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亦代（1913—2005），原名馮貽德，浙江杭州人，民盟中央委員。散文家、翻譯家，曾任《讀書》雜誌發起人、主編
臥 底
作者｜章詒和
誰能相信，自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我家裏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
我覺得自己經曆了許多事，心已變硬，情也冷去。不想“臥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將我擊倒在地。一連數日，淚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告訴我：情況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下引本書隻注日期和頁碼）。讀後，全身癱軟，一張報紙都舉它不起。因為他的這個“角色”，與章家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麵的一片慈祥，在我是無論如何也聯係不上。可證據就擺在那裏，你不信也得信，你無法接受也要接受。難道傷天害理之災，裂骨錐心之痛，就是我的命運？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章伯鈞）並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待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靠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裏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馮亦代的結發之妻鄭安娜——編者注）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他一來，父親和他談天說地，母親給他遞上煙茶。馮亦代非常感動。他能從上午坐到下午，或從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還舒服。他頭一次來，父母就留飯。說是多一個人無非多一雙筷子。其實，馮亦代來，餐桌都要添一兩個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魚、火腿湯是常有的。再說了，我家的廚子手藝是有名的。喝上兩杯陳年黃酒，臉，紅紅的；心，暖暖的。馮亦代進入了酒飽微醺的境界。
告辭的時候，他雖不能像羅隆基那樣，坐著父親的小轎車回家。但是，一到晚間，父親都會叫我：“小愚，你送馮伯伯到公共汽車站。”
他住西四前紗絡胡同，我家住地安門，有13路可搭乘往來。月色下，細雨中，寒風裏，總是我挽著他。我們走得很慢，送一程，說一路，說海明威，談麒麟童，聊張大千。與一個如父如兄的人融洽親密，馮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馮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來了，比約定的時間早些。父親還在南書房收拾舊書，母親在客廳接待他。二人坐定，馮亦代看著茶杯裏的一片片淡綠淡黃。叫了聲：“李大姐……”遂哽咽起來。
母親關切道：“亦代，發生了什麽事嗎？”
“我沒有事。”馮亦代起身，站到母親的麵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說著，熱淚從麵頰滾落。
他走後，母親把這個場景講了出來。父親聽了，對我說：“小愚，知道了吧，這就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父母也需要馮亦代，誰也不能獨居海上孤島。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涼、閑談，微風送來幽幽花香，茶幾上擺著茶點、汽水。我不是挨著“馮伯伯”坐，就是端個小板凳靠著父親。章伯鈞談興上來，海闊天空，評時政，講舊事，滔滔不絕。自1957年夏季，一座無形高牆，把章伯鈞、羅隆基阻隔在紅塵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飛翔。孤獨的他，太想說點什麽了，哪怕隻有一個朋友。
買到鰣魚，母親會叫他；螃蟹肥了，約他來吃；家裏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製的蘿卜糕，章家給他留著。不久，三年大饑荒來了。父母照樣留飯。高價肉，高級點心，我們吃，他也吃。時間長了，馮亦代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飯，大家到了東飯廳，麵對香噴噴的滿桌飯菜，他高聲道：“你們家的糧票，都叫我吃光了。”說這話的時候，用手指著鼻子，滿臉通紅。
父親拍著他肩膀，說：“坐，坐，有飯大家吃。吃到無飯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淚是真的嗎？人心，究竟是怎樣的構造？
父親成“右派”之後，受降職降薪處分。但家裏依舊保留了許多的服務和警衛人員。馮亦代登門，是要在傳達室登記的。來的鍾點，走的時刻，所在單位等項內容，一一記錄在案，然後報告上去。會客單的作用，大了！沒過多久，上麵就對常去章家的馮亦代，有了“興趣”和“關注”。
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個叫彭奇的人與馮聯絡（前後共有彭、劉、張、王等四人與之聯絡——筆者注）。會見前，馮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宮”理發店理發，又帶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計劃。談話從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地點在彭的家裏。
當天，馮亦代在日記裏寫道：“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他勉勵我必須使自己的心情舒暢，而達到這一點便必須信任黨，向前看。他說想過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這樣隻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黨，把自己從‘右派’這個圈子跳出來，踏實地工作，不要表現自己，不要因群眾的一些意見而煩惱，而隻要腳踏實地地工作學習和改造。他說我過去的毛病就在於不踏實，表現自己的‘左’、進步，而不是有切切實實的收獲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實上他上次對我說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實，我在想了之後，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不考慮同誌們對我的觀感，特別是他們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進步這一點之後，我已感到和同誌們的關係自然得多了，也比較有些自信（當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這段文字至少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質極其特殊，屬於秘密聯係，垂直領導。要知道，經過“反右”運動，民盟中央實權已轉移到交叉成員（即中共、民盟雙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裏。馮的工作跳過了這些民盟中央頂級交叉成員，直屬某部領導。二、馮必須信任黨。三、馮必須心情舒暢，從“右派”圈子裏跳出。四、馮不要表現自己。五、馮不考慮同誌們對自己的觀感。政治好比遊戲，有玩遊戲的，有給遊戲製定規矩的。玩得好，有實惠。玩到最後，你不玩都不行了，因為製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後。馮是願意玩遊戲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給馮定下的遊戲規則。
