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1、反右
反右是個什麽性質的問題？
時代背景：1957年。“準戰爭年代”。美國的封鎖禁運包圍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蔣簽訂了“共同防禦協定”，宣布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絕在日內瓦會議上與周恩來握手。美軍長期進駐台灣。兩年前的1955年，中國解放一江山島後，美國通過“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對中國搞核訛詐。一年前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蘇分歧開始。匈牙利事件爆發。國內剿匪尚未完成。——總之是不折不扣的“戰爭大環境”。
右派的核心主張：
——“黨派輪流執政”。
——“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共產黨下台不等於蔣介石回來。”
——“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
——“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
——“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中國應分成兩半，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南歸蔣介石領導，以北歸共產黨領導。讓任何一國援助共產黨，讓美國援助蔣介石，雙方競爭。”
……
結論：“準戰爭年代”。美國的核訛詐陰雲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跡未幹。公然鬧著讓共產黨下台——大敵當前窩裏反，這叫什麽？這叫政變。這就是問題的性質：戰爭期間的政變。
且看這一段文摘：“對於中國新政權到底‘能撐多久’，1949年秋美國國務院情報分析司曾經做過一次估計，得出的結論是，中共政權在未來五年內沒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內部困難和外部壓力會使中共政權大大削弱，從而為其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準備條件。”
按美國國務院1949年的估計，美國的封鎖禁運將為中共政權在五年之後“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準備條件。”1949年的“五年之後”是1954年——離1957年隻差三年，正屬於美國人估計的“五年之後的某個時候”這一期間。也就是說，右派的政變正發生在美國人預期的時間內。美國人的結論：美國當初的預計準確。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有效。共產黨政權即將垮台。結果：堅定了美國通過封鎖搞垮中國的決心和信心，加緊封鎖。後果：增加中國饑荒年代的困難。
有人說：不對，右派在是幫共產黨整風。是你共產黨讓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提意見的。
這就如同展銷會鬧成了哄搶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讓你來參加展銷，沒讓你來聚眾搶劫。你能說因為一開始是你讓我來的，所以你無權拘捕我？你能說搶著東西的是少數，所以其他參與起哄推擠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戰爭時期鬧政變，該如何處置？
當初國民黨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殺絕共產黨”——那時共產黨還不肯抓槍杆子，還避免鬧暴力。4·12發生地上海並沒有什麽工農“過激行動”。共產黨正跟國民黨並肩戰鬥鬧北伐，沒有提出要國民黨下台。一句話，國民黨是因與共產黨政見不合，立刻動了刀子。
如果共產黨也按國民黨1927年對付自己的手段來對付1957年的右派政變，那會如何？——既然是“準戰爭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緊急狀態”為根據“軍法從事”。——毛澤東這樣做了嗎？
有人連篇累牘說共產黨如何如何殘暴，右派家屬如何如何受牽連，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楊開慧親屬的這段回憶：
“在毛澤東被宣布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隻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紮。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裏全是泥土。”
評論：右派家屬遭到過這種待遇嗎？
——再看看斯諾的《西行漫記》裏這段對徐海東的采訪：
我想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裏的人現在哪裏？”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準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
“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隻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麵軍。”
“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隻有三個是紅軍。其餘的都是湯恩伯和夏鬥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占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裏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
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裏都發生了這樣的事，隻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占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
……
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為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別凶殘，主要是因為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產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占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裏，南北三百裏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
……
評論：“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在如此事實麵前，咒罵毛澤東對右派“殘暴”、“株連家屬”的哭天抹淚是不是有點太軟弱無力、太虛偽了？
