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聾發聵 - 劉亞洲上將：甲申再祭 （4）

三． 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個民族

前麵談到，中華文明一經成熟就喪失了活力，開始衰朽。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少數民族尤其是滿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說是民族征服之後，都是中華文明的高峰。但這座高峰，往往是用鮮血鋪就的。

甲申年的曆史是用漢民族的鮮血書寫的。滿清貴族踏著漢人累累的屍體步入他們最輝煌的事業的祭壇。明成祖時曾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為六千萬。明末為一億。而滿清入主中原後，到清世祖時又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隻剩下一千四百萬人了，銳減了百分之八十多。約六千萬人民在明清鼎革戰爭中遭到屠殺。一個小小的揚州，就被殺害了八十萬人。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清軍占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就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為“殺窮鬼”。兩年之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如此大規模屠殺兩次，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入關之後，也是一殺再殺。直殺得驚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殺中改變顏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完全沿襲了滿清滅亡中國的方略——戰略一致，路線一致，手法一致，連屠殺都一致。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現代版。

少時讀史，為漢人落淚。長大讀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曆史為何這麽悲？一個大國亡於一個小國，怨誰？軍隊不可謂不多，武器不可謂不精，地域不可謂不廣闊，為什麽隻會望風退？滿清入關的時候，滿八旗、蒙古八旗、漢八旗、兵力加起來才十七萬人。李自成就有百萬大軍，更遑論明軍正規軍。漢人上億。可就是這十七萬人，竟斬關奪將，一路凱歌。他們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奇跡。談及此，作為軍人，我幾乎忍不住要對八旗軍膜拜和頂禮。與此同時我也痛思，我們的祖先怎麽了？如何懦弱至極？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個時代裏，歐洲發生了一件事情：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率大軍對荷蘭進行滅國性攻擊。荷蘭極小，抵擋不住，但誓死不降。荷蘭人民挖開海堤，引大西洋淹沒其國。寧將全部財產和家園毀於海水，也絕不留給侵略者。隨即登上艦船出海，漂流遠洋，決不屈服。有古漢人之風。

古代漢族人是世界最強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漢族的青春史。翻開司馬遷的《史記》，有記載叛徒的篇章嗎？據統計，在漢朝時，一個漢兵可以頂五個匈奴人。到了宋朝，情況顛倒過來，一個金兵可以抵十個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個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個漢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幾乎和滿清同時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國的幾千人遠征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打中國，清朝有常備軍百萬，竟被打得叫饒。

是什麽改變了我們？是什麽使漢民族變得這麽不及格？從理論上說，甲申年我們已經被開除過一次“球籍”了。我們在心靈上已經死了，雖然我們在肉體上還活著。我們輸掉的是戰爭嗎？我們輸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們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麽？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對此，我要唱反調。何止我，先哲們早就唱反調了。黑格爾說：中國是災荒亡國。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魯迅也說過中國人是“災民”的話。中華文化最詭譎之處就在於，它很難死，也很難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

猶太人始終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國——猶太教。而我們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園久矣!我們民族的延續主要靠繁殖後代。梁啟超說：“中國人種……世界最膨脹之有力人種也。”我們民族的繁殖力特別強，有數量沒質量。每當滅頂災害到來時，數量往往起決定因素。對漢民族統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漢族人極大地煥發了生殖激情，二百餘年人口翻了好幾番，至民國接手時，已是四億五千萬了。就是拿到今天來比，也隻有印度才能望其項背。這種繁殖是以退化作為代價的。猶太人兩千年前是什麽樣，今天還是什麽樣。縱是奧斯威辛的大屠殺也不能對他們予以絲毫的改變。我們則變了，變得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了。甚至連征服漢族的滿清人也變了。清亡時，你到北京街頭走一走，到處可以見到遛鳥唱曲的八旗遺老遺少。來自曠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這麽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唯有郊野中偶爾可見幾個旗人在放鷹。從他們豪邁的動作中，以及從獵鷹威風凜凜地捕捉麻雀的動作中，才依稀可見當年努爾哈赤和多爾袞的雄風。

中國為什麽會屢屢喪失曆史機遇？如果說滿清喪失曆史機遇是偶然的話，漢民族則是必然的。魚從頭爛起。最根本的原因還要從源頭上尋找，那就是文化。回顧甲申亡國史，一個龐大的民族被一個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讀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們民族為什麽會獨步於世界民族之林外麵。

