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一詞曾是國民黨軍隊的罵人話
在國民黨軍隊中，“老百姓”成了罵人話。那些傲慢殘暴、以虐待新兵為榮的國軍班長們，估計都有這樣的心理：我是軍人，就是比老百姓要高一個等級，就是要瞧不起老百姓。其實，曆史興衰成敗的秘密，往往就藏在一個個細節中。
作者 | 關山遠（專欄作家）
近日讀著名華文作家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關山奪路》，讀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當年，“老百姓”一詞曾是國民黨軍隊中的罵人話。
其實，曆史興衰成敗的秘密，往往就藏在一個個細節中。
1、國軍士兵：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
《關山奪路》這本書是王鼎鈞關於自己年輕時從軍經曆的回憶錄，他在抗戰勝利後加入國民黨軍隊，成為一名憲兵，經過新兵入伍訓練後，經南京、上海到了東北，經曆了國共內戰，然而在天津成了解放軍的俘虜，被釋放後，輾轉來到上海，在上海解放前一天，乘輪船去了台灣。他在讀高中的時候被誘騙入伍，關於新兵生活，最多的回憶就是班長任意毆打虐待新兵：
“班長打人並沒有準則，早操跑步的時候，有人踩掉了前麵列兵的鞋子。班長立刻把他揪出來，拿刺刀當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沒有軍人氣概，要狠打。有人硬挺著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長激怒了。他一麵用力打一麵說:‘你有種，你好漢，我一定要打到你哭。’
後來挨打的人流下眼淚，班長打得更凶，一麵說:‘你哭，你哭，我一定要打到你笑。’後來，唉，挨打的人一麵挨打果然也一麵笑出來，笑聲淒厲，混合著哀傷、憤怒、絕望，完全不是人類的聲音，我至今回憶起來，毛骨悚然。”
當年國軍班長是一邊打一邊罵，王鼎鈞回憶說:
“原來新兵訓練就是挨打，操課教材無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號已響，你的動作慢了，要打；起床號未響，你的動作快了，要打。熄燈號未響，搶先上床，要打；熄燈號已響，還沒有上床，也要打。他們打起人來真狠，真下毒手。
夜間緊急集合是一個完善的樣本。緊急集合的號聲，把大家從夢中驚醒，穿衣服的時限是五分鍾，動作慢一拍的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褲子穿反了，並不驚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該打，罪名是‘老油條’。
有人擔心自己來不及，穿著衣服睡覺，該打，罪名是‘神經病’。老百姓，老油條，神經病，班長每天動手動腳，念念有詞。尤其是‘老百姓’，這一條是每個新兵的原罪。班長打一下，罵一聲活老百姓，打一下，罵一聲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行文至此，王鼎鈞歎息說：“兵士來自民間，帶著民間的習性和身段，也許和軍事訓練的目標相悖，但是你不該因此汙辱老百姓，不該借此醜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欺淩百姓的官兵來。”
後來王鼎鈞去台灣後，一直在反思“老百姓”這個問題。他認為那時國軍士兵所受的訓練，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這樣的軍隊怎麽可能得到百姓支持?”去台灣之初，王鼎鈞以賣文為生，他不吐不快，給具有軍方背景的《掃蕩報》副刊寫了一篇文章，直陳軍中不可把“老百姓”當做罵人的話使用。
這篇文章起了一定作用，他回憶說:“忘記過了多久，政府通令全軍，徹底廢除‘老百姓’一語。當然不會是根據我的意見，我想文章既然登在報上，而且是軍方的日報，軍方有人看過，反映到決策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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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軍士兵價值觀：橫行無忌，欺壓百姓
“老百姓”居然成了國民黨軍隊的罵人話，可見當時軍民關係之惡劣。
史載，1941年6月，蔣介石曾嚴厲責備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三戰區之軍風紀可謂掃地殆盡，兄其知之乎?中初以為戰敗潰亂一時之現狀，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閩浙各地之國軍仍到處擾亂搶劫，其所有行動之惡劣誠出乎夢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時治軍不認真不嚴肅，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
還有記載說，1943年，劉峙轉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後，長官部四周的農民更是“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時為官兵強取而去，例不給值。農人有來訴苦的，長官部裏的人卻說，我們一向是這樣的。軍人為國抗戰，難道吃點水果、菜蔬，還要花錢買?”
