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創論壇網友挖礦紀念沃森老爺子的文字時，我還愣了一下，不知道為啥這位我時常念叨的教科書上的人物為何突然成為話題。搜索之下，才發現原來老爺子新近過世了，消息剛剛傳遍了媒體界。
如果說楊振寧作為華人科學家的翹楚又因晚年的個人婚姻而出圈、讓我對自己過去二十年對楊的認知的改變而感慨的話，沃森作為我們分子遺傳學領域內的開創者與奠基者，其最後給我留下的印象反而是因為諸多爭議性的言論而翻車，真是讓人唏噓。這樣一位我經常和學生提起的教科書上的人物的離世，讓我回想起他的爭議性言論，不由得思考：科學與科學家，到底能做什麽，又應當承擔什麽責任。
從科學貢獻來看，沃森無疑是二十世紀生命科學中不可繞過的人物。二戰後的英國劍橋，二十多歲的沃森與同樣年輕的克裏克，在女科學家羅斯琳·富蘭克林的實驗數據基礎上，合作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為分子遺傳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他積極參與並推廣了遺傳中心法則，揭示了分子水平的遺傳信息流動規律。後來，他執掌紐約冷泉港實驗室四十年，將其發展為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聖地，並推動人類基因組計劃，使人類第一次得以全麵認識自身的遺傳密碼。這些貢獻都是實實在在的科學成就，是人類求真精神的典範。
沃森所成長的時代，科學界存在廣泛的種族主義傾向。優生學曾被部分學者推崇，甚至被納粹德國作為暴行的“科學”依據。那時的科學強調理性與邏輯，但在對人類尊嚴和倫理的關懷上存在明顯缺失。科學倫理尚未普及，科學家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個人修養與自我約束。
沃森本人對科學充滿熱情。在《雙螺旋》中，他回憶自己和克裏克“日夜想著分子模型，不再關心周圍人的感受”。這種專注無疑是科學求真的優良品質，但當個人過於固執自信、堅信自己對真理的判斷，而缺乏謙遜時，這種“真實”可能偏離科學精神的本意。
沃森與克裏克的對比，也讓我們看到科學家性格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克裏克晚年轉向意識研究與哲學思考，探討“生命是什麽”“意識是否可還原”，體現出理性與哲思的結合。沃森則更多依賴直覺和信念，堅持自己的判斷。他職業生涯後期對女性科學家的貢獻及非洲人的智力差異發表了有爭議的觀點，這些沒有得到充分科學依據的斷言在西方輿論界給他帶來了廣泛的爭議，讓人們對他的觀感帶來巨大變化。
在沃森晚年的紀錄片中，他說道：“我願意被視為一個說真話的科學家，即使那真話不受歡迎。”他在科學界沒有達成共識的議題上堅持他認為的真實，這固然可以看成是科學家的誠實，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可能是作為卓越科學家的一種傲慢與錯覺，如同愛因斯坦曾經斷言過的“上帝不擲骰子”，最終被科學研究本身而推翻。
在公眾認知中，科學無國界，科學家們作為群體因其追求人類共同受益的真理而受到人們的廣泛尊敬。但是另一方麵，科學家們也不是生活在空氣中，而是受自身群體的立場與信念而在科學研究帶有深刻的個人與族群色彩。在涉及人類本身的研究時，科學問題的複雜性與科學家們的局限性讓這一領域的求真變得比純粹的自然科學難度大了許多。另一方麵，科學研究的目的本身也包含求善在內，而對於什麽是對人類的善就因不同人類文明發展路徑以及科學家自身的出發點而帶有一定的爭議性。
在科學技術研究中，一方麵，科學家們需要在人類的未知世界努力探索，拓寬人類的認識邊界，讓人類更接近真理；另一方麵，科學家們也需要對人類與自然本身持有敬畏心，對自身的研究如何帶來更幸福的人類社會，更和諧的人與自然的長久關係要有更深入的思考。我們既需要有探索真理的勇氣，也需要有對人類與生命的敬意。畢竟人類社會不僅是物理學規律的結果，也是生物學規律的結果，但更是人類社會自身規律的結果。
科學的美，在沃森與克裏克發現的雙螺旋中得以體現。分子的對稱與互補、信息的流動規律，都呈現出自然界的秩序之美。然而，科學的美不僅在於真理的呈現，也在於善意的實踐，我認為隻有真是不夠的，隻有善也是不夠的。隻有既真又善，至真至善，才是至美的。
在DNA雙螺旋的曆史中，富蘭克林、克裏克與沃森各自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富蘭克林1951年拍攝出DNA的電子衍射照片，克裏克的理性與沃森的直覺合作，提出DNA雙螺旋模型。富蘭克林，1958年因癌症去世，享年37歲。克裏克，2004年因癌症去世，享年88歲。沃森，2025年去世，享年97歲。
回顧沃森的一生，我們既敬佩他的天才和貢獻，也不得不反思他在倫理與人文關懷上的局限。這樣一個傳奇人物的落幕，不僅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提醒我們，科學的探索必須始終伴隨對人類善意的守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