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夢如是（10）
中國也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黑社會國家，整個製度建立在幫會式效忠之上：首先效忠領袖個人，然後直線向下。如果你忠誠於領袖，你就忠誠於整個體製，這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管你曾經是否有過犯罪。整個社會淪為道德窪地，喪失人性底線，自然所過之處，無不令世人側目。
美國學者柯立安·斯考森在其著作《赤裸裸的共產黨》中認為：不能把共產黨當做一個普通的正常政府看待。把它們視為一個犯罪組織，才能更好理解其內在本質。它們與普通的正常政府的區別在於：正常政府所有的運作對人民都是公開透明的，而共產黨的所有運作都是黑箱操作，從政府決策（如中共例行的北戴河會議）對外簽訂國際條約（如中俄相關領土條約甚至與世貿組織的協議）甚至領導人的健康狀況，都被當做國家機密，密不外宣。
中共的幫會體製套上現代的外衣，掩飾了所有的禍心和卑劣的手段，一個人類從未認識的不正常政治生態係統，幾十年來被誤讀為是一個虔信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這種誤讀導致了在至今為止的歲月裏，對於中共行為評價和價值判斷的整體偏離，在西藏問題上更是如此。
這種認知的偏差，導致思維走入誤區。所以，達賴喇嘛才會在很長的時期，堅持按照那位《西藏的地位》的作者荷蘭人範普拉赫先生的設計，即首先一國兩製，接下來高度自治，最終達到獨立建國。以此路線圖為基礎與中共談判，最終是與虎謀皮，無疾而終。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來香港的一國兩製，其演進過程剛好與達賴喇嘛的三步曲的方向完全相反。由此證明達賴喇嘛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切實際，中共的流氓本性也由此暴露無遺。
中共的本質決定了它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隻要它存在，包括西藏問題在內的一切因它而起的問題都必定無解。中共在任何問題上均不示弱妥協，是因為在他們的語境中，道歉即等於失去權力，要求別人道歉等於獲得權力，在一個極不正常的社會，權力是流氓生存的唯一動力和保障。
所以，任何將中共視為正常並認為能以正常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的想象，結局都是灰頭土臉。不過，即便如此，國際社會和達賴喇嘛仍然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即隻有中共的滅亡，才能給西藏問題的解決帶來希望。
人們不願意承認中共的消亡與問題的解決有必然因果聯係這一事實，首先是把中共視為一個正常的統治者，以為它擁有調動全社會智慧資源的能力，因此所有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老謀深算結果。殊不知中共體製內長期的逆淘汰，使其整體智商已經不足以支撐理性和了解常識，隻能構建偏頗的邏輯體係，以至於目空一切，狂妄而無所敬畏。所以才會有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和《港版國安法》這樣的倒行逆施。這類非正常行為特征，米塞斯在其著作《人的行動》中就提到：“神權政體的不二法門是一種‘洞察力’，它不接受理性的檢討，也不能用邏輯的方法來證實。它的終極標準是直覺，因為對於某些無法用理性和推理而得知的事物，直覺可以提供給心靈一種主觀確定性。如果這種直覺涉及的是與神秘造物主和宇宙統治者的存在有關的傳統學說體係，則我們稱之為宗教信仰。如果它涉及另一種體係，我們就稱之為一種形而上學之信仰。”中國搖滾歌手崔健也曾說：“我很年輕的時候，總以為某些大人物發起的各種運動背後有深層的邏輯和理性的考慮，後來才發現根本沒有，其實就是精神病。”
其次是他們把中共和中國混為一談。想當然以為中共的滅亡會導致中國的坍塌。但稍讀懂中國曆史，便明白自古以來中國隻是一個戲台，無數開幕落幕上台下台，盡管曾經的或本土或外來的演員和戲碼已然灰飛煙滅，但戲台並未坍塌，永遠存在。一如香港媒體人張潔平所說：中國是個過程。從來沒有什麽自古以來、神聖不可侵犯這回事。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概念，時間真的很短，一百多年而已。中國本身是個過程，現在還沒有結束，我們還在這個過程中間。（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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