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六四當事學生之一，這些年從中國到海外，一直在loosely關注中國的發展和海外民運的發展。早些年，對於學生自身的反思較多，對於學運領袖的批判較多，對於海外學運/民運的很多作為很失望甚至反感，也很期待中國經濟發展能帶動政治的溫和良性漸進的發展，尤其是在2008北京奧運會後，還曾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國可以從此走出百年積弱的心理糾結，能以更平常更健康更開放的心態麵對世界，而胡溫執政初期，從科學治國，以人為本，不回避民主問題，等等，的確給人以希望。然而近幾年的政治環境反而開起了倒車，從國慶遊行中的個人崇拜隱隱欲現，歌功頌德蔚然成風開始，到現在的風聲鶴唳，壓製社會輿論。我開始了對於當時反思的再反思：究竟六四誰應負主要責任？而答案其實很明確：無論學生有多幼稚，有多少錯誤，運動有多混亂，背後牽涉多少背景，等等等等，總之，無論從學運方麵有多少值得反思的地方，都不能掩蓋政府方麵以下三個責任：
1。 事件的背景是社會各種階層利益與理想劇烈的矛盾衝突。對於這種醞釀了八九和六四的社會矛盾背景，政府應該責無旁貸地負起責任。從知識分子屆來說，是從文革令人窒息的思想禁錮牢籠中中掙脫出來，正無限憧憬思想言論自由的社會環境，正以無限熱情擁抱自己以為可以提供這種環境的近似天堂的西方文化，思想體係，以及社會製度。所以提出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更尊重人權。而更多的勞工階層又的是從公有製到開放私營經濟和企業轉型期的心理不適應，看到的是這種轉型凸顯出來的貪汙，腐敗和官倒發財。雖然兩種社會不滿來自不同背景，甚至可以說在當時其真正的政治訴求很可能是南轅北轍（就像現在的左右派，都在批判社會，但提供的藥方截然不同）。但在當時劇烈的社會矛盾現象下，分歧得以掩蓋，共同之處有了宣泄口。所以當學界把“陽春白雪"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主張該為反貪汙反官倒的口號，得到了全民異乎尋常的響應和熱情。治理/管理國家，是政府的職責。社會出現並凝聚了這莫大能量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結果是事實上為八九和六四提供的導火索，政府首先難辭其咎。
2。 人民日報4。26社論再次激化矛盾，刺激了社會情緒。基於權力的傲慢，這篇社論延續了文革思維，將八九民運正式定性為有組織有目的有預謀的政治行為，實際上將已經開始漸漸趨於平緩的學運逼上死胡同，激化社會（或者說是民間）與政府的對立情緒。可以說，在此之前，學運還是以“上書”的心態來代表民意，反映民意。4。26之後，學運不僅沒有平緩，反而越燒越烈，而且開始有了抵觸和抗爭的心態。（事後再想，這篇社論到底想要起什莫作用呢？是想平息學運嗎？怎莫感覺更像是要故意刺激社會矛盾和情緒？真有種無間道的感覺?難道是政府中有人想要借刀殺人？）
3。 製造六四流血事件。無論如何，從我親身經曆來看，這次事件的解決，是不需要動用坦克裝甲車野戰軍荷槍實彈，因為聚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以及自發在各處攔截士兵和車輛的人，都沒有武器，甚至在聽到軍隊武裝強行開進並發生流血事件之前，手中沒有任何所謂的凶器。這其實正證明了幾乎所有學生和支持學生的市民事先會想到政府真的會這樣下手。等死傷新聞陸續傳道天安門廣場，還有學生，甚至是比較高層的學生代表很懷疑地問是真蛋嗎？是不是橡皮子彈？整個學運，尤其是後期天安門廣場階段的學運相當混亂，朝令夕改，夜夜有新聞有暴料，廣場指揮部的廣播經常傳出矛盾的消息或決定，等等，不能說沒有各種勢力和背景在這裏積極參預，但顯然沒有任何一個人或者勢力有能力控製局勢，其實局麵就是一種失控狀態，當然比較激進的主張總是在革命或大動蕩大衝突這種需要民眾激情的時刻更受青睞。即使這樣，整個學運一直還是保持了理性和克製，反對暴力並警惕暴力，直到軍隊的強行推入造成流血事件。如果說各種勢力都能混雜在學運內部，政府的秘密工作人員可能會不對這些情況了如指掌嗎？（就比如秋後算賬時不時拿出某人曾在何時何地做過什莫參加過什莫會議，做過什莫發言的證據）北京城的市民這莫感慨：當年小鬼子進北平都沒開槍，真沒想到政府會對老百姓這莫下手。 （如果以我現在的愚見，當時政府裏可能會有人想借民意逼宮，也有人想借刀殺人，有人想先下手為強預防政變，也有人是為了維護所謂的大局違心同意以這種方式清場。猜測而已。無論如何，學生和民眾的生死似乎都不是博弈關心的重點，這點是作為當事人完全想象不到的，所以才會不解。）
對於著莫大的一個事件，一場悲劇，一個政府如果連這種責任都不願承擔，不敢承擔的話，就不配去嘲笑，指責甚至是抹黑六四學生，八九民運，以及學運領袖。 政府敢拍胸口說自己滅有一點責任，沒有一點失誤，錯誤，失職，甚至是有罪嗎？如果有，憑甚末不遺餘力地抓住某些學運領袖的個人問題大造輿論，從而抹黑當年學運整體訴求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政府如果有胸襟的話，應該可以放下身段，勇敢承擔對於這個中國現代史終究繞不過去的民族悲劇的責任，與當事人和社會尋求和解，化解糾結，才能放下包袱，麵對未來。令人失望的是，政府一直回避自己的責任，不願意開放關於六四的檔案文件和公開透明的調查，反而出處凸顯學運，尤其是一些學運領袖的責任，和所謂外部敵對勢力的陰謀和幹涉（這幾乎成了政府對任何讓自己難堪的事件的借口和說辭，以民族情緒為護身符）。這樣看來，政府還對這場流血悲劇承擔另外一個無可推卸的責任：
4。 主動，勇敢承擔自己的責任，以實際行動推動社會關於六四心結的和解。
（親曆了很多很多事情，就不談細節了。幾十年的反思，再反思，再再反思，還是覺得無論如何都不能模糊了事件的基本原因和責任。關於學生，知識分子，和學運/民運自身問題和責任的反思，有另文單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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