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代] 沈登苗：新三級學人考前職業和家庭背景析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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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代] 沈登苗：新三級學人考前職業和家庭背景析讀

學人君新三屆 2024-02-19 16:02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作者簡曆

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科舉學、教育史和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

原題

更垂青於有條件準備的人

——以千名新三級學人考前職業

和家庭背景為解讀

作者：沈登苗

1978年3月拍攝的清華大學1977級新生

摘要：對“新三級”學人當年上大學的原因，人們產生共鳴的是一句名言：機遇垂青於有準備的人；對“新三級”學人的主要來源，人們傾向於“田間地頭”“廠房車間”，強調的是體力勞動者。然而，這些理念大有商榷的餘地。新三級學人中的絕大多數有在基層從事過繁重的體力勞動的經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高考前的職業依然如故。

據本人對收集的200餘部新三級學人的回憶文集鳥瞰，並采取以職業分類取代當時按“身份製”登記的統計方法，首先對其中的31部文集及千餘個有效樣本的統計，並借助鄭若玲等人的成果推演：新三級學人出身於知識分子或幹部家庭的應占三分之二左右，其中，出現2個及以上新三級學人的家庭，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本人考前已是教師或從事其它非體力勞動的應占一半左右。考生具備以上任意一個客觀條件，幾乎成了那三年上大學的前提，也是新三級生源的最大特征，抑或是討論新三級學人相關問題的前提。

當然，絕對不能反過來說，具備以上任意一個或兩個客觀條件，當年就能考上大學。此外，由於當時的政治態勢和無法避免的失密因素，提前預測或獲得當年要恢複高考的不確切消息者，在77級大學生中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有的學校或地區的比例相當高。這是在特殊的環境下形成的，無可厚非；對考生也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無庸置疑，在事先多數人不知情，事後大家都分秒必爭的時刻，捷足先登，不能不說是部分77級考生上大學或上好大學的原因之一。而真正父母是一線的工人或農民，且考前考生本人還在車間礦區、田間地頭從事體力勞動的隻占十分之一左右，即使如此，這些可歸納為所謂的“底層”者，其中半數的治學條件也不是最差的，如其中有大隊黨支部書記等。

由此可見，恢複高考頭幾年的機遇，更垂青於有條件準備，包括相對從容備考的人。事實再次證明：當文教的機遇突然降臨時，最得益的是那些潛移默化的書香家庭和有條件讀書的官員子女。文末附錄山西大學曆史係77級學生的統計樣本，並以“身份製”和“職業分類”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予以比較和解讀。

一. 第一時間的關注和回歸初心

1957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慈溪縣周巷鎮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父親半文盲，母親文盲。1972年初中畢業。1976年底，在慈溪縣航運公司周巷航運站工作，為了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離開被人鄙棄的行業，1978年，我懷著試一下的心情，首次參加高考，雖以260.8的總分（其中數學3.8分），離錄取線19.2分而敗北。但這個成績是我在初中畢業五年後，沒有讀一天書，僅靠考前向單位請假，獨自在家複習了兩個月的情況下取得的，這使我突然發現自己是一塊讀書的料，自信心倍增。1979年我繼續報考，以5分之差與大學擦肩而過。1980年再考，又名落孫山。

高考沒有改變我的命運，但三次高考的經曆使我與“教育”和“人才”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就開始觀察和思考一些與高考有關的社會問題。首先，我發現身邊考上大學的，父母大都是教師、醫生等知識分子、基層幹部，而考生本人往往考前已從事腦力勞動。其次，我解剖自己，本人無緣大學是因為受父親所謂的曆史問題（大概是參加過忠義救國軍，現在看來這是一支抗日的隊伍）之影響，被剝奪了讀高中的權利，而文革及更早時期被剝奪上高中權利的不是我一個人，是一個龐大的階層。又，如果我有家學淵源，那16-20歲的五年裏，不可能完全放下書本（事實上，除了家父在單位剛發的一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外，家裏無一藏書），也許78年就考上了。而更現實的是，當時5%左右的錄取率太低了，若能提高點，說不定也考進了。總之，深感個人的力量是極其渺小的，個人的得失更不足道，決定因素是社會。於是，我就把個人的出身、求學、命運、前途與國家、社會、時代、背景緊密地聯係起來思考了。[1]此後數十年，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由然而生。

也就是說，當新三級學人還在學校就讀時，我就朦朧地關注上了這一群體及其形成背景。

此後，我陸續發現許多新三級學人中的代表人物，父母是教師或幹部的較多。如中山大學77級的陳平原、廈門大學77級的劉海峰，父母都是教師，其中陳平原考前已當了8年民辦教師，而北京大學77級的李克強，其父親是學者型官員。

2011年，我從“一代難以出學者”的角度破解“錢學森之問”時，[2]關注到同行的兩項成果。一是明代開科的洪武四年（1371）錄取的進士，出身於“儒籍”即南宋書香後裔的有64人，占該科總數120名的53.3%。[3]二是廈門大學1977、1978、17979級共三千多新生，多數是幹部和學界子弟。[4]由此獲得啟示，當文教的機遇突然降臨時，最得益的是那些潛移默化的書香家庭和有條件讀書的官員子女。這兩個數據，尤其是鄭若玲博士的研究，不僅給我予啟迪，更給我予底氣和信心。因為她提供的樣本數據足夠大而完整，從考生家長的角度而言，已基本上能說明問題了。故從學理上講，本文也可看作是鄭氏研究的延伸。

從那以後，我就有了做新三級學人考前經曆和家庭背景專題之計劃。也有意識地開始收集相關史料。

2022年11月10日，在朋友圈裏，我讀到了丁東先生的《張世滿和〈我的大學我的班〉》一文，從中知道了山西大學曆史係77級的回憶文集已問世，於是就迫不及待地在“孔網”上搜索。欲購無果。就詢問丁老師，此書是不是內部印刷？丁先生知我意，第二天就發來了《我的大學我的班》（自印）的電子文本。因獲得的特殊性，就一口氣瀏覽完了該書，使我喜出望外的是，畢竟是曆史係的，與不少同類書的許多作者隻講大學往事、不談或少談家庭背景和個人考前經曆不同，該班的資料比較豐富，有大量的家庭背景和個人考前經曆的描述，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素材。

