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一、準戰爭年代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
六、曆史性分水嶺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
八、最偉大的陽謀
九、高手過招
十、陽謀的副產品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
十四、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
附錄：
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毛、劉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準戰爭年代
所謂“毛澤東時代”，是指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這27年。
這27年是個“準戰爭年代”——從頭至尾不是打仗就是準備打仗。主要包括：
（一）不流血的大戰
1、冷戰（1945～1990）——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2、反封鎖、禁運、顛覆、包圍的“超限戰”——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
1、反台灣國民黨軍隊對大陸沿海的封鎖破壞（1949～），其高峰時段為1949～1955，比較著名的有：
——舟山群島之戰（1949.8～1950.5）：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長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萬山群島之戰（1950.5～1950.8）：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珠江口、廣州、廣東沿海的基地
——上海保衛戰（1950）：製止台灣國民黨空軍轟炸上?
——海南島之戰（1950）：製止海南島變成第二個台灣，奠定中國收複南海諸島基礎。
——東山島之戰（1953）：反擊台灣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山島
——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製海權
——一江山島之戰（1955）：占領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大陸沿海地區製空權爭奪戰（1949～）
——炮擊金門（1958）
——挫敗台灣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反攻大陸的圖謀（1962）
——反台灣國民黨軍隊特工登陸騷擾（1962～1963）
——“八·六”海戰與崇武以東海戰（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國內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邊界保衛戰（1959，1962）
6、中緬邊界勘界作戰（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蘇邊界衝突（1969）
9、西沙之戰（1974）
10、對美國和台灣國民黨空軍的反偵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在這樣“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一切按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準戰爭氣氛、準戰爭環境中過來的。評論毛澤東時代，就不能脫離“準戰爭年代”這個曆史實際。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評價曆史，看的是結果。評價曆史人物，看的是對民族利益的貢獻。隻有堅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的原則，才能做到如實公正客觀，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識。否則一切評論隻不過是少數人謀求私利的鼓噪喧囂和廣告表演而已。
評價毛澤東時代，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國是什麽狀況，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又是什麽狀況。評價毛澤東，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毛澤東逝世時這些根本利益實現得如何。
毛澤東時代發生了那麽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戰爭，發生過那麽多那麽天翻地覆的變革，所有這一切是對是錯，是功是過，同樣隻能用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為標準來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
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黴：你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隻狼撕搶一隻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
但隻要冷戰還沒有結束，隻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禦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
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曆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
一、準戰爭年代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
五、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鬥爭方式
六、曆史性分水嶺
七、咬定青山不放鬆
八、最偉大的陽謀
九、高手過招
十、陽謀的副產品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
十四、毛澤東的旗幟永遠飄揚
附錄：
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毛、劉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準戰爭年代
所謂“毛澤東時代”，是指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這27年。
這27年是個“準戰爭年代”——從頭至尾不是打仗就是準備打仗。主要包括：
（一）不流血的大戰
1、冷戰（1945～1990）——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2、反封鎖、禁運、顛覆、包圍的“超限戰”——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
1、反台灣國民黨軍隊對大陸沿海的封鎖破壞（1949～），其高峰時段為1949～1955，比較著名的有：
——舟山群島之戰（1949.8～1950.5）：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長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萬山群島之戰（1950.5～1950.8）：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封鎖珠江口、廣州、廣東沿海的基地
——上海保衛戰（1950）：製止台灣國民黨空軍轟炸上?
——海南島之戰（1950）：製止海南島變成第二個台灣，奠定中國收複南海諸島基礎。
——東山島之戰（1953）：反擊台灣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山島
——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製海權
——一江山島之戰（1955）：占領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打掉台灣國民黨軍隊在浙江沿海的最後一個基地——大陸沿海地區製空權爭奪戰（1949～）
——炮擊金門（1958）
——挫敗台灣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反攻大陸的圖謀（1962）
——反台灣國民黨軍隊特工登陸騷擾（1962～1963）
——“八·六”海戰與崇武以東海戰（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國內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邊界保衛戰（1959，1962）
6、中緬邊界勘界作戰（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蘇邊界衝突（1969）
9、西沙之戰（1974）
10、對美國和台灣國民黨空軍的反偵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在這樣“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一切按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準戰爭氣氛、準戰爭環境中過來的。評論毛澤東時代，就不能脫離“準戰爭年代”這個曆史實際。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評價曆史，看的是結果。評價曆史人物，看的是對民族利益的貢獻。隻有堅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的原則，才能做到如實公正客觀，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識。否則一切評論隻不過是少數人謀求私利的鼓噪喧囂和廣告表演而已。
評價毛澤東時代，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國是什麽狀況，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又是什麽狀況。評價毛澤東，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毛澤東逝世時這些根本利益實現得如何。
毛澤東時代發生了那麽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戰爭，發生過那麽多那麽天翻地覆的變革，所有這一切是對是錯，是功是過，同樣隻能用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為標準來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
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黴：你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隻狼撕搶一隻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
但隻要冷戰還沒有結束，隻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禦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
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曆史功過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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