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參加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委托河南省社科院對全省艾滋病防治與幫扶工作的調研，這給了我進入艾滋病疫區的機會，並由此申請國家社科規劃課題《社會學視角下的河南艾滋病村、艾滋病人群及相關政策研究》獲準。這項陰差陽錯僥幸被批準立項的自選國家課題，至今不予結項，個中艱難曲折，非個中人難以想象。但它畢竟使我有了相對獨立自由的研究空間，“師出有名”“名正言順”地深入河南艾滋病疫區現場，做了6年田野調查，見證了這一時期艾滋病的肆虐蔓延和一段慘絕人寰的悲劇曆史。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這是我的幸運。
當我終於有機會進入中原艾滋病疫區調研時，我盡可能地走到了我能夠到達的地方。
“繞場一周”，最終在周口市沈丘縣白集鎮銀莊（學術化名）站住了腳。並將它作為我的重點調查村。這是一個典型的艾滋病高發村。這個大約2500人口的村莊，有400多人感染艾滋病，當時已經死亡100多人（2004年）。銀莊行政村包括4個自然村：栗莊、灘頭村、莫莊、小印莊。
1. 艾滋病人的葬禮
這是一個死亡之地。我和這個村莊的交道從死亡開始，從此結下生死之交。
2004年冬季。剛剛下過一場大雪，中原大地銀裝素裹，遠遠望去，村莊很美。走近了，才會發現，這是一個被墳墓包圍著的村莊。走在鄉間小道上，兩邊是白雪覆蓋的麥田，麥田裏凸長出一個個白色的墳包，一直長到村子裏邊，長在莊戶人家的房前屋後。走進去，村子裏道路泥濘，不少院落人去屋空。偶爾有雞狗覓食遊蕩，也是悄無聲息。整個村莊蕭疏破敗一片死寂，“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世界……”，唯有一幅幅標語，仿佛沉默的表達。2003年白集鎮黨委政府一份艾滋病疫情報告中寫道：“真是地裏墳頭滿，村中無雞鳴。”
在這裏，我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
老四昨夜走了
2005年12月的一天，一早接村主任栗衛華的電話：老四不行了。
趕到老四家，一進門，兩個帶孝的孩子衝我當院跪下。當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趕快扶起孩子。剛起身，卻見另一個更小的，才剛剛蹣跚學步的小小孩童，也衝我單膝跪下，一臉稚氣地嚴肅地仰麵望著我，真是令人心驚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將孩子抱住。忍不住眼淚就下來了。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婦趕忙過來扶起我們，說，這孩子送他四爺哩，見人跪多了，學哩……。說著背過臉去拭淚。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孫子，老三早已不在了，是村裏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老四是六弟兄中第二個死去的艾滋病人。現在除了已經去世的老三，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來為兄弟送葬，他們都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80多歲的老母親躺在床上，向我訴說老四臨終情景：“……他脖梗硬著，動彈不了，眼看著一口痰憋得出不來氣，我就給他擦嘴，想叫他多喘一口氣。他一口咬住我的手指頭，死活不鬆口，咬撕下去一條肉，到白集鎮醫院縫了十來針。……他那脖梗咋就又能撲楞了呢？他難受，他舍不哩走……。”老人給我看她包裹著的手指，斑斑血跡透過棉紗。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感染艾滋病毒？似乎沒有人顧得上想這個問題。前幾日因為父親病危回來過的正讀研究生的大兒子已經回學校了，家人說：孩子才走，沒有再對他講，怕耽誤他學業。
