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發表影響巨大的《為毛澤東辯護——兼談dxp曆史責任和本來麵目》（共6章，3萬字）的長篇政論文章，十多年沒有再寫這種長篇了。最近幾年關於台灣問題的思考零零碎碎，在剛過去不久的太陽花學運衝擊下，我終於找個周末梳理了一下，形成這篇《台灣是如何失去大陸的？》長篇文章，希望能引起台灣民眾的警覺。其它幾章將會稍作完善陸續上網。惟最近突然手上業務忙起來了，但麵對網友的厚愛，本人爭取在一個月內全部上網。之後，我要在把散落網上的《為毛澤東辯護》的舊文在毛澤東去世祭日再收入我的博客。
台灣是如何失去大陸的？
董玉振
內容：
· 台灣千年不遇的全民發展契機
· 高雄港外遠去的桅杆
· 宏基兵敗大陸的哀歎
· 晶圓“雙雄”能雄幾何？
· 台灣社會的迷失與“反攻大陸”理想
1949年國民黨來台後，曾在黨內掀起了“國民黨為何失去大陸”的討論，今天，一類似的命題再次出現：“台灣是如何失去大陸的？”，一個與此可以比照參考的問題則是“香港是如何收獲內地的？ ”因為在大陸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曆史上，香港和台灣在麵對大陸騰飛的曆史進程中，走了不同的道路，並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果。這種結果包括：香港企業主在居民總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香港在製造業整體北移的情況下，實現了向現代服務業的成功轉型。具體到一些細分行業來看，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高雄港擁有更大的區位優勢和貨櫃吞吐量，但今天，高雄早被擠出世界十大貨櫃港口之列，而香港已多年位居其中。隨著在台灣曾經擁有絕對優勢的高端製造業領域代表性企業如宏基電腦、HTC逐漸被大陸競爭對手超越，台灣失去大陸市場和自身發展機會已經成為冰冷的現實。(作者：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筆者借此文和台灣讀者分享自己切身體會下的反思，尤其是在反服貿運動暫時冷卻後，筆者有強烈的意願，希望廣大台灣民眾能真正對台灣的處境有清醒的認識，期待在未來思考兩岸關係時能有更加理性科學的判斷，爭取“光複大陸”的可能，避免在大中華騰飛中被邊緣化的命運——這一趨勢目前有加速成為現實的可能。
台灣千年不遇的全民發展契機
1989年初，筆者從哈爾濱工業大學完成碩士學業後，基於自己的政治理想，放棄進入航天部一院703所（火箭發動機研製）的機會而南下深圳工作，在兩家港資企業裏和深圳兩年的生活中獲得了一次精神上的震蕩和認識提升。
當時我碩士導師的薪水在400元（人民幣，下同）左右，我在深圳居然可以拿到600-1000元的薪水，深圳普通工人的薪水是187元；而同公司的香港工程師則在6000港幣以上。當時一港幣可以換1.2元人民幣。收入差距之大讓我目瞪口呆。當聽說一個香港同事家裏有台386電腦時，對我來說那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哈工大我所在實驗室最好的電腦才隻是一台286和兩台8086，承擔著為返回式衛星和火箭發動機燃燒室研製專用機床的重大科研項目。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這個香港同事家裏居然還有一台彩色噴墨打印機；而我的實驗室隻有兩台針式打印機。偶爾也接觸一些在深圳工作的台灣人，得知他們家裏有空調、電腦和好幾部電話,甚至有兩台以上彩電，都讓任何一個大陸人有種高不可攀的羨慕。要知道，這在當時大陸官員和教授家庭裏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家裏能有台29吋大屏幕平麵直角彩電已經夠體麵了。差距咋如此之大？但在巨大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差距，那就是眼界和機會。(作者：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抓住機會是需要條件的，香港和台灣中產階級那相對大陸民眾高的離譜的收入，也同時意味著，他們有足夠的實力去捕捉大陸遍地的機會。他們擁有大陸民眾還不具備的國際視野和現代商業經營理念，更是一筆無形的資產。