乍看，挺奇怪的：怎麽“心情舒暢”也成了一條規矩，細想，卻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鈞聊天，總不能一臉死板，談吐幹癟吧？人得輕鬆，輕鬆狀態下才能在“隨意”或“無意”中，把章引入預先設立的話題，套出所需內容來。“不考慮同誌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是一條，當然啦，總往大“右派”家裏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應和反感，這就要頂住，就要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觀感”。
馮亦代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嚐試進入了角色：“彭奇同誌說錯誤是犯了，現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以後便可以小心不再犯。隻要不再斤斤計較個人，看到整個集體的前途，個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裏有吳晗同誌的時事報告，去聽了，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對於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頭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請不要誤會，這裏寫的“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絕非指吳晗報告的心得，而是在聽報告的場合裏，他探得某個或某幾個民主人士的“動態”。
馮亦代是一旦有收獲，就惦記著匯報：“昨晚今晨都打了電話給彭奇同誌，沒有在，中午他來了電話，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來了電話，心才安下來。昨晚的會有了個好開端，因此必須把情況和他談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馮亦代就向他的上線匯報。這是積極，但也不都是積極。自年輕時期參加青洪幫，參加國民黨，參加民盟，馮亦代的個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擔的這份工作來看，則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所沒有的。此刻，他像孤獨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領入了沙漠，沒有同伴，沒有路標。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隻有獨自行走。況且他也力圖通過這條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轉變命運。幸而，他後麵有一個能擺布他、驅動他的強有力的存在。
日記中，馮亦代為啥要隨時隨地鞭策自己，檢討自己，鼓勵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壓製來自心底的膽怯、猶豫和動搖。這是文人的特性。其內心深處，恐怕是對政治鬥爭的恐懼。上麵自能揣度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理，及時對症下藥。比如，推薦他看根據柯羅連科所作改編的電影《漫長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馮請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談話，讓馮“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傾吐出來，而他（彭）也及時地幫助我，給我指示，我覺得我的思想開了竅”[1958.8.13.p59]。讓馮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經衰弱比較厲害，什麽事情都神經質得很”的時候，某部張副部長借著做報告的空隙，接見了他。“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很興奮！”[1958.8.20.p64]
1958年國慶節頭一天，他參加單位工會組織的聚餐，大概備受冷落，鬱悶而歸。深受刺激的馮亦代決定打翻身仗，決心用行動爭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爭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麽時候呢？這就使我處於一種焦慮的心情中，彭奇同誌這幾天沒有空，我多麽想和他談談！”[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與馮亦代進行有針對性的談話。談話中彭沒有回答摘帽子的問題，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還沒有政治掛帥，還沒有真正一切跟著黨的指示走，還沒有做黨的馴服工具……其次他談到目前的趨勢是一切打破常規進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縛在常規裏麵不能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要求”。“我沒有做到一個黨的馴服工具應做的事。這一晚和他談到十一點鍾，從他家出來，我心裏又溫暖又愉快，因為他給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給我剝了一層皮，是醜惡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為了不再埋沒蓬蒿，陷落泥淖，馮亦代咬牙也得幹下去了。
馮亦代輕易走進章家門，上麵很滿意。為了有利於工作，某部搭台架橋，將其調入民盟中央辦盟刊。這樣，就有了更寬的接觸麵，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機會。
馮亦代的特征是：對所有人都好，善意溢於神態。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他關注的人大多為民盟中央成員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儲安平、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誌和、譚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錢鍾書、黃苗子、吳祖光、丁聰、董樂山。但重點隻有一個，那就是章伯鈞。《悔餘日錄》裏，由於匯報父親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顯眼，馮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門”等字詞輪換使用。越到後來，“地安門”出現得越多。
由於馮亦代長於編輯業務，章伯鈞又懶於寫思想匯報。所以，父親有幾次請他幫忙代勞。遇到這個情況，馮亦代事先還要請示。“上午和彭通了個電話，十時去章家，給他抄了份‘認識’，到四時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鈞不思上進，連羅隆基都不如。他把時間都用來買古籍、藏字畫、玩古董、聽戲、聚餐、聊天。看書，也是看線裝書或德文書。對此，馮是有記錄的：“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點半才離去，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複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1961.12.24.p343]