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可以用民族主義來凝聚民心與軍心，雖然民生問題一直處於危機邊緣，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問題麵前，暫時退居到從屬地位。抗戰期間，老百姓支持國軍抗戰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無論從政府還是軍隊，都沒有想到去改善與老百姓的關係，尤其是部隊以勝利者自居，軍紀敗壞，荼毒地方，更是使軍民關係徹底走向惡化。
眾所周知，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往淪陷區的接收大員，有“五子登科”之稱。王鼎鈞在《關山奪路》一書中，則回憶了當年東北老百姓給國軍軍隊取的另一個外號:“五強”。
“五強”，本來是個榮譽稱呼，二戰結束後，美英蘇並稱三強，加上法國和中國，合稱五強。當時在中國，“五強”常常掛在要人的嘴邊，嵌在報紙的大字標題裏。但這個詞後來變味了，成為諷刺國軍強買、強賣、強借、強住、強娶的“五強”作風。
王鼎鈞是一名憲兵，幹的是維護軍紀的事，他在東北期間，耳聞目睹各種怪現狀。比如，一個保安團長在沈陽鐵西區弄到一棟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帶著幾個護兵四處尋獵，衝到一個中年商人的客廳，搬走全套設備。這個商人到憲兵隊告狀，後者派王鼎鈞來處理此事。
王鼎鈞找到了那個保安團長，其實所謂保安團，完全是個野雞機構，但這個保安團長，居然任由一個憲兵立正站在客廳裏，不理不睬，與朋友一起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鍋，憲兵說話，他裝作沒有聽見。王鼎鈞火大了，保安團長火更大，站起來斥責他目無長官:“你給我回去，叫你們連長來!”
王鼎鈞發誓要把家具給追回來，不斷給上級部門寫信反映情況，言辭越來越激烈，過了一個月，家具給還回來了。王鼎鈞因此贏得一些名氣，不斷收到市民信訪，都是申訴軍人“五強”作風的，信末寫著“謹呈上等兵王”。王鼎鈞還有些高興，但把這些信訪件拿給憲兵班長看時，班長就兩個字:“燒掉”。他在書中寫道:“我遵命燒信，心裏很痛苦。”
是的，一個憲兵，又能解決什麽問題呢?一個少將高參居然走私鴉片，被憲兵抓住，移交法辦。但此人居然又給放出來了，而且還真名實姓地給憲兵隊寄來一張明信片，上寫:“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曾經抓他的憲兵在街頭看到他坐在吉普車上，摟著一個美女，絕塵而去。
橫行無忌，欺壓百姓，已經成了不少國軍官兵的價值觀。王鼎鈞等在天津當了俘虜，關了半個月給放出來，一群人淒淒惶惶，行走在天津農村裏，突然有個人被農民圍打，原來他老毛病犯了，隨手順了一個雞蛋。對於被釋放的俘虜兵，老百姓可不客氣了。
糜爛，真是到了骨子裏。
3、國民黨軍隊中，“老百姓”成了罵人話
軍人與平民的關係，一直很值得琢磨。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其實講的就是軍人與平民之間的那種微妙與複雜:一群士兵從伊拉克戰場歸來，被媒體包裝成國家英雄，他們接受歡呼，但遠非所有人都崇拜尊重他們，奸商想廉價利用他們，球場觀眾調侃他們，即使在鎂光燈下成為主角登場時，仍有伴舞的男子附在他們耳邊罵“傻大兵”。
更狗血的是，在電影即將結束的時候，一群渾身蠻力的場地工人居然圍毆了這群“國家英雄”，導火索僅僅是因為盛大慶典後，他們因為沉浸在激動中沒有及時離場，影響了場地工人的工作……當然，這部電影還是美國式的主旋律。雖然遭遇各種狗血，他們還是決定重返戰場。頌揚勇氣與責任，鞭撻平庸之群氓。
黑澤明執導的《七武士》，堪稱日本最經典的電影，探討的也是武士這個特殊的階層與農民的關係，武士是極度鄙視農民的，其中一個武士的台詞是:
“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麽，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就是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穀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
表麵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麽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搶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
雖然清楚農民本性，但是在農民遭遇山賊欺淩時，武士們仍然為他們浴血死戰，所以在電影結尾時，武士頭領勘兵衛說:“勝利的，不是我們，而是農民。”
“我們”和“他們”，分得如此清楚，以精英階層自居的武士，非常在意也驕傲於他們與農民之間身份的鴻溝。當然，《七武士》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其深刻，這部電影還有一句經典台詞，說清了武士與農民的關係，是誰讓農民變成這個模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淩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麽辦，他們應該怎麽辦。”武士為農民而死，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償還。
在武士時代，把一個武士稱作“農民”，是對他最大的侮辱；如同在國民黨軍隊中，“老百姓”成了罵人話，那些傲慢殘暴、以虐待新兵為榮的國軍班長們，估計都有這樣的心理:我是軍人，就是比老百姓要高一個等級，就是要瞧不起老百姓。
國民黨是典型的精英政黨，政府中充滿了各種高學曆海歸，洋博士的大帽子，一頂比一頂唬人。他們很專業，有國際視野，見慣了大場麵，但一個這樣的豪華團隊，為何卻交出那麽一份不合格的答卷?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統統一塌糊塗。隻能說，他們太把自己當精英了，他們高高在上，漠視民生，他們其實並不了解真實的中國。
例如，國民黨實權人物中，有相當數量的“技術控”，他們迷信國家治理中的軍事力量，而對軍事力量的迷信，又集中於武器裝備，認為優勢裝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在當年王鼎鈞入伍的時候，國民黨軍隊正獲得了大量美式裝備，顧盼自雄。