而直接促使我下決心盡快搞這一課題的，是該書最後“在本文集即將付梓之際，李潤林同學於2022年9月28日因病逝世，深表哀悼”這句話。李同學數月前還積極為班級寫回憶文章，卻等不到文集麵世，這引發了我的兩個思考：一是“新三級”學人都步入了老年，要研究，不宜遲。另外，韶華易逝，人生易老，我自己存下的日子也不是很多了，看準的事，得抓緊做。故不久，我就放下了所有課題，專至於此。

受製於客觀條件，我沒有機會從大學等單位獲得現成或容易收集的史料，[5]隻能從已出版的新三級學人回憶文集中擷取第一手資料。惜這些文集的書名五花八門，開始時搜索到的文獻極為有限。恰好在這時，較早關注新三級學人的陳益民先生，發布了他的《新三屆回憶錄114部》，稍後書目又不斷增補，至11月7日，已擴充到242部，[6]我每次都按圖索驥，及時在孔網下單，至今共已收藏200餘部。

然而，要從這二百餘部、七八千萬文字中析出有價值的數十萬文字，再進行統計、校核、分析、成文，沒有三五年時間啃不下來。而我的研究方法又與眾不同，切入的角度、擇取的史料和劃分的標準是否妥當？統計的數據和分析是否客觀等，都有待學界和事實的檢驗。同時，雖然每個新三級學人都是獨特的，可獨特性主要體現在高考前，進入大學後都是大同小異，無非是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大，同學個個聰慧，人人刻苦學習，互相幫助，精誠團結，老師傾囊相授，校園環境和住宿條件差，等等。遺憾的是，從我看、聽（“新三屆”微信公眾號）過的兩千篇新三級學人的回憶文章觀察，人們著墨的重點在於入學後大同小異的“校園文化”，而非人人不同的考前經曆，甚至整本文集找不出入學前個人經曆和父母生存狀況的片言隻語，這大大降低了回憶文集的史料價值。由於“曆史事件的‘逢五逢十’周年紀念往往具有特殊的曆史意義”，[7]在高考恢複五十周年來臨之際，很有可能形成新三級學人回憶文集出版新高峰。故我想借此機會，建議新出版的文集，在給“校園文化”錦上添花的同時，也要給學人考前經曆、家庭背景多留點篇幅。

所以，為了廣泛征求學術界和當事人的意見，避免重複勞動，同時，在高考恢複五十周年來臨之際，建議新出版的新三級學人回憶文集，多注意更具史料價值的、自己的考前經曆和家庭背景，把真正的獨特性展現給世人。筆者決定自己的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從收藏的文集中，代表性地擇取一批進行統計，先提出問題。第二階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對凡可收集的新三級學人的所有回憶文集，進行統計和分析。

在參加高考失利四十多年、在教育史領域跌打滾爬數十年後，[8]討論當年的成功者，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是回歸初心還是重返原點，是繼續那場考試的答題，抑或是自不量力？

恢複高考的頭幾年，共和國少了一個大學生，卻成全了一個獨立學者。我堅決支持恢複高考，並在參與中發現了自己。同時，我慶幸當年沒有考上，因為，正如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前幾年當麵給我說的(大意)，當初即使考上，也不可能進入研究型大學，不可能去思考這些問題，也不一定會走上學術之路，不可能有今天的學術成就。適合做學問，是恢複高考對我的最大恩賜；數十年如一日，像參加高考複習那樣刻苦地治學，使一個毫無學術背景的我能進入學術前沿的“訣竅”。

真的，一切是那麽的偶然，又是那麽的必然；貌似無序，實則一以貫之。

二. “新三級”學人研究回顧

“新三級”也稱“新三屆”。新三級學人，是指恢複高考製度後的1977年至1979年入學的三屆大學生，那三年共招本科和大專新生94.9萬人。[9]新三級學人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也是對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群體之一，這群天之驕子曾是中國各行各業的中堅，有的至今仍活躍在工作第一線。作為社會精英，也自然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的關注點和學界、民間討論的熱點。由於憑才能從千軍萬馬中脫穎而出，一路走來，新三級收獲的不是鮮花，就是掌聲。這是中國曆史上名利雙收的最大的知識群體和幸運兒。

較早論及新三級大學生群體和概念的，是吳錦才在《社科信息文薈》1994年第16期發表的《“新三屆”人，值得注意的群體》，[10]和同年吉月木在《城市問題》第6期上刊載的《新三屆：創造跨世紀的輝煌》兩文。第一本，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以“新三級學人”命名的、專門介紹與探討新三級大學生的著作，是鍾岩1996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國新三級學人》。

（一）與新三級學人相關的著作

也許是時間短暫，且新三級學人的事業還在進行中，對這一群體的全麵評價為時尚早，故專業、係統研究新三級學人的學術專著至今還未出現。新三級是伴著1977年國家恢複高考製度而產生的，故與恢複高考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新三級話題是研究恢複高考及其作用的副產品。2008年前後，值恢複高考三十周年，對恢複高考曆史回顧和評述著作開始湧現。2018年前後，為紀念恢複高考四十周年，這類著作的出版進入高峰。故借助恢複高考這個長盛不衰的話題，滲透新三級學人內容的，綜述恢複高的著作已達三四十本之多。這些書，具有“一定的研究性和史料性”，“對於人們研究恢複高考、國家變革、新三屆整體情況，非常有參考價值”。

這類著作，以陳侃章的《冬季裏的“春闈”：1977年恢複高考紀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為代表。該書的亮點之一、也是對本文有直接啟發的是，作者梳理並披露了幾被人們遺忘的：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和招生會議上，就對待恢複高考及1977年錄取生源的爭論。有趣的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就是“考生的成分和出身”。[11]

盡管當時的非議者和反對者的“招生幾十萬，得罪幾千萬”之類的質疑，是罔顧事實，甚至完全相反，都被主政者批駁了，但1977年大學錄取的結果，使學生家庭背景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即除幹部子女繼續保持優勢外，知識分子的子女鹹魚翻身，其錄取率大大超過工農子弟是不爭的事實。也說明人們在第一時間已敏銳地捕捉到，恢複高考更有利於幹部和知識分子子弟，而追根溯源，後者通常也是原剝削家庭出身。故“現在剝削家庭出身倒成了優越條件”之說，也非離譜。由此觀之，本文討論的問題，人們一開始就高度關注了，隻不過隨著社會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些以階級、路線角度提出的質疑，被人們漸漸淡化而已。