東南地四個人正在打墓，遠遠望去，打墓人身小如蟻，但目標清晰，冬日空曠的麥田裏，隻有這四個人。還有散落在各家各戶責任田裏的墳頭，格外紮眼。為我領路的村民栗現彬說：“就他幾個能幹動了，每次打墓就他們幾個人，村裏沒有勞力。小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幹。抬棺的都是些上年紀人，年輕些的人身體都有病毒。”
——你呢？也有艾滋病嗎？問他。
沒有艾滋病，但是有乙肝。沒賣過血，因為驗不上，賣血時候查出來乙肝。——不是說乙肝血更貴嗎？又問他。
“乙肝血也驗不上，達不到人家的指標……” 他很熟練地說出一串乙肝血指標要求，就像當地艾滋病人熟練說出一串有關艾滋病的檢查指標。然後問我：“國家光管艾滋病，不管乙肝麽？我這乙肝病也是不能幹重活哩！困難哩很，不然也不會想著去賣血，還賣不上……”。
栗現彬給我指看一片片墳頭，說：“都是這幾年死的，都埋在各人的責任田裏，原來這莊稼地裏哪有墳哪？這些、這些，那裏、那裏，都是艾滋病死哩！外邊記者不知情，拍照的是老祖墳，這些才都是艾滋病新墳。”
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栗現彬實際也賣過血，賣單采，也賣全采，“後來不用化驗了，’胡采不驗’，沒有感染艾滋病是他運氣。”而此時的栗現彬卻似乎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懊惱，因為他不能享受“艾滋病待遇”。
走到跟前才看清四個打墓人中有村主任栗衛華的弟弟栗勇。他依然那麽一副調皮玩世不恭的姿態，一邊挖土一邊對我笑說：“劉老師來看我們戰天鬥地！”大概看我表情太嚴肅了，他神情也黯淡下來，說：“俺人已經習慣了……。”
剛挖開的墓坑留著半邊墳頭，墓穴裏，已經有一口棺材，棺材裏躺著老四的媳婦，她已經在這裏沉睡了五年，現在，她的丈夫就要來跟她團聚了。都說老四家人品好有文化，賢德友愛，中學畢業，都為她惋惜：“隻賣了半個血，舍了一條命。她身體’瓤’（弱），抽血到一半抽不出來了，算半個，得了20元。”
這一天，風很大，順風，遠遠聽得村子裏老四家下葬前的儀式正在進行著：喊魂、開棺、開封、起欞、摔老盆……。又見遠遠的，送葬隊伍緩緩走向墓地。前麵有人漫撒紙錢開路，女眷們哭天搶地，男人們默默前行。道路泥濘，這支黑白相間的隊伍走走停停，漸行漸近，哭聲雷動。下葬時，老四的兒子在父母的墳墓前長跪不起，陪伴一旁的嬸娘說：“可憐孩兒們，正該成媒時候沒有了爹娘……。”
送葬歸來，一個老婆婆候在村頭，她拉著我的手仰臉問道：“幾個孩子沒爹沒娘了，咋著（怎麽辦）哩？奶奶八十多了，日子咋過哩？” 這是小冉冉的奶奶，頭一天我們剛剛埋葬了她的兒子栗建軍。（田野手記20051210）
在栗老四的葬禮上，我拍下了第一張艾滋病疫區送葬現場的照片。照片上，年輕的村主任駕轅，雙目緊閉，任憑送葬的人群簇擁著棺木前行；老五似乎已經傻了木然跟在他四哥的靈柩之後，老五妻小美走在送殯隊伍的前邊迎著寒風淚流滿麵。就這樣，中原冬季的曠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驚天動地哭號著行走在茫茫蒼穹之下，那場麵至今令我震撼。我給照片命名：《血殤》 。
