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反腐”政治運動，其實質上與“反腐”這一理念的本身無關，我相信很多人都能認識到這一點，中共這個體製無論從中南海到地方村鎮官員，無一不是貪腐的，這也正是所謂的“製度性腐敗”。也就是說，在這個體製中所有的人，包括習近平本人及其集團的每一個人都是貪腐分子。那麽，一群貪腐分子以反腐的名義打擊另一群貪腐分子，其本質旨在權力鬥爭，與真理、正義、理性並沒有絲毫的關係。這種權力鬥爭，和當年的斯大林肅反與毛澤東發動文革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出於權力鬥爭需要的一種政治手段，隻是方法不同，形式不同，但本質卻是一樣的。那麽，這種權力鬥爭的結果是什麽呢？就是權力不斷向一個人的手裏集中，導致中國的政權結構從原本的集權慢慢的演變為極權。所謂的集權，就是常委集體分占權力模式，在一個利益集團之中實現分權製度，而所謂的極權就是公共權力完全被某一個人所操控，不被其他任何人所分占與製約。鄧小平時期所確立的集權分占製度，基本上是經過對文革的反思，在“改革開放”時期重新劃分了人大和常委的職權所締造的中央集權製，而隨著絕大部分原來的實權派的常委逐一倒台，那麽那些倒台的常委們原本手中的權力就會不斷的向習近平的手裏集中。當習近平不斷剝奪原有集權分占者的權力之後，完全掌握了所有的權力，那麽極權也就產生了。原本的集權分占模式在極小範圍和短期內的確可以起到某種程度上對權力的製約，而與不受任何製約的極權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所有的集權製度的發展最終都會走向極權，正如所有的極權最終又都會走向崩潰，這是一個必然的邏輯，絕無例外。從集權到極權再到崩潰，這個必然邏輯的根本原因就在於這種體製是背離真理與正義的，是違背人性和社會規律及科學的，不具備自由平等的文明價值，所以，集權專製的產生本身就具備了發展為極權，以及最終必然崩潰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並不是習近平本人所締造或者說可以左右和決定的，無論任何人處於這種體製和曆史階段，其作為大致相同，個人的好惡、能力與政治傾向隻能起到極其有限的作用，也就是專製程度上的區別，但並不能決定這種體製的本質，所以一個專製者也無法完全決定某個曆史階段。簡而言之，也就是集權發展到這一步，無論是張三還是李四，都無法回避激烈的權力鬥爭，同時也不可能阻擋集權向極權的發展趨勢，以及改變其最終走向崩潰的結果，因為這是集權專製的必然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正是符合康德對社會體製的定義的，那就是“集體意誌”，而中國社會往往把某個曆史階段和曆史重大事件簡單的歸結為某一個人的思想和作為，這是極其野蠻和無知的。
從當前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深化與激烈程度來看，可以充分證明公共權力還沒有被某一個人完全操控，然而社會所爆發出來的現象已經證明中國社會正在向極權發展的趨勢。為什麽說中國目前還沒有完全極權化呢？因為從目前的政治鬥爭形式上，權力、經濟、輿論都沒又被某一個人完全壟斷；為什麽說中國已經開始極權化呢？因為隨著權力鬥爭的加深，目前所有被剝奪的權力都在向習近平一個人集中，所以，這也充分證明極權化的趨勢非常顯明。
在不斷極權化的中國政治趨勢中，幾乎沒有人從哲學和政治學的層麵，去進行科學和客觀的揭示中國社會及政治的現象、趨勢和根源。目前，除了那些盲目甚至邪惡的希望中國陷入混亂的人，很多人都在期待或者談論習近平完成了權力集中，是否會像台灣蔣經國那樣，從高度的集權把社會帶向現代文明的民主體製。其實，抱著這種觀點的人，幾乎上都是權力決定論者，也就是我上麵所說的，把某個曆史階段和曆史事件歸咎於某一個人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根源，本身就具有偶像崇拜的精神含義，認為某一個個體的人可以超越其曆史必然性，擺脫“集體意誌”的製度本質，憑個人的能力去締造一個曆史時期和曆史事件。那麽，對於那些還在猜測或者期盼習近平權力的不斷集中是否會像台灣那樣走向民主，這在理論上中國人是難以理解的，就是在學界，這種深刻和係統的哲學思維、認知和理論能力都是極為貧乏的，更不要說普通的民眾。但是，如果我們把台灣的民主化分解開來，就不難理解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的必然條件，這並不隻是蔣經國的個人主義行為。關於台灣轉型民主體製不可或缺的條件：一是日本殖民50年，雖然日本在殖民台灣期間並不是民主製度，但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覺醒的國度，民眾的思想一直處於被啟蒙的狀態；第二，蔣介石雖然和毛澤東一樣是專製思想，但他和宋美齡都是基督徒，也就是說他至少還是有道德和人格的人，至少是真誠的，哪怕嫖娼也知道懺悔。而毛澤東殺人如麻，凶殘到極致，至始至終你看不到他有絲毫真誠、善良與對自己錯誤的認識；第三，台灣乃彈丸之地，在國際共產主義的壓迫下，麵對龐大的中共集團，其要取得生存自然需要美國的軍事、經濟、政治的支持，最終台灣的意識形態和體製倒向美國也就成了一種必然。這其中還包括了台灣一直還有相對的言論自由環境，民眾所做出的抗爭，比如在美國刺殺蔣經國等等事實。我們可以看看近代史，整個亞洲所擁有民主體製的國度，無一不是在美國的幫助和督促下才得以實現的，沒有任何一個區域可以憑借內部的博弈和覺醒能夠自發的過度到民主體製。從這個意義上講，台灣的民主化並不是很多所認為的是蔣經國的個人行為所產生的結果，而是種種條件形成的曆史必然的結果。從另一個角度說，蔣經國個體的認識和行為是極為有限的，並不足以決定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最終的改變，起到的隻是有限的作用，這僅是體現快與慢和好與壞程度上的區別，並不能決定曆史必然和體製本質。
從亞洲現有民主實體的日韓台來看，無一不是在美國的幫助和督促下完成和完善的，這一點也是我徹底否定亞洲文化，徹底否定佛教和漢語文化的根本原因。
從以上關於台灣的事例我們完全判斷，中國社會權力不斷集中，並不具備像日韓台那樣的轉型民主體製的條件，也就是說隨著權力不斷向習近平個人手裏集中，中國隻會走向極權，並且直到崩潰。而對於習近平個人、包括一部分權力擁有者們，他們或許也有將中國社會帶向民主和文明的願望，但是在整個缺乏相應的精神意誌、文化傳統、思想理論、以及相應的道德和智慧，在沒有這種轉型的條件下，他們同樣受困於現實殘酷的權力鬥爭，受製於中國社會整體的集體意誌，所以，中國的政治在不斷的權力鬥爭和權力集中下，隻會走向極權，最終崩潰。就說共產黨的曆史以及當權者個人所造就的罪惡事實，他們更加恐懼於變革，害怕被清算。當然，最終這個極權是否會一定落到習近平手中，這並不重要也不確定，因為中國現曆史階段和政治發展趨勢並不是某個個體的人所能夠完全決定的。
201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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