀的創造者和宗師的曆史性角色”。應該說他看得很準，事實上，清末，《瀛環誌略》幾乎成為讀書人的案頭必備，康有為、梁啟超都講過自己是從《瀛環誌略》受到最初的西方文明啟蒙。孫中山呼籲“天下為公”正是繼承了徐繼畬把近代文明與古代理想結合的思路。民初任國務院機要局長和教育總長因袁世凱恢複帝製而辭職還鄉的張一麐寫道: “餘年十六歲時，得五台徐鬆龕先生《瀛環誌略》，讀至華盛頓故事，輒為心醉，自忖民主政體安得及吾身而親見之。”

與徐繼畬來往頻繁，幫助最大的是首批來華的美國傳教士雅裨理。從上麵的引文中，可以看出，他所說的華盛頓事跡與美國政治顯然來自於雅裨理客觀如實的介紹，這位外來的和尚確實會念經，對喚醒昏睡的中國人了解世界起到了積極作用。傳經的人會傳，取經者也要會取，才能見效。好學的徐繼畬從中切實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力量，所以投入了極大熱情，雖然在比擬上有點不倫不類，但把握住了基本精神，並非溢美之詞。十幾年後，他在北京舉行的美國政府向他表示感激並贈送華盛頓畫像儀式上更明確表示，“華盛頓已成為人類的典範和導師，他的賢德已經成為連接古代聖賢和他以後各代偉人的一條紐帶，因此，他必將永遠活在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