除了綜述恢複高考的著作，1980年代以來，近百所大學、教育主管部們，以及個人等，公開出版或內部印刷了二百餘部新三級學人的回憶文集，參與撰寫者達近萬人次，為時代留下了十分豐富的第一手史料，為我們多角度、多層次研究這一群體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盡管回憶文集似乎尚無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另外，“新三屆”微信公眾號其所擁有的相關海量紀實文章，也是值得人們關注的、一個獲得新三屆學人信息的重要渠道和交流平台。

（二）新三級學人研究的論文

目前關於新三級學人的研究論文，約有數十篇，多數屬於報道或采訪性的文章。但也有若幹高質量的論文，其中以劉海峰的新三級學人研究“三部曲”[12]和陳侃章（高逸）的《77、78級：大學生的曆史履痕》[13]等四篇為代表。

劉、陳的論文高屋建瓴，對新三級學人的形成、特征、求學、使命和作為等做了比較全麵係統的介紹和分析，整體上代表了新三級學人的研究水平。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對這一群體的考前經曆和家庭背景的考察欠缺。除了劉海峰在兩篇文章中，分別引入鄭若玲對廈門大學78級大學生中，學界家庭出身的比例較大，以此說明在不重視文化教育的時代，知識分子家庭的影響起著較大的作用，[14]和通過廈門大學檔案館收藏的“廈門大學一九七八年秋季錄取考生情況統計表”，來說明這屆學生來源複雜多樣外，[15]沒有其它更具說服力的史料。自然也沒有展現對新三級學人的某個群體，同時進行學生來源和家庭背景討論的情形。[16]

（三）鄭若玲的無心插柳

名師出高徒。鄭若玲是劉海峰在廈門大學任博導時帶的學生，她的《科舉、高考與社會之關係研究》，是劉指導的博士論文。該書第五章第五節高考與社會流動——以廈門大學為個案，通過建國前至1980年的8個時段的8821個學生有效樣本的統計，試圖探究高考製度對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影響力，並分析它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

盡管作者沒有提到“新三級”這一概念，甚至對相關數據也沒有作必要的分析，但“廈門大學建國前後學生家庭職業分布”表，清晰地告訴我們，77、78、79級學生中，家庭屬於政界（含軍人）學界的計1872人，占總數3326人的56%。其中，1977年占59%，其餘二年均占55%。也即該校的新三級學生中，出自幹部和知識分子家庭的，每年都超過了半數。還要指出的是，雖然，那三年，幹部家庭仍居第一，但異軍突起的是知識分子家庭，尤其是1977年（總人數989），在前四個人群中，工人家庭出身的由上年的15.99%，下降到15.27%；農民家庭由上年的26.08%，銳減到11.93%，一朝回到解放前；幹部家庭由上年的36.17%，減退到29.52%。唯獨知識分子家庭強烈反彈，由上年的9.83%，突升到25.38%。可見變化最大的是農民和知識分子家庭，兩者的位置互換了。建國後一直邊緣化或處於被歧視的知識分子家庭，得益於考試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憑借自己的文化資本，以較小的人口比例，產生的77級大學生相當於兩個最大的群體：工人和農民之和（在4.25%的軍人中，尚有軍醫等知識分子）。[17]假設工農的人口占全國的90%，幹部和知識分子的人口占全國的10%，那麽，若僅以鄭氏的統計推理，在1977級的大學生中，幹部和知識分子家庭的輩出率，是工農的20倍，這就難怪1978年的全國教育會議和招生會議上，“考生的成分和出身”成了爭論的焦點。

因此，雖然鄭若玲無心涉足新三級，但她提供的包括77、78、79級在內的新生父母職業分布，形象地說明，學生的家庭背景與政治氣候關係密切，無意之中，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真正以社會學的方法統計的係統、完整、可縱向比較的新三級學人的家庭背景之最佳史料，筆者獲益良多。惜作者也沒有對這三屆大學生本人考前的職業同時進行研究。順便提及，不知為何，鄭文在《民主》2007年第5期發表時，那份使人一目了然的表格，竟沒有出現，這大大影響了論文的傳播和應用。

也許本人孤陋寡聞，綜上，盡管數十本綜述恢複高考的專著，為我們研究新三級學人提供了廣闊的時代背景，二百餘部新三級學人的回憶文集，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數十篇研究論文觸及到這一群體的方方麵麵，對新三級學人的討論，似乎“題無剩義”（陳平原語）。但討論新三級學人的基本話題之一，也是一開始就成為爭論焦點的：他們來自哪裏（職業的角度），其家庭背景如何？尚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要之，學術界尚沒有出現討論新三級學人的學術專著，沒有討論新三級生源的專題報告，更沒有同時討論新三級生源及其家庭背景的論著，則對此討論的學術意義不言而喻。作為這段曆史的親曆者、另類“新三級”學人和長期關注者，筆者更有心願做一嚐試，以拋磚引玉。

三. 按職業分類的統計方法進行研究的必要性

討論新三級學人之所以成為那三屆的大學生的原因時，人們似乎有一個共識: 機遇給予有準備的人。有的甚至直接以此為回憶錄文章的標題。如天津大學鑄造係78級黃凱楓的征文，就以《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回顧77年和78年高考》為題。[18]無獨有偶，四川大學原黨委書記饒用虞，以《機遇總是眷顧那些有準備的人》為篇目，為《命運回眸-——四川大學與長春光機學院七七級同學共憶高考》一書作序。文中，饒書記對77年考上大學的原因做了高度概括：當時能夠參加那場競爭激烈的高考考試，能夠堅持到最後並且脫穎而出的人，通常是那些平時就喜歡讀書學習，有堅強信念和學習毅力的人，是那些為了實現人生目標而不懈努力、決不輕言放棄的人。[19]西北工業大學77級的屈展，在分析77、78級的同學能上大學的緣由時，也表達了幾乎與上述一致的觀點。[20]這些論述大致不差，且幾乎適用於詮釋任何時代、任何類型的個人成材之路。