“傷痕文學”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訴說右派們是多麽的善良，多麽的無辜，多麽的“無害而可憐”。然而文學中的優美進了現實就未必了。說“無害而可憐”，一旦大權在握立刻凶相畢露，“鐵麵”、“鐵腕”砸“三鐵”：“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國有企業重組”、“出賣國企”、“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MBO”、“擴大內需”、“公務員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取消社會福利”、“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腐敗有利論”等等“理論”全是在這一時期出籠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貪汙成風、造假成風、貧富劇烈分化、社會矛盾劇烈激化、社會風氣急劇惡化等等令中國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現象全是在這一階段形成氣候的。號稱“清廉”，實際呢？手下金融大將個個巨貪，老子當頭號大官兒子當頭號買辦——一個當*****一個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雙收，虛偽透頂。對內一副凶神惡煞“經濟沙皇”的“鐵”樣，對外呢？不但“鐵”不起來，而且軟爛如泥，奴顏婢膝送上門去求人“消氣”——身為一個主權國家首腦（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戰敗國！）卻主動跑到別的國家當眾宣布供人家“消氣”，這簡直史無前例，聞所未聞。如果不是無恥到家，怎麽可能幹出如此喪權辱國的勾當、如此心安理得而且還如此興高采烈？這創造了一項“世界記錄”：以堪稱登峰造極的厚顏無恥而載入史冊。下崗工人的評價：毛主席當年太心慈手軟，所以才會讓當年的右派現在有機會回來搞階級報複。——整個一個現代版的“農夫與蛇”。
當共產黨在爬冰臥雪浴血奮戰時，“精英”們舒舒服服地遠遠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觀，頂多不疼不癢地吆喝兩聲。等共產黨打下天下，他們馬上跑來伸手要這個天下：我是“精英”，“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茅於軾），所以你流血犧牲打下的政權應該歸我。給就是“民主”，不給就是“獨裁”（——又是那套“用虛的撈實的”把戲，用一句虛的“民主”白撈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權。）毛澤東沒答應，於是就“罪惡滔天”，就一切都被醜化，就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無非要“證明”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沒有遵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惡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說事，汙蔑毛澤東，不過是“繼承先輩遺誌”，繼續玩弄“以虛撈實”的把戲，將詐騙進行到底。
那麽“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也是對的了？當然不對。不但不對，而且是陰謀，大陰謀。反右是陽謀，“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是陰謀，是陽謀中的陰謀，披著陽謀外衣的陰謀。毛澤東隻決策了反右，而具體安排、製定標準、規定執行細則的是“八大”後剛剛上任、急需“政績”的書記處總書記。搞“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對他有好處：第一，創造了“政績”——抓了右派多少多少萬，成績大大的。第二，先製造冤案，再甄別平反，最後來個“一風吹”，受害者便以為讓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澤東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標抓右派”的人——人家後來給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見是好人。所以對他感激涕零，而對毛澤東永遠耿耿於懷。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這麽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離間了知識分子和毛澤東，自己乘機邀買人心——難怪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總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澤東頭上扣。第三，暗暗奪權——“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製造大批冤案的後果是從此人人自危，黨內普遍的教訓是“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不管正確與否，千萬不可得罪黨組織內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這也是“反右擴大化”的功德。）劉少奇的“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黨員的金科玉律——當“工具”不夠，當“馴服工具”還不夠，還得加上個“自覺”，當個“自覺”的“馴服工具”才合乎要求——這樣一來，一切都由直接掌管黨務的說了算，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立刻說話不算數了，不管發現什麽問題、有什麽指示，不經過主管黨務的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就一概行不通。黨政實權便名正言順地落到了掌管黨務的副主席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鄧小平手裏。這就解釋了為什麽一年之後毛澤東發現劉少奇搞“共產風”、“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歪風時不管怎麽打招呼怎麽批評都不管用，連開了八屆六中全會糾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貫徹不下去：誰也不敢得罪主管黨務的劉少奇——“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明知“浮誇風”、“共產風”不對，但隻要劉少奇堅持，就誰也不敢違抗。這才是“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的真正後果，所以說這是陰謀，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澤東，架空毛澤東，自己乘機奪權。“第二司令部”就這樣悄悄形成了。
1、反右
反右是個什麽性質的問題？
