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機會和機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從指縫中溜走的，是機遇。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你卻損失慘重。一個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長，要緊處也就那麽一兩步。
我個人理解，機會和機遇聽起來相同，其實有區別。前者小，後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來把握的，後者則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曆史來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滿清王朝同時麵臨著機會和曆史機遇的挑戰。它極好地把握了前者。
誰掌握了勝利誰就掌握了曆史。誰掌握了機會誰就掌握了勝利。縱觀古今中外曆史，偉人所以稱其為偉人，就是抓住了機會。機會是一個區別英雄與狗熊的台階，上一步什麽都是，下一步什麽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輩子的苦功來走。英雄人物對機會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擊，卻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隴畝，不讀書，憑著直覺鬧革命。他對機會的把握向來問天。崇禎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與幾個窮哥們在山中飲酒。兄弟們推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說：“當問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餘年後，他進北京。在承天門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問天。對準承天門的匾額張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穩天下。”結果不中。一頭一尾，兩次用箭，說明他的思想還停留在樸素的初級階段。
李自成占領西安後，成立了大順政權，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他的對手是誰呢？就是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人。隻有滿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業發生重大逆轉。一如今天，在未來的幾十年裏，世界上隻有一個國家——那個當今塊頭最大的家夥——的力量能使中國現代化進程發生重大逆轉，其他國家都辦不到。甲申年的李闖王需要什麽？時間。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麽？時間。倘若李自成不要急於北上，把北京留給崇禎，其實也是把從山海關到大同、宣化一帶的長城防線留給多爾袞。尤其是山海關，從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湯。更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實為天險。
甲申年以前，清軍四次入關，都是從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邊牆進來的，飽掠之後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為山海關橫亙。沒有山海就沒有中原。李自成應當在西安把屁股坐穩。取了關中他處於多麽有利的位置嗬。劉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裏，那是古中國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陝西人，在桑梓無疑魅力無窮。經營好根據地，再爭雄。那時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彌漫著一股浮躁的空氣。輕易到來的勝利使李自成丟掉了耐心。耐心是偉大的東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種偉大的平凡。誰有耐心誰就會成功。皇太極的耐心是相當出色的。幾次入關，他的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們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牆下咽下口水。許多臣屬都勸皇太極拿下北京，但皇太極諄諄開導他們：明朝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現在以我們滿清的力量，還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沒有用。我現在帶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棵大樹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長日久，它就成了枯幹。最後輕輕一推，便轟然倒地。皇太極這一番充滿哲理的話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載入史冊。皇太極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個中國。曆史也正是按皇太極的預測亦步亦趨。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極一半耐心，大順軍就可能統一黃河和長江流域。彼時滿清若再問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對機會的把握停留在初級階段，滿清王朝對曆史機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級階段。當我用中國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為中華民族的幸運而歡呼。當我用世界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又為中華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國，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草原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次戰役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標誌之一。
在崇禎皇帝自縊五年後，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斷頭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大國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以嶄新的麵貌登上世界曆史舞台。中國卻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講是沒有曆史的，因為它隻不過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能從中產生，所以說它的曆史是一個平麵圓圈的循環。西方則跳出了這個圓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軌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這個軌道的標誌性年份。中國落後於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寫那篇著名的文章時，西方無論在政治文明、經濟製度和技術上，均已領先中國三百年。