然而，僅以此來概括十裏挑一、甚至百裏挑一（相對於77年高考的應考生）的新三級學生之成因，是遠遠不夠的。首先，那三級學人中固然有大量的向來堅持學習的人，但臨時抱佛腳的也不少，且即使前者，以往大都讀的也是文學等課外讀物。從我目前看（聽）過的兩千篇新三級學人的回憶文章分類，可以肯定地說，溫故知新，一直堅持讀數、理、化、英課本的是極少數，1976年年底前準備將來高考的幾乎沒有。順便提及，即使77、78級學生，在他們考試後至拿到入學通知書前，對自己的考試成績也是普遍地不自信的。其次，如果僅強調新三級學人的成功，是他們長期堅持學習的結果。那麽，其潛台詞是否數千萬應考生沒考或考不上，是他們一貫放鬆學習的必然終局？

我們認為，機遇給予有準備的人，這個“準備”，放在恢複高考的頭幾年講，應該包括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麵。從主觀上講，哪些人在長期堅持學習？從客觀上看，哪些人有條件多年自學？當時年青人普遍不讀書，除了“讀書無用論”的氛圍，一個更嚴酷的現實是，生存壓倒一切，許多人根本沒有讀書的時間。如沈陽師範學院七八級的張誌明，下鄉時“還隨身帶上了一大堆大學英語教材和一些英語期刊雜誌，想在閑暇時閱覽自娛。然而到了農村方知自己是多麽的單純和無知。每天繁重的體力勞動過後，隻覺得腰酸腿痛，疲憊不堪，哪有什麽精力去看書學習！”。[21]

因此，機遇給予有準備的人，隻說了一半：主觀部分；另一半：客觀部分也是值得討論的。所以，我們要盡找新三級學人入學的原因，不應該僅停留在主觀上。我們要通過必要的途徑，如從他們的考前經曆和家庭背景切入，探索那三屆學生入學前的共性，而這個共性，應該是其他同齡人所難以具備的。在高度關注近百萬幸運兒的同時，也給近五千萬“襯托”者來個遲到的慰藉。[22]

（一）學生感覺與學校登記的矛盾是如何產生的？

接觸新三級學人的文章，在家庭背景和學生經曆的介紹中，往往會看到兩種完全相反的信息。一般來說，學生個人的感覺，同學出自幹部和知識分子家庭的較多。如四川大學曆史係七七級的陳吉元回憶，全年級81個學生，“出身於高幹、教授、師團幹部之家的占了絕大多數”。[23]再如，清華大學工程物理係七七級71班的龐靜認為，“七七級同學大部分來自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家庭”。可學校登記的又往往又是另外一碼事。如按清華大學化工係77級71班的統計，家長屬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僅13人，占全班總數38人的34%。

學生考前的職業信息同樣如此。如新三級學人中來自教師的多是一個共識。如清華大學化學工程係七七級72班，除掉在校生，生源（沒有一個是農民）為教師的占曆屆生的三分之一。[24]再如，沈陽師範學院78級新生“多數是當中學老師的六八年老知青”。[25]但在各學校的統計中，教師的占比往往不能反映出來。如前揭的廈門大學78級1102名學生中，理當有數以百計的各類教師，可我們在該校提供的八個生源類別中，找不到教師的蹤影。

以上都是當事人或當事學校的第一手史料，反映的都是事實，但兩者為何不同，甚至相反呢？這就要從當時新生入學登記時還在執行的“身份製”分層說起。

1950年代中期，隨著嚴格的戶籍製度、單位製度、幹部工人區分的檔案製度、幹部級別製度等建立，以戶口、家庭出身、參加工作時間、級別、工作單位所有製為指標的，非財產所有權的社會分層應運而生。對於這套社會分層製度體係，學術界稱之為“身份製”。這一製度一直持續執行到1979年的改革開放前。[26]

一個人的階級成份、家庭身份、戶籍性質等一旦確定，是很難改變的。舉個極端的例子，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先進典型邢燕子，曾官至中央委員和天津市委書記，但他的身份仍是農民，主要靠下地幹活當社員，掙工分養家。[27]

新三級大學生入學時，就是按這套話語體係登記本人及家庭的基本信息的。

本文不討論“身份製”本身。隻是分析按此登記的內容是否符合實情？

先說家庭。作為過來人，知當時每逢升學、招工、入團等人事或晉升等都要填表，表格上雖也要填父母的工作單位等信息，但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成份）。所以，如果學校僅按一項內容統計家庭背景的話，通常就會按“家庭出身”計。家庭出身一般是父親建國初的經濟地位或從事的職業，但到1970年代末，已經曆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有些父輩的職業發生了變化，然而，家庭出身仍得按最初的填，這自然就會出現家庭出身與父親職業不一致的現象。如重慶師範大學中文係77級的楊濟餘，他的家庭出身是“店員”，即營業員，一般劃入工人序列，但其“家父乃中醫學校學術權威”，[28]這就把一個出生於知識分子（可能又是幹部）家庭的學生，統計到工人隊伍裏去了。再如，清華大學化學工程係77級71班的唐森，來自幹部家庭，但他在學校登記的“家庭出身”是“貧農”，[29]這就把一個幹部子弟當成農家子弟了。

相對於家庭背景，學生入校時登記的職業與事實相差更大。如77、78級生源中最大的群體是教師，但他們絕大多數是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他們的身份沒有變，所以，各學校統計時都把他（她）們計入工人、回鄉務農、下鄉知青了。至於公辦教師，當時劃入幹部隊伍。

按身份製認定的同樣身份，各人的處境差別也很大。如同樣是工人，1977年考上西北工業大學的劉勝蘇，考前在四季恒溫、關起門來無人打擾的精密機床室工作，為他的“自學創造了非常優越的條件”。[30]我們還發現，一些考生考前在大學的實驗室工作。而後來成為知名作家的方方，當時作為搬運工在“扛大包，拉板車，天天累得半死”。[31]他（她）們的學習條件不可同日而語。

即使同樣一個人，具體到學生個體的經曆，前後也會出現較大的變化。如四川大學經濟係77級的賴新農，考前他已在重慶公路養護二分段工作了七年多，考試時他的身份是養路工，這是一個既髒又累的體力勞動活。可實際上，他僅前二年在一線從事公路養護工作，此後的五年多一直以工代幹，在段辦公室從事宣傳工作。[32]

