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文）一九七七高考，我差一點錯肩而過 ——金弢
三生有幸進北外
一九七七年的國情，雖然是新生入學和畢業分配，一切根據國家需要，人人服從組織安排。然而那年報名參加高考時，還是讓考生填寫了一張誌願表。除了自選專業，報考的大學有四個選項。我選擇了英語，對學校的挑選，根據當時打聽得悉：七七年在我省，北外招的是德語生，上外隻招法語生，隻有杭州大學招英語生。我的第一誌願就填了杭大外語係英語專業。我沒有第二誌願，在欄目裏隻寫了：繼續安心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我這麽說，並不是什麽高尚的言行，而是一種無奈，因為我確實不知道該作什麽樣的第二選擇。幾年身處偏遠山村，近乎與世隔絕，寫封信回家，雖隻相隔兩百裏，郵差會走上一個禮拜，對外界已是孤陋寡聞。再者幾年的曆練，棱角已被磨光，除了希望繼續學英語，剩下的隻好聽天由命、逆來順受。考大學的心理底線是，萬一沒得學英語，其他學什麽都行。當時就是不甘心 “紮根農村一輩子”， 隻要有書讀，讀什麽無所謂，就是讓我去農大，我也會欣然接受，我不是幾年一直在跟土地打交道？哪怕讓我學畜牧專業，我也去，我又不是沒在生產隊養過豬？將來就做個養豬專家吧！隻要這輩子讀過大學也就心滿意足、如願以償了。
七七年那一級，凡是重點大學都要提前政審。我的政審在公社已傳得滿城風雨，而我卻閉目塞聽，一無所知，這都是後來才聽說的。幾年來，公社大隊有什麽會議一般都有我的份，這回或許因為政審針對我，就瞞著了我。省招辦、縣招辦、公社黨委一起來我大隊。村裏的黨支書、管知青的、大隊長、小隊長、知青帶隊幹部、大隊婦女隊長、我的房東（連大媽都沒跟我透露）、貧下中農代表、知識青年代表等十幾號人開了一個評議會，隊裏會計還出示了我幾年的出勤工分冊。聽說說的都是好話，後來聽吳老師說，評議結果三句話：政治上努力要求上進；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積極參加生產隊勞動。
我的帶隊幹部楊伯伯，評議會後感慨地說：我知道你表現不錯，但沒想到你在生產隊參與了那麽多社會活動。他是轉業軍人，是個思想紅極、替國家解難分憂的老共產黨員。六十年代為了響應政府精簡幹部的號召，主動 “退出” 浙江省公安廳，提出回北京通縣農村老家務農，帶上了新婚不久的浙江蕭山農村姑娘楊媽媽。我寫的小說《老楊伯伯》又是一段真實的故事。後來落實政策他回到了杭州，被安排在一家工廠當工人，但楊媽媽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一直留在北方農村。我考上北外後，一個星期天乘坐遠郊汽車專程去看望楊媽媽和兩個孩子。雖然當時學生非常清貧，因幾年農村的插隊經濟上曾獨立過，我已不再習慣向家裏要錢，堅決拒絕父母家人的一切經濟資助。我們的助學金 20 元，其中 18 元已上交供給製的夥食費，剩下 2 元零花錢是每月的全部開銷。平時舍不得坐車進城，更甭說零食了。我忍痛買了車票和點心去探望楊媽媽，插隊幾年楊伯伯對我的好我一直銘刻於心。人要知恩圖報。
楊媽媽一家生活實在太苦，兩個半大不小的男孩見到點心不顧一切地搶，想象得出，這種最便宜的食品他們又是多麽稀罕，又正是 “孩子上腰，吃飯求饒” 的年紀。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簡易土房，周圍是一片冬天北方農村的灰色，屋裏連個廚房也沒有，唯一用來吃飯的就是炕頭小桌。炕前有一地爐，埋在地下，挪開鐵板下麵燒著蜂窩煤，熱氣正好暖炕，就地架個鍋，楊媽媽就這樣炒菜。我是不速之客，家裏最好的招待就是土豆加白菜，楊媽媽要出門買肉，我死活攔住，否者馬上要走，她才算放棄。主食是現成做好的凍在屋外的窩窩頭，兌點白麵，已是家裏的上等食品，不難想見，平日裏連這點麵粉都舍不得。雖是土豆絲，但炒得非常精致。
我返程時，楊媽媽送得很遠，真是十裏長亭，一程又一程。物質雖匱乏，但人情濃厚。不久楊伯伯來信，感激洋溢，說家訪是看得起他，稱我不忘貧賤交。後來他回北京探親，不辭路遙帶兒子騎車來北外，還給我買了十元錢的毛毯，這是我半個月的夥食費啊！他自己一輩子從未有過這等奢侈。叮囑我：不是我在給你墊底，我是真心喜歡你的好學。當知青帶隊幹部也是他自告奮勇主動提出來的。
