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主義和群體主義的哲學誤區
西方哲學，政治學中對社會權力結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所謂的個體主義和群體主義的理念對立與爭論，從而導致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潮流。如果更深入地看，兩者的根基是權利與平等的理念對立。也就是說：平等與權利，哪個才是正義的基礎？左翼人士強調，人類要有正義，而正義的根基是平等。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要種族平等，資源平等，機會平等和財富均等。這個觀點強調了社會的群體性，及體係的穩定性。右翼人士強調，權利才是正義的基礎。隻有保護每個人的權利，社會才能有正義。如果個人權利隨便被剝奪（通過為公的名義），整個社會反而更加不正義。這個觀點強調了社會基本要素（人）的個體性，及個體的自由性。因此平等優先還是權利優先一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中兩大思潮爭論的焦點。美國每次大選都是圍繞它進行勢力博弈。2012年的大選也不例外，爭論仍然是平等與權利的價值之爭。如果人們將眼光放遠一些，就會發現東方社會也困惑於這兩者之間。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社會變革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的中國正在對此作出深深地反思。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社會結構從平等向權利的糾正是不言而喻的。在東西文明同時麵臨此困惑之際，對這個課題進行深入的哲學探討很有必要。
以黑格爾、聖西門,馬克思，..為代表的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延續西方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認為正義社會的本質在於生存根基的平等。沒有人人生存根基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因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能夠提供這種平等的媒介隻能是製度與政府，即某種公有，或國有的方式。所以社會應當以群體性為根本，從平等的理念出發來保障個體的生存必須。然而以洛克，波普爾, 柏林, 諾奇克,..為代表的西方右翼知識分子認為保護權利是保護自由的根本，而且保護權利必須以個體性為根本。由此強調個體權利至上，它必然導致群體權力應當受到製約。他們提倡限製政府權力，捍衛個人權利(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強調減少國家的各種限製，降低政府對經濟和個人生活的幹預，推崇一種有限政府(mini-state)。以防止所謂的“父權政府”，即那種要從搖籃管到墓地的政府。他們最有力的口號是“不可強迫我覺得幸福”與“強行平等造成更大不平等”。到此人們不禁要問，在這兩者之間真理到底在那一邊？不幸的是，近兩百年的工業革命與社會發展仍然沒有給出更合理的答案。人類社會帶著暴力，不斷地搖擺在這兩者之間，從而使得生產效率低下。那麽問題出在什麽地方？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局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哲學的偏執。自工業革命後，西方哲學主導著世界潮流。從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漸漸丟棄內在經驗而走向思辨。特別在擺脫神學的啟蒙運動後，把握“存在”整一性的精神被基本上留在修道院。而哲學的整一性不是在物質性上(唯物主義)，就是在頭腦那裏（我思故我在）。在思辨至上的傾向下，局部的邏輯性得到更多關注，而整一性卻變得模糊；矛盾的對立被過分強調，而矛盾的統一被刻意忽視。這種趨勢很自然地形成所謂的“主義至上”（ism），或者幹脆就是“主義就是正義”。社會現象在人的意識裏就成為“非黑即白”的邏輯論斷。反映在社會政治上就是強調自身理念的合理來否定對方理念的合理，強調理念的差別，不講理念的關聯，因此在西方哲學及政治倫理學裏，平等與權利形成對立，社會政治循環在鬥爭與博弈的怪圈裏。