栗建軍靠在老母親的懷裏迸出一句黯啞的話：我舍不下孩子
老四墳墓不遠處，小路北邊的一座新墳，就是埋葬老四前一天，2005年12月9日下葬的栗建軍的墳墓。
栗建軍死在我看望他之後的第三天。當時他靠在老母親的懷裏。他病發咽喉，發聲已經很困難，他兩眼直瞪瞪地望著我，迸出一句黯啞的話：我舍不下孩子！建軍的妻子已經因艾滋病兩年前死去。栗建軍的墳墓，也是半邊土幹半邊土潮濕著，標示出是夫妻合葬的新墳。
栗建軍去世30歲剛剛出頭，在他的葬禮中，他6歲的兒子小雲鵬盡人子之孝。第一天這小小人兒眼淚汪汪跪在父親靈柩前為吊唁的人們叩頭，第二天在長輩的幫扶下為掩埋父親培上第一鍁土。
栗老四和栗建軍，兩家都是“合葬” 。他們的妻子都已先他們而去。他們和她們，身後都留下年邁體弱的親娘，和未成年的兒女。
就是這一年的冬季，我在銀莊第一次看到人們挖開已經埋葬了一口棺木的墳墓，把另一口棺並排放下，再用木楔使他們“牽手”。重新封起來的墳墓半邊幹半邊濕，仿佛一對對夫妻在訴說他們陰陽兩界悲慘的故事。舉目望去，周遭連成一片的墳墓間，幹濕兩半的墳墓不止一座兩座，不知又有多少孩子沒有了爹娘？
兄弟情深：我在手上拴根繩子，要我哥拉著……
在栗建軍的葬禮上，遇到栗建軍的弟弟栗擴軍。栗擴軍在廣州當兵，趕回來為哥哥奔喪。栗擴軍說——
5號接到家裏電話，是堂哥打來的。——還欠堂哥5000多元錢，這次哥哥治療又花了1萬元，沒有錢又借堂哥的，才跟我說。——我才知道哥不行了。我7號下午4點趕到家，就是前天晚上回來的。哥哥等著我回來，我回來的第二天上午哥哥就走了。這次哥說：“以後孩子拖累你了。”兩年前嫂子走時說：“兄弟，實在不好意思，把你花空了。”嫂子死在廣州，我在廣州當誌願兵，哥嫂一家來廣州賣水果，他們發病治病沒少花錢。這幾年大約補貼哥哥3萬元。嫂子病在廣州，最後治病花了8000多。我老婆說：“你對你哥比對我還好。”我說：“那沒辦法，他是我哥。”我守我哥一夜。我媽讓我去睡一會，我不去，我就是回來守哥哥他哩！坐一路車，火車、汽車、小三輪，實在太累了。我在手上拴根繩子，要我哥拉著，我說我要睡著了你就拉我。我一直守在床邊。現在我哥不在了，他終於解脫了。
我不能忘了哥哥，給我寄過500元，雖然我當時又寄回去了，因為知道家裏實在太窮。那是1993年我考上了徐州空軍後勤學院中專班。家裏的老宅可以說是全中國最爛的。我父親1989年死於冠心病 ，家裏吃了上頓沒下頓，窮得很。1985年蓋房子，一頭驢賣了160元買瓦，還差60元買不起磚，蓋成土坯房，3間，之後又蓋了偏房，我當兵前就塌了，倒掉了。我上高中一年後當兵。我初中時是重點中學前三名，88元學費全免，一位老師替我說話，學費免了，我感激他一輩子。但當時我什麽都沒說。當兵後考軍校，前幾名。現在是七級軍士，業餘在廣州中山大學學習法律，我要報考律師，我一定能考上，一定要考上。
在廣州有幾個老鄉朋友，過去常一起聚聚。自從嫂子在廣州生病，電視台采訪之後，大家都知道了，他們都不與我聯係了。艾滋病，都害怕。現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老母親帶走，她高血壓、心髒病，我要照顧她。但她走了，這幾個孩子怎麽辦？都帶著我負擔不起，我這幾年沒有積蓄，我自己還有一個小孩。臨走時要給幾個孩子作艾滋病檢測，起碼以後他們到舅舅家去人家放心。（田野手記20051209）
在栗建軍的葬禮上，栗擴軍看我在抄寫禮單，就說劉老師需要就把禮單拿去吧。禮單寫在小學生寫大字的練習本上，上麵記錄著鄉鄰們送來的5元、10元的禮金。之後，擴軍又找我抄禮單，他說：“人情要記下，日後好還禮。”栗擴軍要回部隊了，又說走前還要和竇樓村的舅舅一起給三個孩子作艾滋病檢測，一個月前已查過一次了，都沒事，再查一次好放心，“我放心，舅舅家也放心，以後孩子們好去玩。”