當時在深圳能有幾萬元就可以開個高檔餐廳，兩萬元就可以開辦一家上規模的商店，我熟悉的深圳寶安區商品房每平方米隻有幾百元。對多數大陸人來說，很少人有實力去抓住這些機會。當時能拚湊出幾萬元創業的，不少已經成為成功的大企業，包括1988年任正非用兩萬元創立的華為。這點錢對於港台民眾來說不過是幾個月的薪水積累而已。(作者：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當香港製造業整體北移後，香港並沒有產生大規模失業潮，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上下。原因很簡單，大量製造業就業人士借機到大陸創業，或開辦貨運代理為珠三角企業的出口和香港貨櫃物流業建立聯係。大量的受雇人士轉眼成了雇主，香港社會一個規模龐大的老板群出現了。他們用在大陸經營中賺到的利潤在香港消費，推動了香港服務業的大發展，從大量增加的遊艇碼頭、節節攀高的房價，到世界最高密度的奔馳汽車，無不體現香港乘內地開放的機會而大發利市的成功。珠三角和大陸沿海快速增長的進出口貨櫃將香港迅速推向了世界十大貨櫃轉運碼頭的行列。
記得當時曾認識一位香港人在寶安二十五區租了個100平方米左右的小廠房，雇傭幾個女工組裝辦公桌上的小飾品。1991年我進入清華大學讀博士的第一個暑假受前雇主之邀請再次返回深圳原公司工作一個月，該香港人已經從那裏搬走。據物業人員講，他搬到東莞租了一層廠房，雇傭上百個員工。這位香港人正是幾十萬香港人的寫照，他們在香港的收入積累隻能讓他們過上不錯的生活，但在各種生產要素資源都極其低廉的內地，他們輕而易舉地完成了創業階段，徹底改變了自己家族的命運。(作者：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而同一時期的台灣人在幹什麽呢？ 在戒急用忍！
台灣白領階層的收入在當時比香港略低，但相對於大陸民眾來說，台灣人從賣檳郎的女孩子到電子廠裏的操作工，都足以全民進入富有階級的行列。1990年台灣人均年收入達8000美元，是大陸的26倍，台灣2300萬人口創造的產值相當於整個大陸的1/3，而且很多產業對大陸來說都屬於大陸缺乏的高端製造業。那是一個錢淹腳踝的台灣。
台灣人和香港人比，又有著自己獨特的優勢：香港人當時能說普通話的很少，發展空間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台灣人語言優勢則使得整個大陸任你馳騁。台灣擁有遠比香港更先進的製造業，技術人才專業範圍也更加廣泛。再加上大陸對台灣統戰的政治需要，台灣人本來擁有比香港人更好的機會，來乘大陸改革開放的東風實現企業的提升和個人的創業理想。即使不擅長做生意，哪怕僅僅去北京或上海買兩套房子，也足以讓台灣人這輩子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要知道，當時北京市中心的房價為1500元人民幣/平方米以上，上海最好的房子在2000元人民幣/平方米。這個價格導致樓盤根本賣不出去，因為很少有北京上海市民能拿出幾萬元買這麽昂貴的房子。但對多數台灣人來說，兩年的工資就足以去上海黃金地段買套三居室，這套房子今日的價格在500萬人民幣以上。(作者：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台灣是如何失去大陸的？(一)台灣千年不遇的全民發展契機
同一時期的台灣，也有個別人擺脫政治的束縛，勇敢挺進大陸，這些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小人物，在大陸舞台上展現了他們的巨大相對優勢，康師傅、統一集團、頂新國際、郭台銘的富士康等，成就了他們的人生夢想。台灣人可能想象不到，康師傅和統一的方便麵這種沒技術含量的產業，在當時的大陸就可以一鳴驚人地打開市場，他們讓大陸民眾見識了碗裝方便麵的便利。以台灣的人才儲備和產業界基礎，本來可以產生幾百個乃至上千個這樣的巨型企業，這些企業會有辦公室在台灣，從而為台灣帶去高薪就業機會。但在戒急用忍的政策操弄下，讓機會白白地錯過。更有甚者，台灣不去挺進大陸這個文化相同的超級大市場，卻荒謬的搞了個“南向政策”挺進越南。放棄機會而趨偏僻，也算得上是一個政治導向下的滑稽創意。對於那些跟著李登輝南向政策進入越南而這次越南反華動蕩中遭受損失的台企，讓我如何同情你呢？(作者：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