時代背景：1957年。“準戰爭年代”。美國的封鎖禁運包圍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蔣簽訂了“共同防禦協定”，宣布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絕在日內瓦會議上與周恩來握手。美軍長期進駐台灣。兩年前的1955年，中國解放一江山島後，美國通過“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對中國搞核訛詐。一年前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蘇分歧開始。匈牙利事件爆發。國內剿匪尚未完成。——總之是不折不扣的“戰爭大環境”。
右派的核心主張：
——“黨派輪流執政”。
——“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共產黨下台不等於蔣介石回來。”
——“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
——“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
——“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中國應分成兩半，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南歸蔣介石領導，以北歸共產黨領導。讓任何一國援助共產黨，讓美國援助蔣介石，雙方競爭。”
……
結論：“準戰爭年代”。美國的核訛詐陰雲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跡未幹。公然鬧著讓共產黨下台——大敵當前窩裏反，這叫什麽？這叫政變。這就是問題的性質：戰爭期間的政變。
且看這一段文摘：“對於中國新政權到底‘能撐多久’，1949年秋美國國務院情報分析司曾經做過一次估計，得出的結論是，中共政權在未來五年內沒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內部困難和外部壓力會使中共政權大大削弱，從而為其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準備條件。”
按美國國務院1949年的估計，美國的封鎖禁運將為中共政權在五年之後“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準備條件。”1949年的“五年之後”是1954年——離1957年隻差三年，正屬於美國人估計的“五年之後的某個時候”這一期間。也就是說，右派的政變正發生在美國人預期的時間內。美國人的結論：美國當初的預計準確。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有效。共產黨政權即將垮台。結果：堅定了美國通過封鎖搞垮中國的決心和信心，加緊封鎖。後果：增加中國饑荒年代的困難。
有人說：不對，右派在是幫共產黨整風。是你共產黨讓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提意見的。
這就如同展銷會鬧成了哄搶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讓你來參加展銷，沒讓你來聚眾搶劫。你能說因為一開始是你讓我來的，所以你無權拘捕我？你能說搶著東西的是少數，所以其他參與起哄推擠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戰爭時期鬧政變，該如何處置？
當初國民黨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殺絕共產黨”——那時共產黨還不肯抓槍杆子，還避免鬧暴力。4·12發生地上海並沒有什麽工農“過激行動”。共產黨正跟國民黨並肩戰鬥鬧北伐，沒有提出要國民黨下台。一句話，國民黨是因與共產黨政見不合，立刻動了刀子。
如果共產黨也按國民黨1927年對付自己的手段來對付1957年的右派政變，那會如何？——既然是“準戰爭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緊急狀態”為根據“軍法從事”。——毛澤東這樣做了嗎？
有人連篇累牘說共產黨如何如何殘暴，右派家屬如何如何受牽連，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楊開慧親屬的這段回憶：
“在毛澤東被宣布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隻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紮。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裏全是泥土。”
評論：右派家屬遭到過這種待遇嗎？
——再看看斯諾的《西行漫記》裏這段對徐海東的采訪：
我想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裏的人現在哪裏？”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準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
“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隻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麵軍。”
“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隻有三個是紅軍。其餘的都是湯恩伯和夏鬥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占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裏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
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裏都發生了這樣的事，隻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占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
……
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為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別凶殘，主要是因為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產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占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裏，南北三百裏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
……
評論：“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在如此事實麵前，咒罵毛澤東對右派“殘暴”、“株連家屬”的哭天抹淚是不是有點太軟弱無力、太虛偽了？