再如，錦州師範學院七七級的張雪峰，1966年高中畢業，1968年回鄉務農，當年就成為民辦教師，一幹十年。若從戶籍劃分，他是農民，而實際上幾乎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33]類似情況在南京大學曆史係77級學生中同樣存在。

由此可見，若按入校時以身份製登記的統計，就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出入。上麵說的學生感覺與學校登記的矛盾，就是這樣產生的。

眾所周知，在社會分層體係中，“階級、等級、職業”是三大劃分，[34]對照實際，1956年城鄉社會主義改造後，中國大陸實際已不存在真正經濟意義上的“階級”了；至於“等級”，隻在人數不多的幹部隊伍中存在，不具普遍性。那我們所選擇的研究方法，唯有“職業”了。此外，在身份分層已演進到經濟分層的今天，以“職業”來劃分，也更具現實意義。

（二）按職業分類的必要性

恢複高考是在受廢除高考和文革十年動亂的雙重影響，中小學教育質量普遍下降的背景下突然而來的。這就決定了考試題目的難度不會高。恢複高考後的前三年，尤其是77年的高考，考生都普遍感到試卷本身並不難；一個合格的高中畢業生都有考取的可能。也就是說，當時考的不是你高中畢業後增加了多少知識，而是你高中畢業後肚子裏還存多少“墨水”，也即你離開學校後還有多少知識沒有被遺忘。這就與考生的工作環境和家庭背景有直接的關係了。雖然，當時社會都普遍不重視文化，但並不是每個家庭都對子女的教育不關心，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在這個民族還沒有完全中斷；盡管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的命，但並不是各行各業都與文化絕緣了，像教師、文秘那樣的職業仍要知識來支撐的。

因此，我們要從兩個角度切入。第一，得知恢複高考前後，哪些家庭有利於孩子留住所學知識，或有利於孩子複習？第二，得知恢複高考前後，考生從事的哪些職業有利於自己鞏固知識，或有利於複習？

第一個比較容易解釋。知識分子家庭是首選，其次是幹部家庭……

則我們僅討論第二個問題。總體而言，對考生考前影響最大的，不是戶籍歸類，也不是正式工和臨時工之別，而是其實際從事的職業對文化的關聯度。所以，筆者的統計不按“身份製”，如法律意義上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的二元戶籍製度劃分，工人教師和幹部等中也不按正式編製和臨時工劃分。我的劃分是知道恢複高考前，是否從事與文化有關的職業；知道恢複高考後，從事的職業是否與複習有一定關聯為主要依據的。

也就是說，本文用職業分層取代“身份製”歸類，不僅僅是出於社會學的理論，而更是從實際出發，包括自己的親身經曆。坦率地說，筆者是從幾乎統計完本文的全部數據後，才重溫社會學知識的，希望從中獲得理論上的闡釋而已。

四. 統計對象、分類標準、樣本取舍及統計結果

（一）統計對象

由於1979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已經曆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高中（當年是二年製）教育周期，至此，各高中畢業生的文化水平，除了自己的天賦和努力，主要取決於各學校的教育水平和地區差異，對家庭的依賴已明顯減弱。故本文的研究對象，是除1979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以及在學校參加過該年高考複（補）習班的考生以外的，所有“新三級”學生，包括本科和大專。由於77級的部分應屆生和在校生，以及78級的應屆生和在校生，沒有工作經曆，對他們僅討論家庭背景。

（二）分類標準

1、學生來源

①工人

指工礦（含商業，下同）企業（也包括農村的社辦企業、城鄉個體手工業者和生產建設兵團的“工團”）中的體力勞動者（包括臨時工）。按：社辦企業的員工，個體手工業者和各類臨時工，雖然經濟收入和福利條件等比不上城鎮的正式職工，但相對於下地幹活的農民要好的多，在當時的農村也都是令人羨慕的職業。

②回鄉農民

原戶籍在農村，中學畢業後又回到農村的體力勞動者。包括除大隊會計以外的所有大隊、生產隊幹部，含大隊黨支部書記。

③下鄉知青

上山下鄉知青包括農村插隊、隨父母離城下鄉和去生產建設兵團（農團）及農場的體力勞動者。②、③項又可歸類為農民。

④教師

教師既包括小學、中學、中專、“共大”及廠礦企業的子弟學校等的教師，又含這些學校的公辦教師、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等所有這些學校任職的教師。

⑤待業

指城鎮等待分配的各屆畢業生等。按：複員軍人一般按實際去向劃分。

⑥其他

國家和企業的正式幹部及以工代幹、以農代幹、以兵代官者；工礦企業（含社辦企業，下同）中的各科室人員、技術骨幹，高端設備的操作工；醫生、護士、銀行職員、縣級以上文工團員；農村中的大隊會計、赤腳醫生、“公社八大員”[35]等；中等專業學校在校生；1978年級考生中凡脫產參加過一個月以上，各級政府和學校組織的高考複（補）習班的學生。按：1978年高考中，這類考生頗具優勢，成功率較高，故也歸入此類。

增加此條是為了區別工人、農民中的體力勞動者。

⑦1977年應屆高中畢業生

包括1977年在校高一學生考上的。另，已分配的該屆學生按實際去向計。

⑧1978年應屆高中畢業生

包括1978年在校高一學生考上的。

⑨待考

無以上信息，有待進一步考證者。

統計（曆屆生）一般以考前半年實際從事的工作為準。

2、父母職業分布

①工人

工礦企業、生產建設兵團的“工團”及社辦企業中的體力勞動者。

②農民

農村、農場中的體力勞動者，包括除大隊書記、大隊會計以外的大隊、生產隊的所有幹部。

③幹部

公社、鎮以上的政府部門（含各職能部門）工作者；廠礦企業（包括公私合營企業中的資方）、國營農場的負責人，生產建設兵團中連以上負責人；（革命）軍人。按：由於考生的家長一般都是近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而這個年齡段的軍人，幾乎都是排級以上的幹部或享受同等待遇的專業人士，故家長中的現役軍人及轉業軍人都列入幹部。

