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談天下（44）商業圓桌會議的聲明傳達出來的信號

8月19日，一個就做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的組織發布了一個聲明，它以數十年來長期持有的公司正統觀點為主題，發表了一份關於“公司宗旨”的聲明，認為公司不應僅僅推進股東的利益。 相反，它表示，他們還必須投資於員工，保護環境，並與供應商公平合理地進行交易。

該聲明概述了五個優先事項，包括提供公平工資和福利的承諾，支持其經營所在的社區，以及與供應商合作的道德規範。

如果隻是看到發布這個聲明的代表是美國第二大銀行CHASE的總裁戴蒙，就可以感覺到BRT的一點不同，那仔細了解一下，就知道BRT實際上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商業圓桌會議（BRT）是一組由美國主要公司組成的首席執行官，旨在促進親商業公共政策。它是在1972年，由Alcoa董事長John D. Harper和通用電氣公司首席執行官Fred Borch共同創辦的。

商業圓桌會議在1975年擊敗反壟斷法案和1977年的拉爾夫納德計劃為消費者保護機構發揮了關鍵作用。它還幫助淡化了漢弗萊 - 霍金斯全麵就業法案。 但圓桌會議最重要的勝利是阻礙勞動法改革，試圖加強勞動法，使公司更難以恐嚇想要組建工會的工人。

在財政政策方麵，圓桌會議負責擴大1985年羅納德裏根簽署的減稅政策，成功遊說大幅削減公司稅。 在貿易政策方麵，它主張向美國的貿易和投資開放外國市場。 1988年的“綜合貿易法”反映了商業圓桌會議的思想。 1990年，圓桌會議敦促喬治布什與墨西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1993年，圓桌會議遊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反對任何有關勞工和環境的強有力的協議。 它為主要的親NAFTA遊說提供了資金和領導。

圓桌會議還成功地反對公司治理的變化，這將使董事會和首席執行官對股東更加負責。 1986年，圓桌會議說服證券交易委員會放棄了關於並購的新規則，並於1993年說服克林頓總統淡化其對高管薪酬過高的處罰計劃。 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圓桌會計專責小組主席約翰裏德認為，克林頓的計劃會對美國的競爭力產生負麵影響。 由保誠保險公司首席執行官羅伯特·溫特斯（Robert C. Winters）擔任主席的圓桌會議的健康，福利和退休收入工作組為布什總統的計劃歡呼，該計劃主要包括對醫療保健行業的補貼。 該圓桌會議在1991年6月的一份聲明中宣布，該國的醫療保健係統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效果很好。 “我們認為解決方案不在於拆除現有係統，而在於建立在它之上。”

商業圓桌會議還是一個主要的遊說團體，旨在擴大或維持管理者在大公司中的權利/權力。 例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采用了所謂的“股東獲取代理權”規則，該規則旨在賦予股東在大公司管理者的提名和提名中的權力。商業圓桌會議的首席執行官，包括Apple和摩根大通的領導人，都認為公司還必須投資於員工並為客戶創造價值。

多年來，BRT在美國的很多政策製定和國內外商業關係方麵都展現著強大的影響力。它包括蘋果，百事可樂和沃爾瑪領導人在內的近200位首席執行官，本周一試圖重新定義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 --- 以及公眾如何被越來越持懷疑態度的公眾所感知。

“雖然我們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企業宗旨，但我們對所有利益相關方都有著基本的承諾，” 該集團是一個代表美國許多大公司的遊說組織，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們致力於為所有公司，我們的社區和國家的未來成功創造價值。”

隨著大公司麵臨越來越多的全球對收入不平等，有害產品和惡劣工作條件的不滿情緒，這一轉變發生在美國企業日益窘迫的時刻，也是近50年來，美國的大公司第一次公開大規模的提出不再以股東權益為最高利益，而是更多的兼顧其它的社會作用。

但是，在圓桌會議上沒有提及遏製高管薪酬，這是一個閃電話題，當收入最高的100位首席執行官的薪水是他們公司薪酬中位數的員工的254倍，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隨著消費者和員工將公司提升到更高的道德標準，大品牌越來越不得不捍衛自己在工人工資，槍支，移民，特朗普總統等方麵的立場。