宗教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書了。讀甲申，與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後麵，都可以看到一隻黑手，那就是儒教。漢族是在漢武帝手中獲得這個名稱的，但漢武帝對漢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顛覆，或晚顛覆，中國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當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權製度又與繼承他的那個朝代獨尊儒術有著某種血緣聯係。魯迅也不容儒。梁啟超、林語堂、胡適，都不容儒。毛澤東也不容儒。他說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雖說有其現實的政治動機，可不含一絲文化反思的成份嗎？存疑。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製。專製是戰無不敗的。甲申年失敗就敗在這一點上。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奉儒教為宗教的民族則肯定是要墮落的。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兒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隻存在著一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隻存在著一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會思想的人不會行動，會行動的人不會思想。”而在中國，千年來，隻有行動，沒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麽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定，天下為什麽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麵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上個世紀我們北方那個大國（指蘇聯）的崩潰，就是思想摧殘的結果。它解體的直接原因貌似經濟的停滯，其實正是長期的思想控製造成了經濟的停滯。那個鄰國的執政黨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做著一項工作：使人民喪失思想的能力。喪失了思想也就喪失了創造力，甚至喪失了生命力。幾十年隻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幾百年呢？幾千年呢？思想的專斷必然導致權力的專斷。在以毀滅思想為要務的時代，思想者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國，國家為一家之國，一姓之國。甲申之際，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國，全民族為異族征服則謂之亡天下。甲申年的曆史是既亡國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為國出力，故國亡。國家不能保護人民，故天下亡。最淺顯的道理是，既然國家是你一家之國，我憑什麽拚著一腔熱血去保衛它？保衛別人的東西？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視國家為私產，人民也視國家為商品。這一點，從北方大鄰國的執政黨的解體上也能得到印證。當執政黨宣布解散時，不但廣大群眾異常平靜，而且廣大黨員也異常平靜。他們並沒有失去政權的感覺。人民無主權，政權難持久。人民不把這個政權當成是自己的政權，而看成是當權者的政權；黨員不把執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成是黨內當權者的黨。絕大多數黨員看著執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別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些人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麽。

這一點，從明朝皇帝與臣屬的關係上得到的印證最無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個打屁股的朝代。沒有哪一個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樣喜歡打臣子的屁股。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有時候，一百多個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飛舞，鮮血橫飛，蔚為壯觀。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視臣屬為糞土。對最高貴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從最見不得人的私處開始。朱元璋絕對有虐待傾向。到了崇禎皇帝，更上一層樓。某次，一個大臣對自己的錯誤不承認，崇禎大怒，下令就在金鑾殿上用刑。幾個內閣大臣連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沒有的事!”崇禎皇帝說：“這家夥也是三百年沒有的人!”幾打死。

明朝對臣屬壓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場也最慘。李自成將要殺入紫禁城時，崇禎皇帝擊鍾呼喚百官，無一人前來。隨他在煤山赴死的隻有一個太監。李自成找到崇禎皇帝的屍首後，把它放在大路口，沒有一個明朝大臣跑去哭泣，隻有一個和尚用麥飯做祭品，吊喪。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報名出來相見，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裏站著等了一整天，還沒見到李自成和劉宗敏的麵。史書談到甲申年這段曆史時寫道：“百官皆好降。”為何好降？難道和“廷杖”沒有一點關聯嗎？明朝從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檢，開創了屠殺大臣最多、最慘、最無理、最無恥的先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麵柳腰的妓女。

還有一個事實我注意到了：離專製中心越近也就是離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盡節的大臣越少。越往北發生的戰鬥越少，而越往南則戰事越烈。明朝人寫的書《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營兵四十餘萬，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於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時，全國官員自殺者中，南方人多於北方人。具體數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隸隻有一人。燕趙之地無悲歌。吳越之地有義士。中國的風向肯定是漸漸南轉了。大屠殺都發生在南方。我對音樂是外行，但一聽到揚州的評彈，我總有一種揮不去的哀戚之感，隱隱聽到八十萬生靈的慘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慘。悲慘中有哀怨。袁崇煥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煥遺骨掩埋的佘姓義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沒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著袁督師的遺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盡屈辱的大臣們到了清朝之後，一個個都煥發了嶄新的青春。在與自己同胞作戰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謀略和聰明才智，真令人歎為觀止。真正打下漢族天下的是漢族人。《康熙傳》中指出：“滿族人在征服中華帝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由漢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滿洲人為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吳三桂在寧遠前線，並沒有顯出多麽強的戰鬥力，可一旦易幟後，變得像豹子一樣凶猛，對李自成軍百戰百勝。吳三桂一直從東北打到緬甸。他的戰功隻有也從東北打到南中國海的林彪可與其媲美。洪承疇（注：洪承疇，曾任明朝薊遼總督，率十三萬大軍援救被皇太極圍困的錦州，在鬆山大敗，被俘後投降。清軍入關時，積極為多爾袞出謀劃策，並親統軍隊平定江南。）曾被困鬆山，一籌莫展，但投降後，妙計倍出。傳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錢謙益曾投水自殺，可由於“水太涼”而沒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鐸，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寫作《圓圓曲》的吳偉業的文藝創作都在入清後達到了新的高潮。錢謙益曾發明了一件樣式特別的外套：小領，大袖。一位江南學者問他這衣服代表哪朝風格，錢謙益故作戲語道：“小領示我尊重本朝之製，大袖則不忘前朝之意。”那學者諷刺道：“先生真是兩朝‘領袖’!”錢謙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潤潤地活到八十二歲，這說明他在新朝過得相當好。滿清對這些明朝舊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們統統放進了《貳臣傳》。中國第一部史書黃鍾大呂。最後一個朝代撰寫的史書則飽含激情描寫叛徒。非一個叛徒，一大窩也。