的確，到章家臥底，他要帶的是腦子、記性。因為待的時間長，章伯鈞議論多，有時還遇到其他“右派”分子，馮亦代便覺腦子不夠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記裏，他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午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夠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p176]“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麽明顯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門，章伯鈞說話自然無主題、無中心，東一錘子、西一榔頭。馮亦代不能當場記錄，事後追記，難免疏漏。
為提高職業水平，他很注意研讀相關書籍。比如，一次“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於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還閱讀了尼基福羅夫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年代》等書籍。人的興趣是唯一可以保持終生的東西。我真的奇怪了：馮亦代——一個搞歐美文學的人，讀這些蹩腳貨，何以總是屢屢地“令人興奮”呢？
“誰知我汗血功？誰憐我千裏才？”馮亦代的勞動強度也夠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這天，大概是公布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之際。馮亦代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達仁，下午三時看錢端升，原定五時去陳銘德家，後來，在錢家待得過久，才作罷。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陳銘德，下午三時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時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著匯報。再說了，馮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麵鋪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擬去找章，電話中知道章伯鈞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劉同誌”[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擬去地安門，但打電話去，他們有客就不去了，這幾次都不湊巧，總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談的總談不起來，今天則又有客。工作推不動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裏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製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為之事，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真不知恥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勳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麽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在一係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徹底轉變了。覺得自己真的錯了，組織是對的。所以，一旦讓他為組織做事，自會感到無比榮耀。即使告密也光榮，因為那是“保衛黨的工作”[p258]。這樣，“恥”就轉化為“榮”了。他說：“以前的生命隻是行屍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1960.8.3.p256]他自認為“是在第一線作戰”[p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p258]，於是，心中“也就釋然了”[p335]，靈魂裏也沒了恥感。
他忠心耿耿，在日記裏把“臥底”工作，叫“家裏”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熱愛的文學及翻譯工作，則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劇場見到作家楊沫的丈夫馬建民（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一見麵，馬校長就希望馮亦代能去北師大講講現代英美文學。回到家中，他在日記裏歎道：“‘半生誤我是虛名’，拿什麽講呢？近十年來簡直什麽也沒有看……這苦味隻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條，思想有取向，行為有準則。那麽，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當告密成為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裏，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麵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發出的是蔑視與鄙棄（盡管消受了你的好煙好酒和饑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複叮囑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認為馮很有可能還會因為出色的告密，而產生成就感和歸屬感，要知道他是在為政治權威盡義務。日記裏對同類的鄙視，俯拾即是——
章伯鈞今天來學習了，見了我寒暄一番，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但有一句話，卻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說在思想上必須力爭上遊，我不知他指的什麽？……晚上寫了信給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麵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麵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麵得到考驗。[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1960.9.2.p263]
我想，馮亦代在日記裏，對父母用詞輕蔑也許還有一個因素。這是他不願意說出來的。那就是章伯鈞對他的譯作評價不高，有過多次批評。
父親看了他的幾篇譯作後，說：“亦代呀，翻譯水平最後還是要看你的母語水平。你的中文要從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臉驀地紅了，什麽都沒說，大概也沒跟老劉說。
母親則認為他的字寫得太差。說：“亦代，你的字怎麽沒骨頭？”馮亦代隨即說：“李大姐，你來教我寫字吧。”
“我找些碑帖來，你先臨摹一段時間。”母親說罷，沒幾天就把碑帖給他準備好了。
父親借給他的古書，馮亦代是還的。母親借的碑帖，不還。催了多次，他隻是笑著說：“我還在練習呢！”二十年以後，母親每提起這件事，都氣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樹要皮，人要臉。文人要緊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臉麵、體麵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雖屬無意，但馮亦代還是很受傷。所以，朱正先生認為在他的日記裏“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怎麽能沒有敵意呢？