後來，聽說擴軍轉業了，本來想回到縣裏謀一份差事，離家近些，好照顧家事，但是終於沒有謀到，“現在都靠關係靠錢，咱沒有關係也沒有錢。”於是又回到南方打工。
2008年初春，我又在村裏見到栗擴軍，他回來給母親奔喪。他說，冬天冷，今年接母親到廣東惠州去住，生病了住當地人民醫院治療，花1萬多元，那邊看病太貴。實在是拖不起了，才花5000元包個車送母親回來看病。回來看病又花1萬多，一共花了3萬多，“一年掙的花完了。”家裏沒人了，孩子們太小，母親回來住姐姐家，十五（農曆二月）病重，“不中了”，才從姐姐家送回來，人臨終得回自己家，總不能死到別人家。回到家，當晚咽氣。十六埋了。“解脫了。”栗擴軍又說。
他要接哥哥的兒子小雲鵬到他那裏上學，“這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在這裏逃課，上網吧，接到那邊看緊點。冉冉就留下了，實在負擔不了，拜托劉老師費心。”當時，我已經聯係台灣關愛之家在銀莊開辦孤兒院“希望家園”，由栗可昆具體負責。栗建軍兩個孤兒冉冉和雲鵬都被收養入園。我跟擴軍說，可昆兩口子很好很盡心，孩子們照顧得都很好，你就放心吧。
栗擴軍說：“還想繼續考律師，大專證交到中山大學法律係辦自學考試本科證，搞丟了。想繼續考，但是現在生活負擔重，淨顧著開車打工掙錢，精力不比從前了。”（田野手記20080325）
銀莊人很重親情，很多弟兄們都像擴軍建軍弟兄這樣，幸存者撫養照顧不幸去世的弟兄們的遺孤，天經地義。
諸老五死得很急很快，三家孩子沒了“偎頭”
在艾滋病疫區，死亡已成常態。第二年，2006年春節前夕，我又連續參加村裏兩場葬禮。
2006年1月26日一大早，栗衛華來說：灘頭村諸老五死了。諸老五死得很急很快，眼看著一個人身體很棒，一發病，說不中可不中了。有人說跟“7.15”事件中“被抓一家夥”有關係，受驚受涼了，這是發病的誘因。衛華說：“諸老五兄弟5個，除老大兩口，其他弟兄妯娌8個人都賣血感染艾滋病，老三夫婦、老四夫婦都死了，各有兩個孩子由老五收養，現在老五一死，等於三家孩子都沒偎頭了。老二家太難，自家都難顧住，他兩口都是艾滋病不說，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兒媳也艾滋病，兒媳死罷了，又來一個還是艾滋病。”
諸老五死亡時36歲。就在此時此地，我第一次聽到中原農村那個令人心酸心碎的民間詞匯：“偎頭”——諸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單使他自己的一雙兒女沒有了父親，還使他原先撫養照顧的已經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幾個孩子，也沒了“偎頭”。
伏地痛哭的兒子和父親一樣，也賣血感染了艾滋病
第二天，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這年沒有年三十，我又和村民們一起埋葬了他們的鄉鄰栗全營。栗全營兄弟4人，當年全是獻血員，3人感染艾滋病，隻有老大年紀太大隻賣過全采沒有賣過單采，沒有感染艾滋病。栗全營是三個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個。這時候為栗全營送葬的兒子伏地呼嚎痛哭不已，兒子和父親一樣，也賣血感染了艾滋病。
“百歲老人”栗郭氏的葬禮
這年冬天，銀莊村最年長的栗郭氏也去世了。有人說她享年98歲，有人說100歲、106歲，人稱“百歲老人”。栗郭氏也是村裏最年長的“無名者”， 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栗郭氏是她戶口名冊上的一個符號。