④教師

與學生中的教師類型相似。由於學校和教育係統的各級領導，其教育資源比教師更為豐富，也列入教師類。

⑤教師以外的其他知識分子

包括具有大中專學曆者、科學研究者、工程技術人員、醫生、企業財務人員等；右派；1952年前的初中畢業生；[36]又因1977年、1978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的主體，是1962年及以前出生的，而1962年以前的高中畢業生，基本上被高校錄取，剩下的幾乎都是因為出身在“黑五類”家庭而剝奪升學的，他（她）們幾乎都是優秀的高材生，文化水平不會低於同期的中專畢業生，故也列入知識分子。按：家長中1952年前的初中畢業生和1962年前的高中畢業生，目前所見僅占本文統計的1%左右。作者如此處理，是覺得這更為專業、客觀和全麵。

④、⑤項又可歸類為知識分子。教師之所以單獨列表，是因為教師的比例特別高，這還不包括不少曾當過教師後來改行的。按: 由於至少父輩的遺傳因素還在，故知識分子（含教師）、幹部中，不論是否在世（有繼父、繼母者，按繼父、繼母的職業計），也不論是否在職，即“打倒”與“複出”。其他各類父輩的情況也如是處理。

⑥其他

工礦企業中的各科室人員，建設兵團、國營農場中的文職人員，銀行職員、農村中的大隊會計、大隊書記等。按：大隊會計是當時大隊幹部中的唯一“脫產”或“半脫產”者；大隊書記雖然基本上在田頭，收入也不高，但與考生中的剛當上的大隊書記不同，考生家長中的大隊書記一般都資曆較深，權力不小。尤其是各類升學上，作用非同一般。從新三級學人回憶中，無論初升高還是推薦上大學，論及特權最多的就是大隊書記。

增加此條是為了區別工人、農民中的體力勞動者。

⑦待考

無以上信息，有待進一步考證者。

無論學生來源還是父母職業分布的劃分，以上都有不盡人意之處，但筆者沒有更好的辦法。

說明：1、具有各種身份的混合家庭，都往有利於學習的家長靠。如父母中一位是工人，另一位是農民，就按工人家庭計；同一家長具有多種身份者，也如是歸類。如既是幹部又是知識分子的，按知識分子家庭計；知識分子家庭中一方為教師的，按教師家庭計。

2、在知識分子家庭中，若父母一方，父（母）祖兩代及以上均為知識分子的，又稱書香家庭（狹義），以便日後專門討論。

3、在考生考前職業和家庭背景確認時，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如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浙江醫科大學77級的黃荷鳳，從她的“下鄉的兩個姐姐被推薦上了大學”，以及考上後父親為她繪了一幅“報到指引地圖”[37]等推理，她應該出身在幹部或知識分子家庭，但沒有直接的依據，其家庭背景就按“待考”處理。

（三）樣本取舍

無庸諱言。從新三級學人的回憶文集中擷取研究樣本是有很大局限的。首先，目前寫過回憶文章的，僅占新三級學人的百分之一左右。其次，各文集反映的新三級學人回憶內容的主體是大學校園。再次，由於回憶文集幾乎都是有感而發，而不是按統一格式撰寫的，且大都沒有“史料性”之自覺。因此，目前我們既找不出一本完整記載某個學校，新三級學人考前經曆和家庭背景的文集，也沒發現一本完整記載某個係、班，新三級學人考前經曆和家庭背景的文集，甚至完整記載某個新三級學人考前經曆和家庭背景的也幾乎沒有。但盡管如此，新三級學人的回憶文集仍具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的性質，如果采用恰當的方法，從中也能夠析出有統計意義的樣本。這就要對文集中的每個作者能否納入研究對象，在分類標準的基礎上進行取舍。

無論考生還是家長，本文的主要趣向是區分腦力勞動者（或稱非體力勞動者，下同）和體力勞動者，故統計時大致會產生五種結果。隻要含以下任何一項就有效：1.父母（一方即可）是幹部、知識分子、“其他”等；2.考生考前已是教師、幹部（其他）等“腦力勞動者”；3.父母都是一線（體力勞動者，下同）的工人或農民，且考生考前也是一線的工人或農民（含知青）。由於史料難得，本文把文集中作者提到的兄弟姐妹或原來的同事、同學等中的新三級學人，凡符合其中條件的，作為“附傳”，也按樣本收入。

以下兩種情況無效：1.僅知父母是一線的工人或農民，不知考生本人考前的職業；2.僅知考生考前是一線的工人或農民，不知父母的工作屬性或文化程度。

（四）統計結果

本文從約一千三百萬文字、31本回憶文集（涉及130個大學）中共統計出了1013個有效樣本，其代表性表現在區域：7大區域；年級：77、78、79級；學曆：本科、大專；專業：文、史、哲、政、經、藝，理、工、醫，師等；大學層次：綜合性、專科性及重點和一般；出書類型：出版社、自印；文集收集範圍：大學、係、班，全國、省、市。基本上包含了新三級學人的方方麵麵。統計結果詳見表1。

上表圖1注釋：

上表圖2注釋：

上表圖3注釋：

由上表可知，在900個本科生中，考前從事教師和非體力勞動的453人，占可比較725人（總數減待考減應屆，下同）的62.5%，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548人，占已知681人（總數減待考，下同）的80.5%。在85個大專生中，考前從事教師和非體力勞動的53人，占可比較72人的73.6%，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37人，占已知59人的62.7%。本科、大專及層次待考的總計1013人（其中77級658人，78級337人，79級17人，年級待考1人），考前從事過教師和非體力勞動的512人，占可比較804人的63.7%，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607人，占已知762人的79.7%。其中，出現2個及以上新三級學人的家庭，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這說明，考生具備以上任意一個客觀條件，幾乎成了那三年上大學的前提，或曰充要條件。當然，絕對不能反過來說，具備以上任意一個或兩個客觀條件的，當年就能考上大學。因為任何考試成績的決定因素是考生的水平和發揮。遺憾的是，這一生源的基本特征，即使當事人也似乎無人關注。在我讀（聽）過的兩千篇新三級學人回憶錄中，鮮有人感覺到這一點，大家基本浸淫於複習階段如何刻苦學習的勵誌上。例如，在2023年12月10日到15日舉辦的“新三屆四十年海上論壇”活動中，無論是嘉賓演講還是事後參與者發表在“新三屆”等上的感言，似乎無人討論“生源”。

此外，同時滿足本人從事教師和非體力勞動，家長又為知識分子和幹部這兩個條件的僅有173人，占可比較553人（總數減兩個待考減應屆）的31.3%。這反映，是否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倒不那麽重要。

