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政權中誰是當家的，不像民主國家那麽明確。想當年，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訪美時，美國以十二響禮炮加總統夫婦迎接，明顯是待以國家元首禮的， 但國內人還是一臉懵逼，繼續把華主席當領袖。向越南陣地衝鋒的戰士是對華國鋒像宣誓的，每家每戶都貼華主席像，直到三年以後才明白過來。別說國內愚民如此，美國情報機構一直以為胡誌明是越共的絕對領導人，直到和中國關係恢複後才從中國人那兒知道，早在60年代初，黎筍就是決策人而胡伯伯隻是個名譽主席了，知道這個消息時胡誌明已經去世多年了。
另外，共產黨國家的決策程序也千奇百怪。有的是一人獨裁，如毛澤東和斯大林，毛還有中央文件指定其為”下最後決心者“。有的是投票製，少數服從多數。有的是寡頭博弈製。雖然名義上都宣稱是民主集中製，但具體程序如何，則是國家最高機密，連美國中央情報局都經常搞錯。
中共的毛後決策程序更是經常變換，按現有消息分析，大致經曆這麽幾個階段：1978-1992，鄧小平-陳雲共和，鄧權重稍高；1992-1995， 鄧小平獨裁；1995-2002，江澤民集體領導製；2002-2012，胡錦濤集體領導，江澤民幕後操縱；2012至今，習近平獨裁。在鄧時代，基本權力機製是寡頭博弈，鄧的權力受到以陳雲為首的元老的製衡，胡耀邦趙紫陽隻是行政執行人，聽命於元老的決策。而江時代及胡時代，基本機製是投票製，特別到了胡的後期，政治局就像董事會，而江澤民更是個太上皇，中共的決策效率低下，連元老們都覺得有危機了。
亞裏士多德曾評價過當時（古希臘時代）既存的幾種決策機製，認為獨裁最好，寡頭其次，民主最差。他說的民主，是指決策時的民主，打仗時怎麽打大家投票。亞裏士多德的評語，至今仍被證明是真理。現代的民主製，民主隻在選擇領導人和保證領導更替中起作用，權力的製衡是用法製來保證的，而決策和執行則是獨裁製的。而且，即使是民主選舉，也隻限於政治領導人，公司領導不是選出來的，軍隊也不是。當政治領導人通過選舉當選後，內閣部長都由他選擇任命，任人唯親不是問題，肯尼迪任命弟弟當部長，川普讓女兒女婿進白宮，反正總統認為誰好用就用誰。決策時，也沒有投票一說，即使內閣成員全部同意某一決定，總統可以一票否決，所謂的”下最後決心者“。可以說，獨裁決策製，是人類通過血和火的考驗後得出的結論，在瞬間萬變的戰場上，在機會稍縱即逝的危機中，隻有把權力和責任都加在一個大腦上，才是最有效的。在決策中，壞決定也比沒有決定要好。而怎麽選擇一個聰明，堅定，領導力強大的領袖，就是組織和製度成敗的試金石。
當習近平上任時，全黨已經形成共識，必須從難以為繼的集體領導製轉變為黨魁獨裁製，否則黨國命運堪憂。習的迅速專權，並不完全是他反腐的結果，也有元老的主動放權，和黨組織的主動推動。
習的第一任期還是幹得不錯的，反腐成績斐然，黨風政風明顯好轉，國內國外也還算風平浪靜。但從19大起的第二任期，他玩得明顯出圈了，社會上充滿了怪異的文革式的複古風，不知是有人故意的高級黑還是習的主動指示。到了去年夏天，風向突變，那些肉麻的個人崇拜語錄消失了，習的畫像被大規模撤除，那些過分的宣傳如”厲害了我的國“被停播。坊間流傳習即將下台的流言，有個自稱接觸到中共高層的日本記者加藤在報上說，習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檢查，有人拍桌子罵他。
但習不久好像複水了，霸屏率又大增，特別是在去年12月和川普的阿根廷峰會上，作出了非常”喪權辱國“的談話，這卻反而證明了他權力的強大。對於領導來說，出席慶功會是誰都會做的，但要作出投降的決定，則是很難的。慈禧一生下令簽訂了那麽多不平等條約，卻依然把握權力直到死，其對權力控製的能力是令人驚歎的。集體領導中，每個人的責任性不強，通常避免承擔壞事的責任，碰到屈辱的決定，投票結果通常是否決。而個人負責時，當他對權力的控製有把握，像慈禧那樣，他就會權衡利弊，作出更實在，更有利於國家或統治集團的決定。因此，從阿根廷會議的情況判斷，當時習仍是中共的獨裁者，下最後決心者的可能性很大。
但最近習的突然食言，對已經全權代表劉鶴談下來的協議草案作大幅度修改。在遭遇川普的迅速反擊後，中國有兩天沒有反應，然後就宣布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隨後就是鍾聲九評，火力大開，抗美援朝的老電影都拉出來了。這說明了什麽?
我的理解，從去年夏天至今的故事，可能是這樣的：中共原有的元老參政慣例，自習上台後，可能是元老為中共前途著想，主動取消了。但習19大後的個人崇拜行徑，激起了元老們的普遍不滿，這一”鐵帽子王“機製又被激活了，習近平在去年夏天受到嚴重打擊。但鑒於他掌握著軍隊和秘密警察機構（中紀委），具有反腐積累起來的威望更兼習家軍的勢力強大，這次隻是挫敗，並沒有改變習作為下最後決心者的權力機製，當然，習的行徑有了很大收斂。
習在阿根廷所作的讓步，一種可能是他經谘詢劉鶴等智囊成員，認為平息貿易戰最有利於國家利益和黨，習個人的利益，而作出的決定；另一種可能是作為一種緩兵之計，就像朱鎔基在入世時那樣，先簽下來，以後的事以後辦。但在談判過程中，美國死死咬住執行，還要求將條文以中國立法形式固定下來，這改變了中共的政治力學。
一種可能，是習本人害怕會承擔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黨的曆史罪人的責任，退縮了。另一種可能是，黨內，包括元老團，向習施加了壓力，或者兩種因素都有。結果是，習退回到集體領導機製，由政治局集體投票決定如何因應。這種戰降問題，拿來集體表決，就如我上麵分析的那樣，想也不用想結果會是什麽。
因此，很有可能，中共現在又回到了江胡時代那樣的集體領導機製。習應該有點灰頭土腦，相比他剛上台時那種事必躬親，誌在必得的中國夢雄心大誌，現在變成了明哲保身的混子了。但也可能他如釋重負，今後他隻在是執行黨的決定，成敗都有托詞。
對於川普，如果他的目的是想談成的，這樣極限施壓也沒用，服軟那不成戈爾巴喬夫了嗎？如果川普的目的是想把中國激怒，撒出凶手，最後達到把美國人民激怒的狀態，就像美國當年把日本逼到轟炸珍珠港那樣的情況，從而順利實現中美脫鉤的願景，則可能性增大了。因為集體決定，容易就迎合公眾情緒的決定達到共識。
如果事實確如我述，對中國是很不幸的。中國人民既沒有得到選擇領導人的民主權力，也失去了高效決策的一人責任製，卻得到了亞裏士多德所描述的最差的民主決策製，這是種多麽不幸的組合！
但願我是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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