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著借鑒黑澤明電影《羅生門》手法，中、日、第三方分別敘事。采用新鮮第三方史料，本是張著一大優勢。但她對史料的運用存在瑕疵。第三方敘事本應集中呈現第三方經曆的事件經過，但張著重點似乎是拉貝、韋如柏（Robert Wilson）和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等第三方人物生平事跡的介紹和頌揚，敘事視角存在偏差。
張著第141頁有這麽一句，“拉貝甚至抓到一名日本兵在後院的一間茅草屋裏強奸一名婦女，一名軍官除打了強奸者一耳光，沒有采取任何懲罰措施。”一般理解，耳光也是一種懲罰，盡管跟強奸行為的惡劣程度相比過於輕微，至少說明這名日本兵這次強奸並沒有得到上級許可。事實最有力量，誇大和縮小都會損失力量。
有關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她搜集不同來源的數字，可靠性天差地別，但她缺乏分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超過20萬，不知道她為什麽寫成260000。江蘇社科院孫宅巍先生根據南京當時屍體埋葬的數據，推算死難人數超過227400。太田 久雄少校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報告，他所在部隊共往南京秦淮河拋屍19000具，鄰居部隊共處理屍體81000具，其他部隊拋屍50000具，總計整好150000具。湊成的這個15萬令人生疑，而且就算這個數字是準確的，他沒說這15萬屍體全部都被拋往河中或被焚燒，他明確說了有的被拋入地坑。孫宅巍的數字不包括拋往河中和被焚燒的屍體，但包括埋入地下的屍體。張著不加分析，將太田的這15萬全部加入孫宅巍的數字，得出377400，是不妥當的。孫宅巍先生最新確定三十萬，並且反對過高數字。
張著引用了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廣田 弘毅發的一封密電。這封密電被美國軍方截獲、破譯。這是她的引文：“幾天前回到上海後，我接報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可靠目擊者的口述和可信度不容置疑的人物的來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日本軍隊的行為方式和正在繼續的行為方式讓人想起阿提拉和他的匈奴人。不少於30萬中國平民被屠殺，許多以冷血方式。”（第122-23頁）張著據此聲稱，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超過30萬，但是廣田的數字除了南京，還包括其他地方。
關於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統計，來自歐美的數字普遍遠遠低於來自中國的數字。客觀來講，戰爭死人有時不容易統計。張著提到，德累斯頓轟炸死人，最初估計22.5萬，後來發現隻有6萬；實際上到今天也沒有統一意見。
1995年張純如曾在江東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入口處紀念牆前攝影留念。我一直認為這堵牆上的文字有可商榷之處。其一，英語單詞Victims意義不明確，不僅可以指死難者，也可以指受害者。受害者的範圍可就廣了，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肯定不止30萬。建議改成Death Toll，明確無誤。其二，南京大屠殺具體死難人數沒那麽重要，但如果一定要公布一個數字，這個數字必須有根有據，並且科學表達，體現個體生命價值，同時允許討論，這樣才能讓世人信服。現在300000這個數字沒有達到這個標準，連有效數字位數都不明確。
日本長崎和平公園立有原子爆彈落下中心地碑，碑文寫到1945年8月9日原子彈爆炸瞬間殺死7.38萬人。碑文寫於1956年3月，核爆之後十年。這個數字是原爆當年死難人數，日、美、韓等各方都沒有異議。到2013年核爆68周年時，又在碑的左側更新核爆死難人數，162083人，精確到了個位。附近的國立長崎追悼原子彈死難者和平祈念館中收藏有核爆79年以來全部198785名死難者每一位的姓名，防紫外輻射、控製濕度。
同樣是戰爭災難，南京和長崎，前者是中國首都，後者不過日本邊地。長崎能將數字落實到個位，具體到每位死難者的姓名。孰優孰劣，各人自己判斷。我覺得數字的質量反映戰時和戰後當地社會的組織能力。
長崎和平公園裏還有一塊浦上刑務支所中國人原爆犧牲者追悼碑，日本人在2008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立的，代表當代日本社會主流。碑的背麵刻有全部32名死難者姓名。這些中國人生前不幸成為日本的強製勞工，並且遭受了最可怕的死亡。但在身後，他們在異國最終獲得了逝者的尊嚴。我希望有朝一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也能獲得同樣尊嚴。
張純如的寫作意圖當中，重要的一項是找到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南京日軍由人蛻變成獸的文化根源。在這點上，她不能說成功了。知己知彼，不光是對軍事指揮的要求，也是對國際曆史研究者的要求。她對日本的曆史文化了解不夠，將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歸結於當時日本麵臨的經濟困難，缺乏說服力。讀過日本曆史的人都知道，至遲江戶時代學者本多 利明在1798年、佐藤 信淵在1823年、古賀 侗庵在1839年就開始主張日本積極對外擴張。本多主張往蝦夷地區（今北海道）殖民，佐藤主張入侵滿洲、吞並中國、建立大東亞，古賀主張占領南海諸島。這些政策主張從明治時期開始逐步實現。1875年日本製造江華島事件，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清朝，次年簽訂《馬關條約》，迫使清朝割讓台灣、澎湖和遼東，另外也實現了對琉球的控製。1904年，日本在遼東擊敗俄國，成為遠東第一霸主。張著將二戰亞太戰區起點定在1931年日本占領滿洲，太晚了！實際上從1875年江華島事件開始，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鐵蹄就沒停下過。
張著將南京日軍由人蛻變成獸的原因，歸結於武士道，也缺乏說服力。山鹿 素行（1622-85）是日本古學宗師，“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跟中國樸學觀點一致，但實為自創。他發明了山鹿流兵法，開創了武士道，認為武士不事稼穡而獲食、不事製造而獲用、不事貿易而獲利，其價值在於忠其君、信其友、敬其事。認為以智、勇和仁衡量，日本而不是中國才配得上是中華正宗、中央之國。他跟東渡的浙江餘姚人朱舜水（1600-82）有交。顯然日本武士道是中華儒學的產物，我沒有讀到日本武士道特別不好的東西。當然我閱讀量有限，期待方家教正。
我個人認為，在特定時期、特定場合，人墮落成獸，跟理性和人性的崩塌有關。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惡的平庸》（1963）中主張，德國納粹邪惡的根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多數納粹分子的平庸。他們要麽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要麽迫於外部壓力、知惡作惡，隨波逐流。平庸成為罪惡，不可以服從命令為借口推卸責任。阿倫特的理論不僅適用於屠殺猶太人的德國納粹，對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同樣適用。對軍事命令不加分析的絕對服從，對潮流裹挾的順從、附和和助長，理性和人性的徹底崩塌，價值判斷的完全缺失，導致侵寧日軍從上到下都陷入完全的瘋狂，他們由人蛻變成了獸，走向了人的反麵。也許侵寧日軍並未下達正式命令，讓官兵去虐殺無辜、強奸民女。但參與的官兵不能免責，他們禽獸不如；高級軍官更不能免責，他們製止不力。
總體來講，我覺得張著在呈現史料方麵遠不及章開沅先生係統深入，在分析曆史時更沒有達到阿倫特的深度。阿倫特在《紐約客》發表《惡的平庸》時激起了軒然大波，受到的批評比起張著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爭議歸爭議，真相和真理會頑強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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