我一直有個看法：鴉片戰爭發生的不是時候。馬克思說鴉片戰爭有雙重性，有消極意義也有積極意義。如此理成立，那麽鴉片戰爭錯過了兩個最好時機：一是在明朝爛透了的時候。果子爛完了，丟棄算了。那時資本主義進來，中國肯定發生滄桑巨變。第二個時期是滿清剛入主中原的時候。那時候它的體內還湧動著原始的激情和衝動，中華文化已經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現一個比中華文化更優秀的文化，它會毫不猶豫地棄劣從優。日本人的門戶也是被西方炮艦打開的，但日本以一種現實明智的態度去對待西方炮艦後麵的文明，舉國上下出現了全盤西化的熱潮。十八世紀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會比甲申年的滿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鴉片戰爭偏偏發生在滿族已經被漢文化徹底同化之後。滿族最後全盤吸取了中華文化，繼承了中華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中華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結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滿清本來可以做到這一點。從他們在甲申年的表現來看，他們對曆史機遇有著多強烈的敏感嗬。山海關之戰就是明證。李自成打下北京，滿洲方麵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當時清軍已出動，準備像以前四次那樣，從喜峰口或牆子嶺等地破長城，進京畿地區遊擊。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軍來到沈陽西南一個叫翁後的地方，突然停止前進。原來，是吳三桂派來請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時，多爾袞才知道北京陷落的準確消息。吳三桂請求多爾袞繼續按原來的路線進軍，從喜峰口、牆子嶺一帶進入長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與關寧兵一齊聚爾殲之。形勢變於呼吸間。昨天的敵人變成了朋友。更強的敵人出現了。留給多爾袞的時間隻有一日。這是這個年輕人短暫的一生中最長的一日。他果斷決定，大軍直發山海。他才不會理會吳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牆子嶺的要求呢。他知道時機天降，來不得丁點猶豫。他決心在山海關與李自成軍做正麵戰鬥。當一個國家打敗了一個強大國家，它就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翁後決策，饒是大戰略家手筆。八旗軍如離弦之箭。清軍以每天二百裏的速度插向山海關，相當於紅軍搶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離開北京後，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關四百餘裏，大順軍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裏，結果與清軍差不多同時抵達山海關。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關之戰就不是後來那個結局了。在次日發生的決定中國命運的山海關大決戰中，多爾袞命吳三桂先與大順軍接戰。大順軍越戰越勇，吳三桂眼看就不能支。這時候，從海麵上突然刮來一陣狂風。此風怪矣!起來的真是時候。且又是對著農民軍刮去。後來清朝史籍中把這股風稱為“神風”。這股風莫非也是機遇？多爾袞立即抓住這股風的絕好機會，揮軍出動。萬馬奔騰。山呼海嘯。農民軍被這股遮天蔽日的沙塵吹得閉上眼睛，重新睜開時，忽然發現對手已換成剃光了前額的清軍士兵，戰鬥意誌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於高崗之上觀戰，一個和尚告他：“韃子兵!”自成撥馬就走。這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
機遇就像陽光，它會公平地照在每一個人身上。捕捉機遇就是捕捉曆史。滿清沒有像英國那樣走上一條更新的發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滿人有這個可能。漢人則毫無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滿人，有點無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後英國軍艦打到家門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們居然都不知道英國在哪裏。
甲申年，李自成也輸在不知彼上。他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有相當部分基於此。最患不知彼。隻知道自己有多強大，不知道敵人有多強大。特別是，敵人的強大要比我們認識的強大還要強大，事情就不可為了。滿清雖然是遊牧民族，生產力低下，但戰爭力不低。遊牧民族的戰爭熱情和戰爭能量整整燃燒了幾個世紀，摧毀了三個文明。他們不會種地，但是會發明戰爭機器。馬鐙就是中國遊牧民族發明的。有了這個小東西，所向披靡，竟騎馬打到歐洲去了。薩爾滸大戰時，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鐵所製，朝鮮援兵的披甲則是紙做的，少數是用柳條做的，而清兵幾乎人人皆披精鐵製成的鎧甲。除護住胸部和背部外，連頭、手臂和腳，都被層層防護，甚至連戰馬也披甲。由於其甲胄非常堅硬，除非用強弓，否則百步之外根本無法洞穿。薩爾滸大戰是萬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銳。
大順軍在漫長的革命戰爭中也煉成了鋼鐵。秦地是出過“虎狼師”的。大順軍亦是一支“虎狼師”。我舉一例：大順軍的戰馬平時是不飲水的，而是飲血。殺俘虜的血飲馬。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一顧。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飲馬，讓馬特別饑渴。上了戰場，戰馬一旦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一樣。騎這種馬陷陣，無不克。這種事到今天想起來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順軍仍遠不是八旗鐵騎的對手。何止不是對手，完全不堪一擊。你想，敵人有多強大？當時有人這樣稱讚八旗兵：“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
然而，在郭沫若寫作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不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們比滿清幸運百倍。宥於曆史條件，滿清王朝隻能在“壞”與“更壞”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則可以在“好”與“壞”之間做出選擇。曆史機遇一如向滿清招手那樣向我們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國既存在著國民道德素質問題，也存在著當權者統治素質問題。
滿清喪失曆史機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要從被它征服和反過來又征服了它的漢民族身上去找。於是引出下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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