“傷痕文學”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訴說右派們是多麽的善良，多麽的無辜，多麽的“無害而可憐”。然而文學中的優美進了現實就未必了。說“無害而可憐”，一旦大權在握立刻凶相畢露，“鐵麵”、“鐵腕”砸“三鐵”：“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國有企業重組”、“出賣國企”、“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MBO”、“擴大內需”、“公務員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取消社會福利”、“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腐敗有利論”等等“理論”全是在這一時期出籠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貪汙成風、造假成風、貧富劇烈分化、社會矛盾劇烈激化、社會風氣急劇惡化等等令中國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現象全是在這一階段形成氣候的。號稱“清廉”，實際呢？手下金融大將個個巨貪，老子當頭號大官兒子當頭號買辦——一個當*****一個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雙收，虛偽透頂。對內一副凶神惡煞“經濟沙皇”的“鐵”樣，對外呢？不但“鐵”不起來，而且軟爛如泥，奴顏婢膝送上門去求人“消氣”——身為一個主權國家首腦（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戰敗國！）卻主動跑到別的國家當眾宣布供人家“消氣”，這簡直史無前例，聞所未聞。如果不是無恥到家，怎麽可能幹出如此喪權辱國的勾當、如此心安理得而且還如此興高采烈？這創造了一項“世界記錄”：以堪稱登峰造極的厚顏無恥而載入史冊。下崗工人的評價：毛主席當年太心慈手軟，所以才會讓當年的右派現在有機會回來搞階級報複。——整個一個現代版的“農夫與蛇”。
當共產黨在爬冰臥雪浴血奮戰時，“精英”們舒舒服服地遠遠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觀，頂多不疼不癢地吆喝兩聲。等共產黨打下天下，他們馬上跑來伸手要這個天下：我是“精英”，“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茅於軾），所以你流血犧牲打下的政權應該歸我。給就是“民主”，不給就是“獨裁”（——又是那套“用虛的撈實的”把戲，用一句虛的“民主”白撈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權。）毛澤東沒答應，於是就“罪惡滔天”，就一切都被醜化，就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無非要“證明”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沒有遵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惡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說事，汙蔑毛澤東，不過是“繼承先輩遺誌”，繼續玩弄“以虛撈實”的把戲，將詐騙進行到底。
那麽“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也是對的了？當然不對。不但不對，而且是陰謀，大陰謀。反右是陽謀，“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是陰謀，是陽謀中的陰謀，披著陽謀外衣的陰謀。毛澤東隻決策了反右，而具體安排、製定標準、規定執行細則的是“八大”後剛剛上任、急需“政績”的書記處總書記。搞“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對他有好處：第一，創造了“政績”——抓了右派多少多少萬，成績大大的。第二，先製造冤案，再甄別平反，最後來個“一風吹”，受害者便以為讓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澤東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標抓右派”的人——人家後來給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見是好人。所以對他感激涕零，而對毛澤東永遠耿耿於懷。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這麽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離間了知識分子和毛澤東，自己乘機邀買人心——難怪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總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澤東頭上扣。第三，暗暗奪權——“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製造大批冤案的後果是從此人人自危，黨內普遍的教訓是“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不管正確與否，千萬不可得罪黨組織內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這也是“反右擴大化”的功德。）劉少奇的“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黨員的金科玉律——當“工具”不夠，當“馴服工具”還不夠，還得加上個“自覺”，當個“自覺”的“馴服工具”才合乎要求——這樣一來，一切都由直接掌管黨務的說了算，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立刻說話不算數了，不管發現什麽問題、有什麽指示，不經過主管黨務的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就一概行不通。黨政實權便名正言順地落到了掌管黨務的副主席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鄧小平手裏。這就解釋了為什麽一年之後毛澤東發現劉少奇搞“共產風”、“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歪風時不管怎麽打招呼怎麽批評都不管用，連開了八屆六中全會糾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貫徹不下去：誰也不敢得罪主管黨務的劉少奇——“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明知“浮誇風”、“共產風”不對，但隻要劉少奇堅持，就誰也不敢違抗。這才是“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的真正後果，所以說這是陰謀，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澤東，架空毛澤東，自己乘機奪權。“第二司令部”就這樣悄悄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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