專製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這種由少數人百分之百控製多數人命運的殘酷製度既脆弱，又堅強。脆弱是因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擊，堅強是因為每當外部打擊過去後，它總是枯木逢春。它總是像“一次權力交接儀式，把奄奄一息的專製交給精力充沛的專製。”這就要說到專製下的人民了。專製主義最可惡的一個特點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高壓。高壓必造成順從。順從必培養奴性。中國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卻不如儒教來得猛烈。儒教已經把中國人培養得有受虐傾向了，並對淩辱有極強的忍耐力。中國人在極權和專製麵前是死人。在外國侵略者麵前也是死人。人平時沒有尊嚴，戰時也很難有尊嚴。奴隸在奴隸主麵前是奴隸，在外國侵略者麵前就變成主人了？你做夢吧。

甲申年的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典型場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壓壓一片，走起路來整齊劃一，喊起口號來震天價響。他們最愛喊的口號是“愛國”和“中國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製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於近代的屈辱使中國人心理存在著某種“不完整”，所以我們一次次說“站起來了”，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應。思想看起來比疆域還統一。但一旦敵人來了，大家立即作鳥獸散。

明末，清軍尚未入關，但幾次撕破邊牆進京畿騷擾作戰。孫傳庭 （注：孫傳庭，陝西巡撫，曾在潼關南原設伏大敗李自成。李自成隻剩下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挾潼關大勝的餘威，進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隊與一小隊清軍騎兵相遇了。明軍有幾千人，用孫傳庭的話講：“俱為身經百戰之士。”清軍隻有幾十人，雙方隔著一條河。明軍叫罵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兒!”清兵大笑，從軍營中拉出近百名婦女，穿紅戴綠，指著說：“這些都是你們的姐妹母親，都被我們操了!”說著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幹起來。同時有十幾個騎兵下河向這邊渡來，幾千明軍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計其數。

專製吃人。人民變成羊。漢民族就是羊。漢民族的膝蓋特別容易彎。既容易向皇帝彎，也容易向敵人彎。甲申年，整個中國大地上都飄揚著一股羊的氣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並不介意它麵對的羊究竟是一隻還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揚州城破，清軍開展大屠殺。揚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人民引頸受戮的場麵。史載：隻要遇見一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就像一個蒙古兵可以命令幾百個波斯百姓互相捆綁起來，然後乖乖地把他們殺掉一樣，清兵在揚州也是這樣。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一敢動。這個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相同的情形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著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無。一位軍委副主席講：在他的老家山東某縣，七、八個日本鬼子來掃蕩，三、四萬軍民在“跑反”。

為了活命，揚州城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婦女們，願意把她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爾後倚門，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令這些婦女全部脫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間，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有人還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獸皮。她們悲慘的靈魂至今仍遊蕩在白山黑水間，我深信。

曾有一個玩笑，問：豬除了可以吃外，還有什麽用？答：可以用來罵人。走筆至此，我突然想，豬比羊出息多了。一個人是殺不了豬的。豬堅決反抗。豬的吼聲是絕望而雄壯的。它一輩子隻有在被殺時才發出這最後的吼聲。殺羊簡潔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戶根本不用捆綁，隻用手輕輕摩挲羊的頭和身子，羊便馴服地躺下。屠戶用刀在羊喉嚨處輕柔地一抹，血噴出來。羊的眼睛裏淌下一行淚水。我們應當學習豬的胸襟。