栗郭氏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跟前二男二女，也就是栗郭氏的4個孫子女，全部賣血，3個感染了艾滋病。大孫子跟前一兒一女，也就是栗郭氏的重孫子女，栗郭氏四世同堂。現在孫男弟女都來為她奔喪。在老祖母的葬禮上，栗郭氏的老二孫子，顯得格外孤獨落寞。
——今年多大歲數了？問他。
答：45歲。
旁邊一鄰居說，都多少年了還45哩，小50啦！
——咋染上艾滋病毒了呀？
獻血。1995年，1994年，就那兩年染上的最多了。
他指著旁邊一座破屋說，那是俺叔的屋，艾滋病死罷了，他也是沒尋上打一輩子光棍，家裏沒人了。去年在那屋喂4隻羊，別人看俺家困難，送的，從小養著，拴屋子裏，沒有院子，長恁大了，叫偷走了。大牛也有人敢偷！楊樓村的，牲畜都得跟人住一塊，賊把門別開，牛偷跑，人打殘壞！
栗郭氏用一個孫女“轉親”為大孫子換回一個孫媳婦。現在這個孫女也回來為奶奶奔喪。她說：俺小哥沒尋上，俺小大（叔叔）也沒尋上。就是沒尋上，才想這個辦法。
——想啥辦法？
賣血麽！不就是因為窮麽！
——你當時賣血了沒有？問話已經不像初起時那麽忌口，直截了當。
“ 賣了。那時候都賣。”回答也直截了當。
——感染病毒沒有？
她倒猶猶豫豫起來：……有吧。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檢測沒有？確證沒有？
……我，沒有。檢測過。
——沒有病毒，萬幸啊。
我能體會她回答我話時吞吞吐吐的那種心理。當地一些賣了血沒有感染艾滋病的人並不感到幸運反而有些懊惱甚或“理虧”，因為不能享受艾滋病的優惠政策，“遇事”也沒有感染者“理直氣壯”。這種窮到絕境“艾滋有理”的人的心理，不到現場，無法體會。
——說你是換親……？
避開尷尬，換一個話題。
答：不是換親，是轉親，幾家子轉的。叫我“轉”到土樓，離這有四五裏地。
——你當時怎麽想的？
那能怎麽想？俺哥不是尋不上麽，倆哥都尋不上，眼看大哥都30多了，我不是看老人一心作難麽，可憐俺奶，可憐俺娘，可憐俺爸，給俺哥換回個嫂子，讓俺哥有一家人家不就齊了麽！
——你現在過得好嗎？
我過得也不好，命運賴。
——咋回事？
兩個丫頭沒有兒子！
換回來的孫媳婦王秀平，這時說：一想著俺閨女出去打工，心裏就不是味兒。家裏窮，上學先顧男孩兒。閨女為上學哭幾回，10歲才去上學，上到初一，學習成績好，可沒錢沒法上下去，退學到廣州打工去了。現在家裏生活、兒子上學，就靠俺娘倆幹活掙錢。他爹有病不管幹。
——啥病？
還能啥病？艾滋病唄。大我十幾歲哩！
——你呢？身體還好吧？
我也賣血，也有病毒。
王秀英的婆婆栗郭氏的兒媳說：你看難不難，這一圈子！我70多了。原先俺一家4口：俺老兩口、俺娘、俺這個“沒尋上”的老二兒子。俺娘成天躺床上屎裏屙屎裏尿，弄哩哪哪都是屎，100多歲。現在俺娘走了，冇（剩下）3口人，俺這個孩子娶不上媳婦跟著俺過，還有病毒。那時候都賣血，死的死了，不死也是一身病！看看這房子破屋漏頂！難得很呐！
——老人究竟活到多大歲數啊？
“110歲。”栗郭氏的大女兒回答很幹脆。比我之前聽說的歲數還要大。百歲老人的大女兒也是80多歲的老人了，她掀起母親臉上的被子讓我看，栗郭氏的白發依然淩亂，麵容蒼老卻是舒展，我想到栗擴軍說的“解脫了”。我曾經見到她坐在自家門前愁眉苦臉咳個不停，仿佛被無盡的憂愁卡著壓著，死後的老人，安詳平靜。
我想如果沒有艾滋病，此地當是長壽之鄉。盡管這裏人們活得如此艱難。
栗郭氏的大女兒跟我說，娘家人很多，待不起客，晌午人家都沒來。現在來人不多，過一會人就多了。
村主任栗衛華向我解釋：咱村出殯都不待客了。艾滋病人太多了，艾滋病牽連的戶數也多，待不起客，所以就都不待客了。大家也都理解這個事，都同情艾滋病村艾滋病人困難，來，都是幫忙。“禮錢能收千把塊錢，不夠辦喪事，出殯需要2000多元。對他們家是很大負擔了。”
