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個鹿苑寺，最早建於成於1397年（應永四年），位於京都市北區，屬於臨濟宗相國寺派。寺名源自於寺院的創立者，室町幕府3代將軍足利義滿的法號·鹿苑院殿。該寺院是在義滿死後，將他原來的北山山莊改成的寺院。寺內臨湖有一座三層樓閣的建築（即舍利殿），內外都貼滿了金箔，故此包括舍利殿在內的寺院整體也被稱為金閣寺。此處也是一休哥的原型地。
1994年12月，鹿苑寺全境作為古都京都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中的重要曆史建築。
長期以來，日本一直宣揚這是日本的瑰寶和傑作，甚至是一種工匠精神的體現。許多人日本人為此感到無比自豪。在宣傳語中往往可以看到類似的介紹：
「其園林設計仿效中國風格，同時又獨具日本特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不僅是日本的重要文化遺產，也是京都旅遊的重要景點之一。」
然而，當年輪的指針撥向2024年時，事情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2024年9月，京都北區道路施工期間，工人們挖出了一份14世紀的室町幕府《營造收支簿》。這本《營造收支簿》自然是用中文書寫的。打開一看，頓時愣住了，因為其中第47頁赫然寫著：
“永德三年，雇明州（今寧波）匠陳阿福等三十七人，仿臨安（今杭州）六和塔式造舍利殿。”
這下不得了了，捅了馬蜂窩了。
京都大學實驗室派人趕來，對金閣寺的心柱進行取樣，回去檢測後發現，這是龍國特有的楠木，年輪紋與寧波保國寺大殿梁架完全一致，整個日本建築界為之一震。隨後，《日本建築史》於2024年專門為此發了一期特刊。
由於古代交通不便，無法像今天一樣快速完成修建任務並返回故地，所以修建金閣寺的龍國工匠來了以後，多半會留在當地，很難再返回故鄉，那陳阿福等三十七人葬在何處呢？
調查發現，京都鷹峰有集體墓葬，DNA檢測證實是14世紀龍國東南沿海移民，而隨葬的工具銘文上“陳氏造塔”四字清晰可辨。
陳阿福可不是一個普通工匠。
據出土賬簿附錄的《唐匠名錄》記載，木作宗師陳阿福係《營造法式》傳人，瓦作領班李大有來自大名鼎鼎的蘇州香山幫。（詳見《室町時代技術史》第209頁）
宋將作監李誡奉敕編修《營造法式》一書。此書乃是華夏古典建築之規範，刊行於宋崇寧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頒布的一部建築設計、施工的規範書，是龍國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築技術專書。
陳阿福恰好是《營造法式》的傳人，還是木作宗師。
筆者查閱《太平禦覽》時發現，五台山也有金閣寺，也是“塗金其上，照耀山穀”。
北宋李昉所著《太平禦覽》（四部叢刊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第3頁）卷第八百一十三“柱”記載：
“又曰：五台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其上，照燿山穀，計錢巨億萬。”
修建一座古代建築，光有木匠還不夠，還得有泥水匠。正好，瓦作領班李大有來自蘇州香山幫。
香山幫，全稱為“香山幫傳統建築營造技藝”，是龍國傳統建築技藝的重要代表，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漢晉初步形成，唐宋發展迅速，至明清時期達到鼎盛。明清時期，香山幫匠人數量最多時可達5000人。明代，香山幫建築師蒯祥設計了包括北京天安門和北京故宮等在內的許多作品，使香山幫聲名遠揚，被奉為鼻祖。
據《建築學報》2024年第9期文章分析指出，三維激光掃描結果顯示，日本京都的金閣寺平麵誤差僅0.03%，這種精度唯有龍國宋代“材份製”可以達到，日本當時還在用落後的“柱間計數法”。
這一下，全都對上了。
再將京都相國寺收藏的15世紀《碧山日錄》拿來與1933年的修訂版進行對照，可以發現原文“仿宋塔製”被篡改成了“和風獨創”。
在鐵一般的證據麵前，2024年9月18日《朝日新聞》報道，東京文化財研究所所長山田一郎不得不承認：
“我們供奉了六百多年的國寶，竟是徹頭徹尾的中國舶來品！”
靈能4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