而真正父母是一線的工人或農民，且考前考生本人還在車間礦區、田間地頭從事體力勞動的隻有51人，占總數1013人的5.0%，卻即使如此，這些可歸納為所謂的“底層”者，其中半數的治學條件也不是最差的，如本文最後“附錄”：山係大學曆史係77級的55個有效樣本，僅有2個學生和父母都是農業體力勞動者，其中一個本人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另一個是通過“共大”培訓的大隊農業技術員，後者其父母都是有一定的文化，尤其是母親還是戰爭年代就參加革命的。如果在南方，這位母親就是老革命、老幹部了。

此外，由於當時的政治態勢和無發避免的失密因素，提前預測或獲得當年要恢複高考的不確切消息者，在77級大學生中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在一些地區已成公開的秘密，筆者有足夠的資料懷疑若幹學校的比例會相當高。[69]這是在特殊的環境下形成的，無可厚非；對考生也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無庸置疑，消息的不確切，並不影響有人先行；在事先多數人不知情，事後大家都分秒必爭的時刻，捷足先登，不能不說是部分77級考生上大學或上好大學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見，恢複高考頭幾年的機遇，更垂青於有條件準備、包括相對從容備考的人。

（五）對本文數據的修正和新三級學人基本生源的推演

盡管本文是在長期觀察的基礎上“主題先行”，先構建思路後尋找史料的，但這個統計結果仍出乎我的意料，考前從事非體力勞動及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占比，應該沒有這麽高吧？故筆者欲檢討自己的樣本來源和擇取標準，同時結合鄭若玲的研究成果，以及比較完整的山西大學曆史係77級的數據（詳下），試圖推演新三級學人的基本生源。

首先，本文擇取樣本的生源層次應高於平均水平。這反映在論文集的編寫學校或收入作者的層次較高，以及本科生所占的比例高於實際的本、專占比兩個方麵。其次，本文樣本中屬於“附傳”收入的有116人，占總人數的11.5%，此外，還有一批雖屬於各論文集收錄的同一對象，且自己沒寫回憶錄，僅是其他學生提及的樣本。這兩者相加，大概占總數的20%左右。由於這些樣本隻要滿足學生考前是從事非體力勞動，或者是幹部家庭等一個條件就成有效樣本，而學生回憶錄中，某個學生考前還在田間，且父母也在地頭類似描述的情況幾乎沒有。這就自然提高了考前從事非體力勞動及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占比。不過，由於表1的一大特征是，無論是文史哲還是理工科，無論是重點還是一般，無論是本科還是大專，抑或是否有“附傳”，各大學的主要數據占比大同小異，不存在大起大落的現象，故這些因素應不會改變本統計的基本盤。

我們再比較和分析鄭若玲的數據。本文的父母職業屬於知識分子和幹部的，隻要父母任意一方是即算，可鄭文幾乎僅計父親的職業，母親的職業一般忽略，這就降低了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占比。而本文的父母職業中，母親的職業地位高於父親，或找不到父親職業的，即按母親的職業（知識分子、幹部）統計的占6%，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則鄭文中父母為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就占到62%。再如，鄭文中的“工包括工人、職工和手工業者”，既然“工人”與“職工”有別，聯係到上揭“廈門大學一九七八年秋季錄取考生情況統計表”中，“幹部職工”並列，且另辟“工人”項，則筆者認為，這“工”中的“職工”，可能是沒有職務的公職人員，或企業的文職人員。又，鄭文中的“其他”占12%，其中應該有知識分子。再，鄭文統計的1979年的人數，也包括了當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而到了該年，入學新生應屆生成了主力，這些學生對家庭的依賴已明顯減弱。相對於本文，也降低了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比例。此外，當時不少老幹部還沒有“解放”，不知這些孩子入學時如何填自己父母的身份的？鄭氏又如何歸類的？更不要說工人和農民中應該還有以工代於、以農代幹的非體力勞動者了。總之，若鄭文的統計對象和方法與本文一致，則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比例會有較大的提高，很有可能達到三分之二以上。[70]

由於鄭文的數據大且完整，筆者很信賴。所以我認為，新三級學人中來自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的應占三分之二左右。由於77級北京大學工農家庭出身的占比，幾乎與廈門大學的一致，78級、79級北京大學幹部軍人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占比，也都超過了半數，[71]聯係到“身份製”時代的烙印，前麵討論的鄭文中留存的問題，在李文中應也不可避免。故筆者認為，這個推演至少在層次較高的大學中是站得住腳的。新三級學人中的絕大多數有在基層從事過繁重的體力勞動的經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高考前的職業依然如故。參考家長中的修正數據，在新三級學人中，考生考前從事非體力勞動的應占一半左右。由於新三級學人當今基本上成了成功人士、社會精英，也許那些出身低微的不願談及曾經的寒酸和平凡的父母。[72]因此，筆者把考生和家長都為體力勞動者的占比提高一倍，假設為10%左右。即使這樣，新三級學人中考生和家長都為體力勞動者的上大學的概率，充其量隻及考前從事非體力勞動及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十幾分之一，考前從事非體力勞動及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的，仍是絕大多數新三級學人上大學的前提，也是生源的最大特征。而這，遠不是“機遇隻垂青有準備的人”這一主觀評論所能涵蓋的。更值得回味的是，由於1978年全國教育會議和招生會議及其主流媒體明確認定：新的招生政策代表著工人階級和和貧下中農的利益，強調“所招生源”工農子弟是主體，[73]所以，長期以來輿論傾向於新三級主要來自工農；上大學前多數同學在社會基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的認知，成了政治正確。[74]這就更有必要對此重新審視了。

本文僅提出問題，包括切入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劃分的標準及統計和推演的新三級學人生源主體，至於原因等分析，待筆者日後樣本擴容後再向學界匯報。

有的事總得有人去做。

附錄：山西大學曆史係七七級學生考前職業及家庭背景統計表

資源來源：張世滿主編：《我的大學我的班——山西大學曆史係七七級憶文集》，2022年自印。說明：表中“姓名”欄的數字序號是按“身份製”劃分的類別，其中①工人，②回鄉農民，③下鄉知青，G幹部，⑨待考。“考前職業”欄的數字序號也是類別，具體指代見前“分類標準”。

