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能否不仇恨、不暴力？--再論王立軍事件

來源: 零雨其蒙於 2012-02-17 15:27:35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5873 bytes)

王立軍事件不僅引爆中國的權力之爭的真相，也引爆模式之爭，更讓所有愛國者思考如何愛國才能達到愛國之初衷。

王立軍事件在中國改革開放曆史上必將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載入史冊。

這個事件將昭示一切愛國者，一切有愛國心的的中國人，麵對中國的重重困難和問題，需要恒久的忍耐，堅決地結合中國的國情和實際，實事求是得去作為，而不能憑借一腔愛國熱情、不擇手段地去胡亂作為。

王立軍事件不能說明廣東模式的成功，但至少表明了重慶模式的失敗。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不乏真正的愛國者，基於對1840年以來中國被列強侵略和瓜分的民族恥辱，每一個愛國者都試圖通過自己和自己團隊的努力，改變中國的被動挨打的現狀。於是孫中山和黃興成立同盟會、興中會，發動辛亥革命，周恩來和他的同誌們發動南昌起義，和國民黨分庭抗禮，最後在日本侵華14年的民族自救鬥爭之後，共產黨勝出主宰大陸，國民黨失敗退居台灣。但是兩岸雖有黨派政見和利益之爭，但有一個共同的不變的信仰，這就是要振興中華。

大陸建政後的60餘年，無論在毛澤東時代還是鄧小平之後的世代，無論各派如何的內鬥，振興中華始終是中華民族的最強音。

在改革開放20餘年後，中國經濟雖然發展迅猛，成績斐然，但是社會矛盾也廣泛而深刻地積聚，隨時有引發社會動蕩和暴力革命的危險。因此，我相信重慶模式應該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左派對民族和社會自救的一次嚐試。

這種嚐試不能說對中國探索新的發展道路沒有益處，但是王立軍事件和這個事件之前暴露出來的問題，證明這個模式是失敗的。這個模式的失敗，不能證明薄和他的團隊不是一群愛國者，隻能說明他們是一群脫離了實事求是路線的愛國者。
這個模式失敗的根本原因，本人認為至少有以下幾條：
1）錯誤地在新的曆史背景下，複活了毛澤東的一些錯誤的思想和路線。
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錯誤，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但是在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的時代，是一個不分階級，在國家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發動全民族各人等共同發展經濟，進而發展政治、文化、教育、社會和國防，使中國走向振興和崛起的時代。在改革開放的這個時代，中國無論是資本家（私營企業主）、個體戶還是工薪階層，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民眾，都是公民社會的一員。隻要人家不違反憲法和法律，都應該是彼此尊重、彼此相愛的關係，絕對不是你死我活，階級鬥爭的關係。而重慶唱紅打黑的實踐裏，明顯地受文革極左錯誤思想的幹擾，許多作為遠遠偏離了改革開放後倡導的憲法和法製的範圍，唱紅打黑，成了國家機器和弱勢人民要求公平、公義、公道的呼聲結合，撇開憲法和法律，衝擊、打壓甚至屠殺強勢群體、殺富濟貧的一場鬧劇，人為地分裂了公民社會。目前已經暴露出來的事實和即將揭露出來的更多事實，都將證明重慶的唱紅打黑是從好的動機出發，但是走偏了方向，最終傷害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建設公平、公正、公義社會的偉大事業，也傷害了開展這個實踐的薄和他的團隊。王立軍成為這個實踐的體製內的第一個高級別的犧牲者。

麵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和腐敗等醜惡現象，應該怎麽辦？

無論作為執政者還是在野者，都應該遵循一個共同的原則，那就是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解決問題。憲法和法律不完善的，要修改，體製不合理的要改革，人心罪惡的，要從宗教和文化層麵解決問題。而決不能挑起階級和社會階層間的仇恨，仇富、仇官，鬥富、鬥官，使社會和國家分裂。

因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廣泛的國際競爭中，中華民族、中國全體國民，不分港澳台、不分左中右、不分民族和社會階層，我們的根本利益還是一致的，我們的地區矛盾、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絕對不應該是敵我之間的矛盾。階級鬥爭的錯誤就是人為地用經濟、社會地位上的差異和矛盾，來使社會走向敵我，並且還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去打壓有產階級和原有的官僚階層。

中華民族，無論貧富、官民，社會地位高低，都是炎黃子孫，血濃於水。民族資本家、個體業主、政府官員也都是我們親愛的同胞和兄弟。發生了問題和矛盾，都要本著愛中國、愛我中華民族的信仰，抱著愛心、信心和耐心去想法子解決。因為隻要大家想辦法，辦法總比問題多。

2）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和中央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重慶的社會改革的精神和探索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也犯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愛犯的錯誤，就是不能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打著替天行道、為民請命的旗幟，和中央政府搞對立，人為將中央政府和地方人民搞到敵我的對立麵去。

薄和他的團隊，從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幹部組織路線和政府行為上，都有明顯偏離中央政府路線的嫌疑和實際。這些作為的結果，形成地方和中央的對立。最終也危害了這些作為者。

3）不應仇恨違法者，應該尊重和保護違法者的基本人權
重慶在打黑中很多作為，暴露了作為者和中國無法無天的一群人，有一樣的、錯誤的思想感情。就是仇恨違法者，進而不顧憲法和法律，公然利用國家機器去侵犯違法者的人權。

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建立法治社會。

法製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是人人在法律麵前平等，依法辦事。承認人不是完人，人人都會犯錯誤，甚至違法犯罪。但違法犯罪的人，也是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享有公民權利的人，也是我們的同袍兄弟。不能他違法了，犯罪了，就亂用刑罰，超過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他該受的刑罰。貪汙腐敗、違法犯罪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敵人，而依然是我們需要拯救的同胞、兄弟。

一個公民、一個政府官員，沒有這樣的基本人權、法製觀念，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公民和官員。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看到，重慶模式，一方麵說明了實踐的可貴，但另一方麵也暴露出這些嚴重的錯誤和問題。這啟示中國的一切愛國者，特別是那些手握重權的愛國者、執政者，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和國情，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相比之下，廣東模式雖然不算成功，但是卻沒有以上的種種錯誤和問題。如果廣東能夠借鑒重慶的經驗、教訓，通過在堅持憲法和法製的情況下，打黑除惡，建立公平、公正、公義社會，必定能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建設的新局。

而對於老薄和他的團隊以及在唱紅打黑中的受害者和犧牲者，中國人民和海外僑胞還是要感謝他們，正是他們的錯誤，受難與擔當，才使中華民族能夠在改革開放和社會建設中撥雲見霧，重新出發。
因此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善待薄和他的團隊，同時也要為那些冤屈者平反、昭雪，以彰顯公道和公義。

也要特別感謝重慶之外的各省處於不公正、不公平、不公義對待的處於社會弱勢的同袍，正是你們在艱難、困苦中的忍耐，才使中華民族能夠避免社會再次進入動亂和動蕩，和平地、無暴力地進行社會改革，使全民族的利益得以保全。

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借鑒重慶、廣東兩地的經驗教訓，抓緊部署社會改革，以凝聚全社會的力量，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

最後，我呼籲一切愛國者，不分左右，堅定團結起來，以持久的愛心、恒心和耐心，共譜中華崛起的偉大篇章，共赴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