父親總是直呼其名地指責人和事，特別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批評之尖銳不下於聶紺弩。因此，馮的密告材料相比於其他監視章伯鈞的人，數量、質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績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麵便不叫他做無償勞動了。“晚上和老劉同誌談了將近二小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裏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誌說有什麽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夠不用家裏的錢最好。”[1961.8.7.p332]某部內部舉辦電影晚會和幹部晚會，破例叫他參加[p324、p353]；贈送最熱門的世乒賽票[p312]；之後是調整工資，恢複十五級每月124元[p340]；老劉多次與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劉馮兩家人吃全聚德烤鴨，他“心裏十分感動，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來，他們幾乎成為同誌加戰友了。馮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長期性和工作對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劉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p254]。他立即表態：“為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p254]
盡了心力之後，馮亦代覺得自己應該申請加入共產黨。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請。以後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我想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請入黨。”[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記裏，他寫明“黨的四十周年誕辰的時候，我拿什麽獻禮的問題。我想再提一次入黨的申請，把我的餘生無條件地獻給黨，獻給革命。”[p323]不知為什麽，他的申請始終未獲批準。
1967年，父親（章伯鈞）和他（馮亦代）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關進機關的牛棚。母親天天下午去探視，去的時候，不忘帶些吃的。第一天，因為毫無準備就拿了一塊紅薯。此後，母親就專門去買些罐頭、水果、餅幹。父親總把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對母親說：“亦代和我關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麽不來看他？”“一次都不來看？”母親問。
父親說：“是的。所以，你送來的東西，我要乘人不防備，偷偷給他一半。”
我和馮亦代有單獨的往來。看展覽，看戲，一起吃飯，一起逛動物園。他送我許多書。如巴烏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錢鍾書的《管錐編》、愛倫堡的《人生·歲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戲《滿意不滿意》來京，在東華門的兒童影劇院演出。全劇用上海話對白，他見我不懂，就在耳邊當起翻譯。一路看下來，很辛苦。我喜歡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離開，他也舍不得，到火車站送行。我也憂傷，時間一點點積攢著依戀和難舍。到了四川，給父母寫信的同時，也給他寫信。即使到了監獄，也不忘問候他。在給母親的信裏，總要附上一句：“馮伯伯好不好，還來咱們家嗎？”母親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裏說：你現在是犯人，不要詢問別人的情況。我知道，這裏指的別人，就是馮亦代。
1978年我出獄回京。他陪母親一道在火車站接我，見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紅了。母親告訴我，每年父親的誕辰日，馮亦代都會陪自己到老山紀念堂掃墓。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親去掃墓，馮亦代早早到了。見到我，他說：“你回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祭掃。”
他的目光望著遠處，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語：“伯老，真是好人，他對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編《讀書》雜誌，風頭極健，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每一期都送給我，我們也恢複了通信。幾十年間，馮亦代給我的信函有數百封，但自這段時期起，他的信越寫越好，因為他走出了陰影，也結束了內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
“……人總得憑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虛無縹緲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時我有各種美好的希望，我迷戀於一個新的社會，最美滿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動亂”，使我幻滅，哀莫大於心死。但是你回來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個傳人，我一直喜歡你的靈氣，所以我希望你是一個動筆的人……我到車站去迎你，看見你那雙呆澀的眼睛，我真想抱著你痛哭一場。我怕你這十年的坎坷毀滅了你的靈性。我知道一個人幻滅的痛苦。我要彌補你心靈裏的傷痕。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
接著，他去美國訪問，又給我寫了長信，說：“飛機在高空長驅又盤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愛的小愚……”
1990年代，馮亦代與演員黃宗英結婚的前幾天，把我叫到位於小西天的家中。發如雪，鬢已霜，屋裏響著小提琴曲，我總覺得他有什麽事要告訴我。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激動起來，握著我的手說：“小愚，我人生的最後一本書，你來給我出版吧。”
洪荒之後，馮亦代於匍匐中翻身站起，麵對冤魂遍野、落英凋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為能事的曆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隻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所說的最後一本書，難道就是這本《悔餘日錄》？他沒有勇氣直麵我，選擇公布於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馮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會形勢也起了巨大變化。但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恥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麽，能夠反躬自問，就好。
（來源：獨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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