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70 年代改編的手風琴曲“打虎上山”在當時頗為轟動，至今還是手風琴的保留曲目。但回想起來，當時我並不是為手風琴獨奏才改編它的，它的產生完全是個陰錯陽差的副產品 , 這個曲子的來由還和蔣大為與河南汝南縣豫劇團有關聯。這可要追朔到 60 年代末的插隊落戶時期，在文革時期，本人還是青少年時曾在天津某宣傳隊為蔣大為拉手風琴伴奏，因此我們也成了莫逆之交。後來蔣大為插隊去了吉林，而我去了內蒙古。在一次回津探親期間天津歌舞團的一位朋友為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因當時樣板戲還沒有“普及”，隻有京劇團才能上演，所以很多地方戲劇團為了生存隻好改頭換麵變成文工團，這樣的事也發生在河南汝南縣豫劇團。為了轉型文工團，他們去天津招生歌舞人才。這位天津歌舞團的朋友剛好即將調往河南省歌舞團，所以他建議我們先去這個縣劇團，然後他再設法把我們上調到省歌舞團。對於像我們這樣可能一輩子要紮根兒在農村的年輕人來說，這個想法很誘人，所以就各自如法炮製。久經波折，我終於把自己的農業戶口轉為“商品糧”戶口，並在數月後來到汝南縣文工團報道並等候蔣大為的音信，但等來的卻是他已被森警部隊文工團錄取。這個晴天霹靂被另一個更壞的消息衝淡了，那就是在我報到的幾天後，毛主席的“樣板戲要普及要提高”的指示發表了，也就是說，用地方戲可以演樣板戲了，汝南縣文工團又可以是豫劇團了，我的手風琴沒用了。可是當時的縣劇團除了幾把弦子沒有任何西洋樂器，也無法演出樣板戲。因此團領導就產生了把我這個招來的“廢物”充分利用的想法，也就是要我用手風琴把所有樣板戲的樂隊部分：前奏曲，幕間曲，大亮相等 全部用手風琴給我“嗡”下來。我的噩夢也就如此開始了。
當時團裏已開始排練“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為了表現自己有用，我設法搞來了樂隊總譜，開始改編，其中自然就有“打虎上山”一段，這個手風琴獨奏曲也就如此產生了！為了突出手風琴的音量，團裏在台側的“樂池”裏給我找到了一個顯要的位置，經過多次排練後我的“苦難的生涯”角色也就定位了。春去秋來，每周五天，每天兩場，每場兩個小時的演出，我都要用手風琴“嗡”出所有樂隊的部分，還要壓得住鑼鼓家夥。每當我把整場戲拉下來，我已然眼冒金星，渾身虛脫。這還不夠，劇團經常要下農村，把樣板戲送到農村的每一個角落，我這個流動樂隊也就要天天“走在鄉間的小路上”了。鄉下沒有戲台，沒有電，老鄉們會在開闊地帶把土台子挖好，還要留下防止觀眾擁上舞台的“戰壕 ”; 而我們這些“樂隊”的成員要在演出前負責爬竿兒掛煤油吊燈，當一切就緒夜幕也快要降臨。地平線就開始浮現類似沙塵暴一樣的煙幕，緩緩向舞台方向爬進，那是各方老百姓步行從幾十裏外向演出點聚集時踏出來的塵煙。煙幕最終吞食舞台後慢慢散開，月光下你會朦朦朧朧的看到一望無際的老百姓在舞台前安頓調停，殷切等待著這出可能一年才能看一次的唯一的文藝演出。鑼鼓家夥開場，大戲開場了，我可以聽到我的手風琴聲在原野裏隨著夜霧回響。我們樂隊設在台邊，位置又高，冬天的西北風一吹冷到脊梁骨，好在我的背後經常會被爬上舞台看戲的孩子們圍住，但這人造的擋風牆並不是毫無代價，孩子們因長年吃紅薯會抑製不住不斷的放屁，當這個生理現象發生自一個群體的話，那威力可想而知。為了禦寒我對空氣的質量可以容忍，但是那超標的二氧化碳實在讓我窒息，直到我眼前出現了彩虹。另一荒唐的現象是，在演戲當中，如觀眾中有一人忽然站起來，為了避免被別人踩在腳下，所有前麵的觀眾都會一窩蜂的擁向舞台，而正在唱“穿林海 ….” 的楊子榮還要暫時從角色中走出來並擔負起用大長杆子把湧上舞台的觀眾趕下台的任務，看著穿著解放軍軍裝的楊子榮用長竿驅趕老百姓的場麵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當時偉大的旗手江青同誌看了會作何感想。散戲後待全部觀眾退了場，煤油燈拆下來，我就背著手風琴走回我們那由牲口棚改裝的臨時住處，此時東方已露出魚肚白。
我不相信才17歲的自己這輩子就如此下去，所以絞盡腦汁的想往外調，為此多次在大會上被批“韓小強”式的人物（樣板戲“海港”中落後青年）。經過不懈地努力，我終被借調到北京，在北京航空學院的親戚的幫助下我參加了北京大專院校的國慶遊園演出拉“打虎上山”，審查節目時被選為優秀節目，之後又被選為全國文藝調演節目，上電視，灌唱片，出盡了風頭，不禁感慨人生之起落！至於我如何被調到北航，又如何被調進北京歌舞團，拜師羅忠鎔先生學作曲以及移民到美國，就讀舊金山音樂學院，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雖然這些回憶充滿了苦澀和無奈，但我從中體驗到了在城市裏體驗不到的人生的滄桑，這對我的音樂創作受益匪淺。我也非常懷念那些和我一同度過那辛苦歲月的劇團的同事們，更惦念那些飽經滄桑的鄉親們，願他們能永遠過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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