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東方文明再次進入人們視野，而東方哲學更引人矚目。印度哲人奧修曾說過，哲學的抽象到古印度時（玄奘取經時代）就沒有新內容了，現代哲學隻是在重複以往的概念。他的話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按照他的邏輯，那麽自易經產生於中國，人們更可以認為哲學的抽象已經完成。那麽東方哲學是如何看待“正義的根基是平等”還是“正義的根基是權利”之爭呢。從東方哲學出發，這兩者都對，但又都不對。雖然它們都有合理的一麵，但又包含了不合理的一麵。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時，他隻對了一半。因為“存在的同時也是不合理的”。在邏輯思維的二元論裏，每個理念都僅僅承載著矛盾的一麵而不是整體。社會是人類文明的載體，而個體與群體恰恰是社會的左右手。沒有必要將個體與群體對立起來，搞所謂的“雙手互博”。更沒有必要在個體與群體，權利與平等之間搞所謂的絕對價值優先。在東方哲學裏，矛盾的對立始終是在整體的統一性之下，易經就是在揭示這個道理。全部六十四卦表示社會整體，而卦像則表示各種社會矛盾對立。更重要的是，整體的卦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社會產生任何偏執，卦像就會失去平衡，因此它需要相應的調整。古人雲，“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在東方哲學裏，任何理念都僅具有相對的次序優先，而不具有絕對的價值優先。理念隻有在維護體係和諧時作為調節的杠杆，才真正具有價值與意義。當平等失衡，則平等優先；當權利失衡，則權利優先；反之，刻意地將某個理念作為絕對的價值優先並付諸於社會實踐，那它必定產生不平衡，從而走向不可持續性。兩百年的工業化與社會發展不正是在揭示這個道理嗎？
在以上探討後，不妨再來看看西方政治理念中的平等與權利本身都存在什麽缺陷。首先，西方左派認為正義的根基是平等，這並非錯誤。錯誤在於將“平等”極端地理解為“均等”。大千世界的魅力在於其多樣性與差別性上。要求“均等”的荒謬就好象要求狼長得像羊一樣。那麽在不“均等”世界裏，什麽才是“平等”呢？在回答這個問題前，不妨想想在所有哲學規律之上，還有什麽更值得關注的理念呢？西方哲學已經沒有任何可循，而東方哲學卻不同。隻要觀察易經六十四卦，人們不難發現在其之上還有“平衡”與“對稱”的要素。不從“平衡”與“對稱”出發，就不可能得出真正的“平等”含義。也就是說，平等建立在付出和收獲的平衡與對稱之上。勞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基本要素，平等的社會應當建立在鼓勵勞動和鼓勵創新上。不勞而獲的“均等”不是真正的平等，它不可能有可持續性。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削弱那種靠伎倆不勞而獲，或者靠福利不勞而獲，那麽這樣的社會就沒有發展的動力，也就沒有平等和正義。另一方麵，西方右派認為正義的根基是權利，這並非錯誤,因為保護權利是自由實現的屬性。那麽右派的錯誤在哪裏呢？與左派情出一脈，右派人士在強調權利時也忘記了平衡與對稱。權利的保障與保障權利的環境是分不開的，而國家與社會正是這種環境；人們無法脫離環境去講個體屬性。人基本權利的獲得是來自於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中。由此，為保護權利，必須保護環境。這就產生了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平衡與對稱。在一個鼓勵勞動和鼓勵創新的社會裏，應該盡可能創造並維護“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業，失者有屋簷”的環境，隻有這樣才能維護保障權利本身。從本質上說，人的權利的最大獲得恰恰產生於將義務也當作權利的時候。而孤立地將權利絕對化，那就是不顧平衡與對稱的極端了，也就沒有正義了。
西方的左派右派還有一個共同的認識誤區，即：個人生命是唯一的實體，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社會和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國家沒有超越個人權利之上的權利。西方社會以此來否定任何群體意義，並將任何帶有群體理念（為公）與獨裁的根源直接聯係。這個觀點看似有道理，但是其本質仍然是對哲學的誤讀；它拋棄了哲學整一性以及存在整一性。由此延伸出西方政治倫理學 – 理性主義，認為隻要個體都有權利去爭利，就會實現製約，達到平等。進而將民主簡單地歸於人權，並以個體尋求利益最大化來主導人的行為。為達妥協，個體們很自然地將爭利過頭的負擔（債務）放在無生命的國家上，而全然不顧其穩定性。個體的超前消費與國家的提前透支就成為西方社會的特征。在現實中，爭利必然依附勢力否則一事無成，它必然導向“各說各有理”的勢力博弈，乃至最後“講勢不講理”。更有甚者，這種爭利是不會停止在自己國家，因為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所以在“人權至上”的口號下，跨國界的掠奪就很自然地成了他們理性的組成部分。最不幸的是，欲望驅動的爭利一定會跨越人類社會，進而向大自然無盡地索取，從而破壞人類生存的環境。