後來直到我讀研時他才解決了兩地分居，楊媽媽帶孩子回杭，沒有住處，一家人擠在倉庫裏。下一次去看他時，住在城隍山腳下的小平房裏。直到很後來我來德國後回國探親，他們才搬進了江邊高樓。
北外七七級在浙江省隻招三名德語生，整個浙江省隻有一人報考德語，成績 5 分，是百分製的 5 分，校招生辦決定從從英語中挑選，杭州及杭州地區六個縣挑了一個，我是三生有幸；寧波地區挑選了兩個：張秋濱和周建民。
來我省的招生老師是我後來的班主任和德語啟蒙老師莊慧麗的愛人、東歐語係的徐老師，他從來和藹、謙遜，我們進校那年德語還是一個專業，編在東歐語係。我們入學第一年，我組織班裏同學去西院上家看望莊老師，我順帶看望了徐老師，並對他把我招進了北外表示了感謝，他微笑著說：有什麽好感謝我的，那是你自己考得好！
我被錄取北外，事先沒人征求我的意見，這一點我在電影裏已經提到。按當時情況根本來不及，開學是那麽緊迫，接到通知到趕去北京報到不過七天，辦手續、轉戶口，一個禮拜兩次搬家。上北京那天，舉家七口傾巢相送。火車站擁擠不堪，我問戴紅袖章的執勤，打聽赴京的火車票。他馬上問，去上大學嗎？我說是。他立刻衝著排隊的人群高喊：都走開! 都走開！讓大學生先買票！我頓感父母臉上的驕傲。
除了時間緊迫，或許我的 “第二誌願” 使得招生辦認為沒有再問的必要。設想一下，一個上不了大學可以繼續安心農村的知青，給他一次去北京的機會他能說不嗎？！更何況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外語高等學府。至於換專業，雖然不象袖珍郵政局長所說：德語英語一模一樣，但曾學過英語還是大有裨益的呀，就如 schauen und sehen 兩詞間詞義的差異我們學來就明白，因為我們已經懂得了 look and see 的區別，再學德語就輕鬆一大截。
至於北外怎麽挑中了我，就偶然性而言，有可能徐老師手撩過去抽錯了檔案，碰巧拿到了我的；就必然性，除了考分，或是那個 “繼續安心農村” 的第二誌願感動了招生老師。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雖然國家剛剛跨出文革的門檻，但我們的思想意識從 ”偉大領袖毛主席“ 到 ”英明領袖華主席“ 是別無二致。現在想來，那麽好的思想、那麽高的政治覺悟對我後來被錄取重點大學是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不是提倡又紅又專嗎！我那句話有可能被理解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覺悟。
然而，我實際上是隨意一筆，是無奈的別無選擇，無意中促成了命運的大幸、歪打正著。象北外這樣的 ”貴族“ 學校，我一介庶民子弟，恐怕連做夢都不敢去想。係裏總支書記陳淑卿老師在我讀研時有一年去杭州開會特地關心地家訪了我，看到我們普通的家境，出來不免一句感慨：你真不容易！或者那種文革時期受批判的 “個人奮鬥” 是因為自學英語讀了傑克 · 倫敦的《馬丁 · 伊登》和狄更斯的《霧都孤兒》成了自強不息的精神鞭策，直到今天。
我的人生很簡單，說起來隻有八個數字：55、66、77、88，這是我的人生四步 。擴展一下便是：55 年出生；66 年文革；77年高考；88 年出國。進北外是我人生的第三階段，我不敢也無法想象當年如果沒進大學將會是何等的人生境遇；命運往往隻是一念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裏。人生成功與否是個非常虛幻的要素，俗稱：笑得最後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義是在不斷地解決舊問題，同時又在不斷地迎來新問題。人生在世沒有句點，隻有起點；考進了北外不是成功的終結，而是挑戰的開始。
（初稿）
2019年11月11日 夜稿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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