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說一段令人心酸的知青往事：
我1974年中學畢業，按理家中排行老大可以先留城，但我小妹身體不好，我父母怕她插隊吃不消。我說：那我去吧，而且去了另一個小縣城的農村，這樣即便我以後抽上來，對小妹留城照樣沒影響。那時的精神壓力很大，插隊就準備在農村一輩子。相信很多曾經插隊過的朋友，有這種特別的感受。
但1975年之後局勢開始有點好轉，知青的環境也稍微有些改善。我們插隊的大隊得到縣委“知青辦”的撥款，還特地為知青蓋了“知青宿舍”，村口兩排10個土胚房，每個房間進門有一個灶頭，裏間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對這個條件，知青們已經非常滿意了。
2007年知青朋友回農村拍的“知青宿舍”（首圖也是）
盡管物質生活略有改善，知青們很空虛，麵對身心疲憊的農村生活，大家都很迷茫，感情上也很失落，男女知青交往也很謹慎。但沒有人打算在農村結婚成家的，我們堅信這個地方不屬於我們，發一個血誓：在農村死也不結婚。
我們隔壁的一個村，也有幾位知青，其中有兩位從杭州來的知青，男生姓梁，女生姓祝，我們開玩笑叫他們“梁山伯”和“祝英台”，想不到這一叫，最終成了現代版的“梁祝”悲劇。“英台”相貌秀美，但比較弱小、害羞。於是遭到村裏的民兵連長和青年農民的輪番求愛。求愛無果後，天天晚上都有人在窗口騷擾。嚇得“英台”不輕，最終求助那位同是杭州人的“山伯”。開始謊稱“男女朋友”的關係，但沒人相信。他們去村長處告狀，村幹部反而幫著小痞子們。那時沒有“同居”一說，男女知青同居在一起屬於“亂搞男女關係”，要判刑的。無奈“山伯”和“英台”草草結婚，騷擾一事才告一段落。
“山伯”也是文縐縐的，為人處世甚佳，待妻子也很好，我們公社裏開知青大會，總是看到她倆依偎在一起，和大家的關係都不錯。後來也是一個意外，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在農村當然是養不了的，他們將小兒子送到杭州爺爺奶奶家寄養，孩子從小沒有杭州戶口。但在杭州長大，和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好。
“山伯”和“英台”比我們先去農村，到了1976年局勢急轉直下，容許知青返城了，隻要表現好，在農村兩年以上就可以按照名額，逐批回城。但有一點，返城的知青必須在農村是單身的，“山伯”和“英台”傻眼了，也就是他們有婚姻在，永遠走不了。一位公社的“赤腳醫生”心地善良，幫他們想一個辦法：辦理“假離婚”，回城後再複婚。後麵我們得知，很多在農村有婚姻史的知青，就是用這個辦法回城的。於是“山伯”和“英台”就協議離婚了，別人結婚時是“山盟海誓”，他們卻在離婚時“山盟海誓”，讓我們看了覺得有點悲壯。
但悲劇從此開始：“英台”的父母親是省軍區的高幹，而且是剛剛落實完政策的實權派，很快“英台”回了杭州，而且安排在一個省委機關做行政工作。而“山伯”的父母親是針織廠的工人，就是沒有“名額”抽不上去。最終“山伯”的父親提早退休，這樣才讓“山伯”頂替到針織廠的食堂做夥計，所幸的是他們兒子的戶口也進了杭州。
但故事還沒完，大家不是想到山盟海誓的“複婚”嗎？開始“英台”是有這個願望，無奈她父母親死都不肯承認這門婚事，複婚成了遙遙無期的奢望。再後來，“英台”也和另外一位“門當戶對”的高幹子弟結婚成家了。我們知青朋友中一位也是高幹子弟，是他們雙方的摯友，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也是無果而終。最終搞得“山伯”身心疲憊，放棄了一切努力。但他始終沒有怪罪“英台”，隻是覺得“命運本該如此”，並祝願前妻能幸福。
當我們知青聽了這個結局潸然淚下，能怪誰？後來我也抽上來到縣城工廠做工人，再考上大學，讀書和工作都在杭州，我企圖找這位同在杭州城的“山伯”聊聊，好不容易找到小巷老宅，已經拆遷了。再企圖找到針織廠，還是沒找到，留下一個電話希望聯絡我見一麵，但一直沒有收到“山伯”的電話。再後來我來了澳洲，從此也劃上句號。
我從認識“山伯”和“英台”開始，一晃也剛好50年，這半個世紀我一直惦記著他們和那段抹不去的回憶，這種悲劇殃及幾代人。特別是那從小沒戶口的小男孩，算下來也快50歲了，你們可好？人生跌宕起伏，有悲歡離合，那時候做人哪裏有什麽尊嚴？人非常渺小，我們無法改變命運。所以我沒有怨恨“英台”，她沒有害人，隻是選擇了她無法改變的道路，我也為“山伯”鳴不平，但又能如何呢？我相信那個折騰的年代，此類的悲劇不知道還有多少！
願人間少一點這種悲哀和痛苦，借此機會也向所有的知青們致敬，我們是時代中不幸的人，但我們能活下來到今天，也是最幸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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