這種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演繹連西方精英自己都看出其極端性了，然而在“爭利民主”的潮流下，他們也回天無力。顯然，在西方思辨哲學的體係裏人們無法感受到國家，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它與東方哲學正好相反。在東方哲學裏，“存在”是一個“天人合一”的整體，它不僅包含人，社會，國家，還包括自然。說到這裏筆者又要問；在所有哲學規律之上，除了對稱與平衡還有什麽可以值得關注的呢？對此，西方哲學仍然是蒼白的。而東方哲學認為還有“協同”。對稱，平衡與協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是三個重要的哲學要素，而且也是所有方法論（係統工程，統籌學，..）必須關注的整體原則。讓我們舉例說明，前麵說過用易經六十四卦代表社會矛盾，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來調節社會失衡。可是現實社會的失衡往往不是單個矛盾體，而是多重矛盾體。在這種情況下調節矛盾失衡就應當強調協同效用。相反，孤立地處理那些矛盾體是不可能達到調節失衡的效果，因為那些矛盾體本身就是相互聯係，相互影響的。沒有協同效應，調節就不可能實現。這樣我們漸漸地來到問題的核心 - 協同；生命的本質特征就是可協同能力。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爭利”是不可能產生協同作用的。一個體係的可協同能力喪失意味著生命力的衰弱與終結，無論對個人，國家還是大自然都是如此。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可協同能力來源於群體意識，它是維護體係整一性的基礎，它也是呈現體係效率的根本。群體意識的深處就是倫理道德和文明價值觀，它來源於社會發展的曆史積澱和個體意識的自覺凝聚。“理性爭利”的法律隻可能產生非自覺的凝聚，因為它帶有強製性。任何強製性的東西都背離了人類精神 – 自由。所以法律隻造就群體意識的“形”，而道德造就了群體意識的“魂”。從本質上說道德來源於精神，也就是個人自覺地對整體價值的傾注與投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這個道理。群體意識最終通向精神的同體感受 - 即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它已經是心的內容，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四端。一句話，道德與精神是國家的命根子, 一個國家怎麽能夠沒有它。每個以色列人都把國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沒有國哪有家！這一點中華民族也有深切的體會。
最後讓我們來探討西方在個體與群體，權利與平等理念上哲學偏執的文化根源。西方有自己璀璨的精神文明-即基督講的“愛”。愛本身屬於精神體驗的範疇。然而過多的思辨使得西方將“愛”看成外來恩賜，而不是自身存在的特性。因此西方過多地關注自身與神的關係，而沒有注重體察自身內在本性，以及與環境的關係。內在精神的缺乏，神必然離我們越來越遠。人們越來越感受到人性的惡，而看不到人性的善。這樣其哲學脫離精神，走向思辨就不可避免了。哲學是連接人類精神和思想的橋梁。一麵是“內在經驗”，一麵是“邏輯思辨”。“內在經驗”是把握存在整一性（同一律）的途徑，而“邏輯思辨”是理解存在局部運動的方法。哲學偏執必然導致理念的極端，進而崇尚“主義”立論。從這些出發，西方知識界對群體意識有一種自發的恐懼。因為他們往往將群體意識看成“無私”。群體意識雖然有“為公”含義，但它不是訴諸“無私”。群體意識是個體在尋求利益時自覺地限定範圍的舉動，因此它與民主的真諦有關。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民主的個體意義是從自由走向自覺，因為精神是對自由的通透；民主的整體意義是從無序走向有序，因為文明對效率產生訴求。無論主義有多大魅力，人們最終總是跟隨著道德走。個體與群體，權利與平等是“道”的手心手背，而社會的正義體現在它們的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之上。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關於“西方的失敗是西方哲學的失敗”這句話雖然貼切，但筆者認為東西方的進步與挫折都淵源於自己的哲學傾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因此擺在東西方麵前的是：文明的互動與交流，而不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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