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2016年03月03日 07版）
本報記者蘭德華
村裏“小芳”嫁遠方——女性成“稀缺資源”
“村裏有個姑娘叫小芳……”20年前，李春波的一曲《小芳》講述了一個下鄉青年和村裏姑娘的愛戀以及返城後對姑娘的回憶和思念。故事裏，“小芳”和城裏男青年最終有緣無份，而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小芳”們卻得償所願，遠嫁城市。
柳月琴（化名）是一個來自河北張家口農村的姑娘，2007年高中畢業後她來到北京延慶一家藥廠工作，後來嫁到了北京通州，“成了北京人”——用她自己的話說。“誰不向往到城市生活，畢竟這裏條件好。”像許多村裏姑娘一樣，她努力嫁到城市的理由很簡單。
同樣是到北京打工，作為男性，張愛軍認為他安家北京卻並不現實。
張愛軍是北京市朝陽區一家公交車維修中心的員工。今年31歲的他自稱“資深剩男”，“我們這些北漂在北京結婚成本太高，回當地娶媳婦吧，女孩子們都跑到大城市打工，或者嫁到鎮上和縣城裏了，不打光棍才怪。”
張愛軍告訴記者，村裏像他這樣的“光棍”並不少見。“農村女性通過婚姻、就業逃離農村、改變命運的可能性要遠比男性大，因此‘嫁到城裏’成了不少女性的理性選擇。而這直接導致了農村女性向城鎮的流失。”青年社會學者呂盼博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董磊明也認為，以經濟差距為基礎的城鄉差距，導致了農村女性向城市的流動，這讓原本性別比例失衡的農村光棍現象雪上加霜，造成城市對農村的婚姻擠壓和對女性資源的“剝奪”。女性在農村成了“稀缺資源”。
沒車沒房沒商量——婚姻漸成“市場行為”
來自河北農村的陳世傑今年春節過的並不開心，盡管他年前剛脫離了村裏光棍的隊伍。“去年結婚，在鎮上買房、辦婚禮就花了20多萬元，家裏的積蓄用光不說，還欠了一屁股債。”陳世傑的問題，在當地農村並不少見，日益高昂的結婚成本，讓不少農村男青年及其家庭負重不堪。
“婚姻作為一種社會交換關係，越來越量化和理性化。”學者呂盼博認為：“這從農村地區女性找‘對象’標準的變遷就能看出來：此前，除了經濟能力之外，人們還會綜合考量人品、在當地的名聲、社會關係等其他維度；現在，談婚論嫁房子、車、工資收入等可通過貨幣量化的經濟指標成了最主要的指標，擇偶標準日益單維化。”
“農村婚姻的‘市場化’，讓婚姻成了經濟實力的競爭。”在呂盼博看來，農村“婚姻市場”的競爭中，經濟能力較差的男性實質上受到兩方麵的婚姻擠壓。首先是外部擠壓，以經濟分層為基礎，城市男性對農村男性在獲得女性資源上的擠壓；其次是來自農村內部的擠壓，村莊所在通婚圈內，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經濟上有優勢的部分男性村民自然更能在求偶的過程中勝出，而經濟能力弱的人則成為光棍中的一員。
正是由於這種以經濟能力為基礎的婚姻擠壓，讓農村女性資源變得更加稀缺，因此媒體頻頻爆出的天價彩禮現象變得可以解釋。呂盼博研究發現，隨著收入差距的兩極化，村中內部，公認的彩禮標準被少數富餘的村莊精英抬高，其他人礙於麵子和為了能在婚禮競爭中勝出，選擇彩禮的標準隻能向上看齊。
“同樣，在婚姻市場的競爭中，女方不會因為男方可能無法承擔而降低結婚成本的標準，婚姻成本的競爭和攀比因此在農村普遍存在。這是天價彩禮背後的現實邏輯。”呂盼博說。
“鄉村愛情”路何方——重建鄉村或是一種可能今年28歲的趙永明目前最大的人生困惑是將來到底在哪裏安家。高中沒讀完，他就到北京打工，一晃10年，他沒想到自己都成了剩男。“在河南老家，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基本都已經結婚了，回去娶媳婦基本已經不可能了。但在城市安家，咱沒有這個能力。”
他道出了很多農村青年的困惑。
守地在家，和村裏姑娘談戀愛，最後結婚生子，這樣的鄉村“愛情故事”正在逐漸終結。農村的青年男女為了生計和更好的生活，紛紛湧向城市，但農村男青年能留下來的機會卻遠低於女性。
“農村剩男問題，其實是城鄉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而緩解這一社會問題、留住‘鄉村愛情’的一種可能是鄉村的重建。”呂盼博認為，多年來我們倡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質上是要加大對農村的資源輸入。通過扶貧開發，以發展農村經濟為基礎帶動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的離土不離鄉，促進鄉村的現代化建設以及公共設施的完善，這些平衡城鄉資源分布不均的舉措落實才是留住農村人口外流的關鍵。
“當農村和城市相比，經濟差距不斷縮小，資源上有了對比優勢，自然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選擇留下來。”呂盼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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