雖然不待客了，但“禮數得到”。得等娘家人都到了才能出殯，這是“出殯埋人的規矩”。來客中有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說是娘家人，他說：“亡人了，得來人，規矩不能破。年輕人都打工去了，忙，我就來了。”葬禮開始了，孝子賢孫跪倒一片，栗郭氏80多歲的大兒子哀哀哭號著“我哩個苦命嘞親娘哎——”一跪三叩首。墓葬前，兩個“謝客”（懂得喪葬禮儀的人）帶領行“謝客禮”，頷首屈身向死者默哀致意，行禮跪拜一絲不苟，表達了民間百姓對生命的珍惜對死亡的敬畏。
生死患難中最見情義。許多家庭隻剩下老幼婦孺，人們相幫相扶著才能把日後的光陰走完。每逢發喪，村民小組長都會在村裏吆喝：埋人哩，老少爺們都來搭把手吧！無論力氣大小，能到場的都會到場，一起把先走的人“送到地方”。退休老教師諸恒昌手把手教授未及涉世的年少孝子喪葬禮儀，認真登記鄰裏鄉親送上的5元、10元“祭禮”。年長者教年幼的孩子鏟下第一銑土，把年輕的父親或者母親安葬。葬禮桌前，人們向我講述著一個個悲慘的故事。
那天村口碰到放羊的老教師。他喚住我，送給我一首寫在香煙盒紙背麵的詩：
贈訪者
科學滯後頑疾先，
艾滋猖獗人命慘。
新墳連著新墳起，
遺棄老小哭蒼天。
人間恰遇英明主，
派來天使訪災難。
安得玉宇塵埃淨，
萬民頂禮頌德衍。
這首詩顯然是贈給我這個“天使”“訪者”的，不知道作者為什麽認定“天使”是“英明主”派來的。詩的前半部描述“艾滋猖獗人命慘”很真實具象，他把原因歸咎於“科學滯後”；後半部把解救災難的希望寄予“萬民頂禮”的“英明主”的“德衍”。
諸恒昌當了一輩子鄉村民辦教師，大批民辦教師轉正時，他沒有錢也沒有關係，直到退休也未能轉正，至今身份依然是農民。但這不妨礙他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角色，他是這裏文化的傳承人。他的這種觀念，在河南民間社會很有代表性。河南地處中原，曆史上長期處於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忠君惟上的正統觀念影響很深，流行至今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正是這種正統觀念的反映。這裏的百姓對官，又恨又怕又離不了，再苦再難再冤屈，他們相信有一個“上層青天”是好的，“會還我們一個公平公道”。
從2004年那個寒冷的冬季，到2010年炎熱的夏天，6年的時間裏我許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上的村莊，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行進在鄉間送葬的隊伍中，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體會到一種“曆史感”，我清晰地意識到我正在曆史中行走，我正置身於一場人間災難，一場人類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問：曆史到底在訴說什麽？我一遍又一遍思考：人類究竟在期盼什麽？同時追問自己：你到底為了什麽？
我決定記錄這段我正在親身經曆的曆史，體察它厘清它。記錄曆史為了反思曆史，反觀曆史為了不再重蹈覆轍。走過曆史，記錄曆史，書寫真曆史，研究真問題，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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