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一幫裝孫子的主兒

 

 

 

第一次聽說魯迅這名字是一謎語：山東消息——打一人名。忘了發表在哪兒，反正是一印刷紙，一大堆謎語，讓小孩猜。

 

大約八九歲的時候，我們院一愛看書的孩子跟我們一幫人吹：“有一魯迅，太牛逼了。”他眉飛色舞地說：“丫行於一條黑巷，一群狗衝丫叫，丫說：呸！你這勢利的狗。”我和一幹聽眾大笑，當時我剛被304醫院一隻三條腿的狗追過，嚇得不輕，這句話對我的心理大有撫慰。有那麽幾周，我們上下學，誰走在後麵，前麵的人就會回頭笑罵：“呸！你這勢利的狗。”

 

第一本魯迅的書就是這孩子借給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熱風》，或是另一本，上麵有罵狗這一段。

 

我一向有一特異功能，無論什麽書，拿來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黃色那一段。魯迅的書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雜文，主要內容是摘抄當年一份流氓小報登載的社會新聞，說的是上海一婦人訴上法庭，告其夫雞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當時是一特別正經的人，就是那種對這類下流故事愛看，看完之後又奮起譴責的家夥。

 

我對魯迅文風的第一觀感並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麽能算他的東西？有一種人寫文章專愛引用別人的話，當時是一時弊，現在還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魯迅也當成了這種人。

 

後來開始看魯迅的小說，“文化大革命”焚書坑儒，可是沒燒魯迅的書，書店裏除了《毛澤東選集》，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魯迅全集》赫然擺在那裏。

 

老實講，當時很容易崇拜個誰，《豔陽天》我都覺得好，但是並沒覺得魯迅的小說寫得好，可能是因為那時我隻能欣賞戲劇性強和更帶傳奇性的作品，對人生疾苦一無所知，抱著這樣自我娛樂的心態看書，魯迅的小說就顯得過於沉悶。

 

相對於北京孩子活潑的口語，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於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有些字現在也不那麽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寫做“底”，好像錯別字似的，語氣也變得夾生。“這就是大師啊？”記得我當時還挺納悶。

 

再後來，閱讀的經驗增加了，自己也寫了二十年小說，對小說也不簡單地用明白流暢、情節生動當唯一標準了，我要說，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實。

 

我覺得魯迅寫得最另類的三篇小說是《一件小事》《狂人日記》和《傷逝》。《一件小事》從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學生模仿，這篇東西也確實作為範文收入過小學課本。像小說結尾那句“他的背影高大起來”，我那個不學無術的女兒在她的作文中就寫過。

 

寫《狂人日記》時，魯迅充滿文學青年似的熱情，文字尚嫌歐化，透著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吃驚，那種激烈決絕的態度則和今天的“憤青”有共通之處，擱今天，也許能改編成搖滾。

 

《傷逝》大概是最不像魯迅後來風格的一部小說，男女過日子的事兒，他老人家實在是生疏。由此可見，大師也有筆到不了的地方，認識多麽犀利也別想包打天下。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社戲》是很好的散文，有每個人回憶童年往事的那份親切和感傷，比《荷塘月色》《白楊禮讚》什麽的強很多，比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可就不是一個量級了。那也不在作家的經驗、才華，在於不同人生本身的差距。

 

《祝福》《孔乙己》《在酒樓上》和吃血饅頭的那個《藥》是魯迅小說中最好的，和他同時代的鬱達夫、沈從文和四川那位寫《死水微瀾》的李劼人有一拚，在當時就算是力透紙背的。中國普通人民的真實形象和難堪的命運被毫不留情地端了出來。這些人物至今刺激著我們，使我們一想到他們就毫無樂觀的理由。

 

半個世紀之後，我們的人民不再是魯迅那個時代完全處於被忽略、被遺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夥人了。從魯迅第一聲呐喊起，他們也折騰了幾十年，再提到人民二字，隻怕要警惕一點了。有些事是別人強加的，有些事可是他們自個樂意的，甚至還有不少詩意的發揮。僅有喚醒意識和對壓迫者的控訴那都是表麵文章，真正需要勇氣和膽識的不是反抗強者，而是直麵那些可憐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對他們予以解剖。

 

魯迅寫小說有時是非常概念的，這在他那部備受推崇的《阿Q正傳》中尤為明顯。小時候我也覺得那是好文章，寫絕了，活畫出中國人的揍性，視其為揭露中國人國民性的扛鼎之作，憑這一篇就把所有憂國憂民的中國作家甩得遠遠的，就配去得諾貝爾獎。

 

這個印象在很長時間內抵消了我對他其他作品的懷疑，直到有一次看嚴順開演的同名電影，給我膩著了。嚴順開按說是好演員，演別的都好，偏這阿Q怎麽這麽討厭，主要是假，沒走人物，走的是觀念，總覺得是在宣傳什麽，否定什麽，昭示什麽。在嚴順開身上我沒有看到阿Q這個人，而是看到了高高踞於雲端的編導們。

 

回去重讀原作，發現魯迅是當雜文寫的這個小說，意在針砭時弊，譏諷他那時代一幫裝孫子的主兒。什麽“精神勝利法”、“不許革命”、“假洋鬼子”，這都是現成的概念，中國社會司空見慣的醜陋現象，誰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了，形成了這麽一個典型人物，跟馬三立那個“馬大哈”的相聲起點差不多。

 

當然，他這信手一拈也是大師風範，為一般俗輩所不及，可說是時代的巨眼那一刻長在他臉上。但我還是得說，這個阿Q是概念的產物，不用和別人比，和他自己的祥林嫂比就立見高下。概念形成的人物當作認識的武器，針對社會陋習自有他便於發揚火力指哪兒打哪兒的好處，但作為文學作品中的審美對象，他能激起讀者的情感反應就極為有限了。

 

是不是有這麽一個規律，幹預性、針對性越強的作品，審美性、可感性就越低？尤其是改編為影視這種直接的形象藝術形式，這類人物就很吃虧，演員也很難從生活中找依據。

 

魯迅有一批小說遊戲成分很大，我指的是他那本《故事新編》。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批作品。這些遊戲之作充分顯示了魯迅的才氣和機靈勁兒。再加上一條，就是他深厚的舊學知識。這也不是隨便什麽人能寫的，他對曆史和曆史人物的態度真夠姚雪垠、淩解放，包括陳家林學半年的。

 

若說魯迅依舊令我尊敬，就是他對什麽樣公認的偉大人物也沒露出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更沒有用死無對證的方法大肆弘揚民族正氣，編織盛世神話。他對曆史故事和曆史人物的懷疑滲透在《故事新編》的第一筆中。唯一叫人敗興的是編者在這批小說下麵加的注釋，告訴今人這話指什麽，那段是諷刺當時的什麽現象，那就變得小氣了，純粹是意氣用事，借古諷今。

 

有些話我本不想說，但話趕到這兒了，我還是說了吧。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跟小人過不去。憤怒出詩人，你憤怒的對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現出多大格局。魯迅的個性在他的創作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外，他的文學理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時候潮流的影響和擺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