1946年2月，國民黨政府曾在南京城外舉行過一次陸空軍聯合攻擊演習，演習部隊是美式裝備的張靈甫第七十四師，當時主持演習的白崇禧講評時，表示:共產黨哪經得起咱們現代化武器的攻擊?而在各位將領的恭維下，張靈甫滿臉得意洋洋。一年後，他殞命孟良崮，七十四師被全殲。
精英的毛病，就是蔑視老百姓，超級自戀。在現今社會，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英國《衛報》網站12月1日刊登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文章《這是我們星球最危險的時刻》。文章指出，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總統，都代表了那些自認為被領導人拋棄的民眾的怒吼。這些被遺忘的民眾拒絕了所有專家和精英的建議指導。西方精英須以謙遜之心看待民粹，切實彌補貧富差距。
民眾是不能被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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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心”是如何忘掉的？
王鼎鈞在《關山奪路》中，既詳盡寫了國民黨軍隊中種種不堪，也清晰觀察了當時共產黨軍隊是如何贏取民心的。他寫道，正在國軍班長毆打虐待新兵、辱罵他們是“老百姓”時，“也就是這個時候吧，八路軍走出解放區，蹲在收複區農家的灶門，親親熱熱地叫聲老大娘老大爺……”
他還寫道，在解放戰爭中，老百姓是如何支持共產黨軍隊的，而國民黨軍隊又是如何憎恨老百姓的，“國軍進入村莊，探問敵情，得到的答複是附近沒有共軍，話猶未了，共軍忽來圍攻，國軍先把答話的人一槍射死”，“在他們看來，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軍好像不是跟共軍作戰，而是跟全體老百姓作戰……”
其實，國民黨軍隊不是不知道共產黨軍隊的優勢，他們也學過，但就是學不來。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向敵後派出了50萬以上的部隊，進行遊擊戰，遠遠超過共產黨的武裝，但他們為什麽沒有堅持下來?1939年初，國軍在湖南衡山開辦了“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中共將領葉劍英擔任副教育長，共產黨教員非常坦率地介紹了打遊擊的前提是軍民打成一片，對此國軍人員都深以為然，湯恩伯有一次在大會上甚至指著葉劍英對全體學員說:“過去我們為什麽老是打不過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當時八路軍的教官介紹了遊擊戰的另一條經驗:官兵同甘共苦，並列舉了八路軍從總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樣的夥食，穿一樣的衣服。國軍軍官們聽後無不歎息，認為不要說軍長、師長，就是要求自己部隊的連長與士兵過一樣的生活也辦不到……
在國民黨軍隊無法立足於敵後的同時，共產黨軍隊卻在敵後做大做強，並貢獻了一個新詞:1937年11月，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率領3千餘人的武裝，在晉察冀三省邊界地區創建了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依靠民眾，站穩腳跟。1939年5月，聶榮臻發布通令，嘉獎平山團是“捍衛民族、捍衛邊區和捍衛家鄉的優秀的平山子弟兵”。這是“子弟兵”一詞，首次用於稱呼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
國民黨的將領們，從來都是輕視政治工作的，在他們眼中，政治工作等同於狗皮膏藥，沒有療效，哪裏比得上美國的機槍大炮?學者李翔寫過一篇《國民黨軍隊覆亡之際的政治工作》，揭示了國民黨軍隊中“輕政工、重裝備”的現象，士氣淪喪，軍民對立，“精神武裝的極度匱乏，造成戰鬥力量的急劇衰弱。軍事潰敗，導致南京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土崩瓦解。”
1947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批準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李翔評價說:“一邊是構築新型經濟基礎的土地法，一邊是要解構掉的上層建築的最高代表蔣介石。回想重慶談判時，蔣還被中共認可為國家領袖。而兩年後，授予底層民眾土地的大綱，與呼籲民眾起來打倒蔣介石的宣言，竟都選擇在國民黨政權的國慶日發表。
這表明中共清楚無誤地認識到，國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已從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轉變到戰後的民事與民生。在雙方軍事力量強弱差距逐步縮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廣大民眾利益的民生問題的解決與否，就成為國共兩黨政權被民眾選擇或拋棄的根本指針。國慶日的大綱與宣言，更等於是向國民黨政權宣告，中共要用千千萬萬獲得土地的農民和人民的軍隊，去掀翻蔣介石的統治寶座，終結南京政府的國慶日。”
土地問題，曆來是中國農民最核心利益所在，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耕者有其田”，國民黨政府也不是沒有動過土地改革的念頭，但就是下不了決心去推動。直至輸掉大陸，才醒悟過來。1949年11月，新中國已成立，困守西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宋希濂反省說:“自黃埔以來，在軍隊中20多年，從未像這次指揮的部隊，紀律敗壞到這個地步。我們當年在廣東的口號和國民革命軍的信條，是‘愛國家，愛百姓’，而今天卻弄到這樣危害百姓，將何以自解!”
這就叫忘了初心。
5、群眾路線VS領袖路線
王鼎鈞是在2002年書寫《關山奪路》這本回憶錄的，他寫道:“共產黨員走的是‘群眾路線’，國民黨員走的是‘領袖路線’，怎樣得到領袖的信任，怎樣厚結領袖左右的親信，耗盡他們的精力，他們也自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對一個前國民黨軍人而言，這是多麽痛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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