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曆史學家南希科恩（Nancy Koehn）說：“他們正在回應時代精神。” “他們認為一切照舊不再可接受。這些公司是否會改變他們開展業務的方式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當然，商業圓桌會議沒有提供有關如何實現其新陳述的理想的細節，提供更多的使命宣言而不是行動計劃。但這些公司承諾公平地補償員工，並提供“重要的福利”，以及培訓和教育。他們還發誓要“通過在我們的業務中采用可持續的做法來保護環境”和“促進多樣性和包容，尊嚴和尊重”。

這是一種明確的譴責，即公司的角色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利潤最大化 - 這種理念在華爾街和董事會中占據了50年的席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該學說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在1970年的“紐約時報”上寫道：“商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其利潤。”

這種思維方式為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管理者提供了信息，並為不斷關注季度收益報告做出了貢獻。它進入了流行文化，在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中，Gordon Gekko宣稱，“貪婪是好的” 最近，它激發了新一代的激進投資者，他們推動企業削減就業機會，以此來豐富他們自己。

福特基金會主席兼百事可樂董事會成員達倫沃克在接受采訪時說：“股東至上的意識形態導致了我們今天在美國看到的經濟不平等。” “芝加哥經濟學院如此深深植根於投資者和法律理論以及C.E.O.心態。克服這一點並非易事。“

商業圓桌會議在1997年的官方學說中包含了自己對該理論的闡述，並寫道“管理層和董事會的最重要職責是公司的股東。”過去20年中公布的每一個原則都表明了這一點。公司主要是為股東服務。”

但是這個在慢慢的改變，如果你要追溯這一變化的曆史，可以從比爾蓋茨2008年在達沃斯舉行的演講開始，這是他在微軟全職服務的最後一年，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創造性資本主義”。正如蓋茨所說的那樣。世界經濟論壇，“資本主義的天才”在於它“以有益和可持續的方式”利用自身利益的能力。但它的好處不可避免地傾向於那些能夠支付的人。 “為窮人提供快速改善，”他說，“我們需要一個能夠以更好的方式吸引創新者和企業的係統......這樣一個係統將有一個雙重使命：為那些不做的人創造利潤並改善生活。充分受益於市場力量。“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開始推動他所謂的“共享價值”資本主義，而Whole Foods聯合創始人約翰麥基提出“有意識的資本主義。”Salesforce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寫了一本關於“富有同情心的資本主義”的書。 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家族投資公司E.L.的首席執行官。羅斯柴爾德開始組織“包容性資本主義”;支持自由企業的會議委員會研究小組呼籲“維持資本主義”。

將所有這些語法上的反省動作置於全球金融痙攣之中。 21世紀後期的金融危機震撼了龐大的市場經濟的基礎，並暴露了一些更為醜陋的後果：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巨大而廣泛的鴻溝，資本的豐厚回報和勞動力的停滯工資之間在受保護的少數人和弱勢群體之間。此外，複雜化這些不公平現象的是一係列破壞性的商業技術，這些技術在危機之後開始成熟 - 從數字化到機器人技術再到A.I.-這使得脆弱的工人感覺更加如此。

對“係統”的反應既廣泛又令人震驚，尤其是年輕人。 2016年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年齡在18歲至29歲之間的美國受訪者中有51％不支持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三分之一的人傾向於轉向社會主義。對同一群人進行的2018年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了類似的拒絕 - 隻有45％的人認為資本主義是積極的，比2010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當時美國人仍處於大衰退的陰暗陰影中。其他民意調查顯示，即便有相當多的共和黨人突然對自由市場保持警惕。

隨著美國大選和歐洲一些國家大選的臨近，以及全球新一輪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對於貧富不均，以及資本主義模式的重新思考必將重新被重視，而BRT的這個聲明就像是傳達了一個信號，那就是企業的社會化功能需要更加被強化，而極度追求利潤的純粹資本主義模式可能正在逐步走向沒落，這個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會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是對於正在後麵積極追趕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形成一個新的壓力。

 

 

（本文總結自網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