專製社會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寬容精神。奴性越大，寬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個源遠流長的特點。這樣的民族總是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中國的內戰是世界史上的奇觀。我認為，越是內戰厲害的民族，外戰越不行。反過來說，越是外戰不行的民族，內戰越凶。孟德斯鳩講過一句深刻的話：“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有人認為此話有雙重含義，一是說明統治階級的殘暴，二是說明人民的殘暴。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暢。“一個民族隻要幹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冊。”可我們幹了這兩件事還不夠。“文化大革命”才走，我們已開始遺忘。“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靈史，是我們生命中一個永遠無可回避的話題。潘嶽說：“自建國以來我們所搞的一係列‘革命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與結果是：自己內部培養的精英層幾乎全部被打壓，中產階級萌芽也被消滅。”正因為中國沒有革封建主義的命，資本主義反過來就頂翻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魯迅說：“中國愛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人鬥爭，就是不敢同外國侵略者鬥爭。”

中國的漢奸豐富多彩，叫人說不盡，道不完。漢奸在哪裏？漢奸在我們心裏。中國曆史上出現過兩次大規模的漢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漢奸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外國主人麵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內戰，征伐自己的同胞時顯示出無比的英勇。甲申年，清軍兵鋒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喪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宮山。可就是在這個關頭，鎮守武漢的明朝總兵官左良玉還順江東下，準備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側”。南京在什麽人手裏？南京還在中國人手裏嘛。鎮守南京的馬士英也露出一副漢奸嘴臉，說：“我們寧可死在清人手裏，也絕不死在左良玉手裏!”

清軍殘酷，漢民族在內戰中表現出來的殘酷性，不讓清軍。在揚州、嘉定、江陰這些城市發生大屠殺的同時，在漢人控製的地區也發生了大屠殺。幾乎在多爾袞重開科舉的同時，張獻忠也在成都詭稱開科取士，在貢院門口設置長繩，離地四尺，將讀書人按名冊排列，凡站立起來超過繩索的，都被押到西門外青羊宮殺死。先後被殺數萬人，貢院中筆硯堆積如山。張獻忠討厭文人，認為文人奸詐偽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殺光了。他曾一天內殺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認為他殺得太多了，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嗎？

張獻忠不說也罷，可素以軍紀嚴明號稱的大順軍，對老百姓又好到哪裏去了呢？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壺食漿，以迎義師。一個老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絮絮叨叨地向他們講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壓榨，生活如何淒涼，等等。一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你既然那麽苦，何必還活在世間呢？”就把老農殺了。

今天漢民族變了嗎？答案在漢民族每一個成員心裏。我們身上仍然烙著甲申年深深的印記。我們民族是否能經得起另一場甲申風暴？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太多的勾心鬥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視與自然鬥，所以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家和發明家。中華文化重視與人鬥，所以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

中國是告密者的樂園。甲申年，江蘇有個曾當過官的人，躲到鄉下去教書，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個字，又在左臂上刺“生為明人”，右臂上刺“死為明鬼”。一天，他脫衣洗澡，被人看見，立即向官府告發，被處死刑。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抓住國民黨軍人後，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藏著換了服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師長團長們。結局是一樣的：指認人的人和被指認的人都難逃一死。

是什麽使我們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懼？我們在這種仇恨和恐懼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資源。中華文化的根是一種低成本生存。什麽生命頑強？越低下的生命越頑強，如螻蟻。越高貴的生命越易折，如獅子。螻蟻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內戰凶猛，還有一個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論看起來最無私的，其實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無私”。而專製下，帝王自私，臣民憑什麽為公？你經營你的大家，我經營我的小窩。你殺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個自私的人是不會愛國的。明朝“靖難之役”時，兩個大官相約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殺以殉。北兵進城時，城中大亂。大官甲聽見大官乙對家人大聲喊道：“外麵亂糟糟的，你們趕緊把豬欄門關好，小心偷豬賊。”甲苦笑道：“一條豬都這樣顧惜，更舍不得一條命了。”

中國亡在滿清手裏是中國的幸運。滿清統治了漢族則是滿清的不幸。從甲申年漢族的表現來看，這個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變質。它的選擇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經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變命運。命運改變性格。中國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也不能改變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愛的，又不愛自己所得到的。沒有任何一種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沒有一個人能聽見內在的道德質問。生命的價值低於資源的價值。中國政治內涵於中國文化。

一部文明史，本來是人越來越從各種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曆史，因而應當越來越成為人的曆史。而我們的文明史，卻是越來越把人桎梏起來的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國之落後，實際是一種文化上的落後。文化是一種能力。它強大，卻容易被人忽視。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

 

作者介紹|劉亞洲，男，漢族，1952年10月19日出生，安徽宿縣人，浙江寧波出生，197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武漢大學外語係英文專業畢業，大學學曆，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

來源|冀州檢察、湘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