為了更好地接受學界的檢驗和批評，也為了讀者對“身份製”有感性認識，特把山西大學曆史係77級學生的統計，作為實例樣本附錄，其中，生源按“身份製”和“職業”兩種統計方法解讀。

之所以選擇此係（班），是因為：第一，該書的史料比較豐富；第二，經張世滿主編和老班長及活動推動者之一的丁東先生的幫助，對內容進行了補充和校核，使史料更為紮實和準確。第三，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所在省社會發展程度，抑或是學校層次，山西大學都比較接近“中位數”，有一定的代表性。

該班共有學生79人，至2022年發起編寫回憶文集活動時，有6位同學已逝，健在73人，有58位參與活動，本文采集了55個有效樣本，占參與活動總數的95%，相對完整。

由表2獲知，如果按“身份製”劃分，[75]該班生源分布如下：工人17人，回鄉農民18人，下鄉知青8人，幹部10人，待考2人，合計55人。其中，工農（含知青）合計43人，占已知身份總數53人的81%，這就是長期以來主流媒體一直強調的，新三級學人的主體是工農的典型樣本。

但是，如果按筆者主張的“職業”劃分，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工人19人，回鄉農民2人，[76]下鄉知青8人，教師14人，幹部等其他非體力勞動者10人，待考2人，合計55人。其中，學生考前從事教師等非體力勞動的有24人，占可比較人數53人的45%，家長是教師和其他知識分子及幹部的有30人，占可比較人數53人的57%，本人和父母都屬非體力勞動者的6人，占可比較人數51人的12%，本人和父母都是體力勞動者的7人，占總數55人的13%。由此可見，雖然該班本人和父母都屬非體力勞動者的占比低於本文的平均數，但具備考前從事非體力勞動，或家長為知識分子和幹部之一個條件的學生，仍占到了86%。，仍是他（她）們成為新三級學人的最大“公約數”，或者說生源的最大特征。

由此可見，即使同一研究對象、同樣的史料，統計的方法和劃分的標準不同，生源結果的差異也較大（家長的差異並不大，故不比較）。至於哪一種統計方法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質，請讀者來評判。

本文在資料收集和修改過程中，得到了周堯雲先生、丁東先生、張世滿教授、陳益民總編、高泰東研究員、胡平研究員、劉海峰教授、周臘生教授、董謙高工、謝紅校長等的幫助，在此一並致謝！

2024-01-27

注釋：

[1] 詳見沈登苗：《我的問學之路》，載楊玉聖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沈登苗著《文化的薪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頁。

[2] 詳見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7、8、9期。

[3]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頁。

[4] 鄭若玲：《科舉、高考與社會之關係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 如果是當時學校的統計資料，價值一般不大。詳後。但作為過來人，知當年學生入學的登記表應有完整的記錄，從中切入，定能得到比較理想的史料。

[6] 陳益民：《新三屆242部回憶文集雜議》，“新三屆”微信公眾號2023年11月7日。本文相關數據和論述，均引自該文，為節省篇幅，以下引自該文的內容不再注釋。

[7] 王潤：《個人奮鬥與時代變革：恢複高考40周年的文化記憶與闡述社群構建》，《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1期。

[8] 相關成果見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係》，《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教育的深遠影響——清代全國科舉發達縣與當代經濟發達地區的分布基本一致》，《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8期；《打破民國高等教育體係的院係調整——以中國現代科學家於院係調整前後在高校的分布為解讀》，《大學教育科學》2008年第5期；《從沃土到荒漠——對二戰前後東歐地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變遷的一點思考》，《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22期；《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7、8、9期；《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的來源、構成及原因初探》，《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8期；《“兩個估計”的真實內容和“版本”歸屬 ——基於史料層麵的澄清與反思》，《社會科學論壇》2019年第4期；《1952年四成應屆高中畢業生“失蹤”問題再獻疑》，微信“學人”公眾號，2022年12月27日。

[9] 教育部計劃財務司：《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頁。

[10] 轉引自劉海峰：《恢複高考與新三級大學生的使命及作為》，《江蘇高教》2023年第5期。

[11] 陳侃章：《冬季裏的春闈”：1977年恢複高考紀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頁。

[12] 劉海峰：《時代與人物的互動：77、78級大學生群體掃描》，《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劉海峰：《恢複高考的複原與探新——兼論77、78級大學生的構成與際遇》，《大學教育科學》2022年第3期；劉海峰：《恢複高考與新三級大學生的使命及作為》，《江蘇高教》2023年第5期。

[13] 載《文匯讀書周報》2015年3月30日。

[14] 劉海峰：《時代與人物的互動：77、78級大學生群體掃描》，《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

[15] 劉海峰：《恢複高考的複原與探新——兼論77、78級大學生的構成與際遇》，《大學教育科學》2022年第3期。

[16] 也許有人會說，把鄭若玲對廈門大學78級大學生家庭職業的統計，結合廈門大學一九七八年秋季錄取考生情況，不就同時討論了嗎？不能。因為，這不是發生在一篇文章中，更大的問題在於兩者的統計方法不同。詳後。

[17] 鄭若玲：《科舉、高考與社會之關係研究》，第231-238頁。

[18] 載《往事回首，歲月如歌——天津大學七七、七八級恢複高考四十周年紀念文集》，2017年自印，第263頁。

[19] 殷建中等主編：《命運回眸——四川大學與長春光機學院七七級同學共憶高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序二。

[20] 屈展：《三十功名塵與土》，載盧葦等主編《四十年：西北工業大學七七、七八級同學入學四十周年紀念》（下），第406-408頁。

[21] 沈陽市政協學習宣傳文史委員會編：《恢複高考四十年》，沈陽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頁。

[22] 按：1966-1979年的14年間，全國共有高中畢業生4283萬，另，在77、78級學生中，原初中學曆的不少，其中老三屆初中生（共867萬）較多。詳見教育部計劃財務司：《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頁。故那三屆的應考生為近五千萬。

[23] 《逝者如斯：四川大學曆史係七七級畢業30載》，2012年自印，第74頁。

[24] 苗齊田等主編：《延伸的墨跡——清華大學1977級畢業30周年紀念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368-369，385頁。

[25] 沈陽市政協學習宣傳文史委員會編：《恢複高考四十年》，第111頁。

[26] 李強：《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新變化》，載李培林等主編《中國社會分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頁。

[27] 邢燕子：《我的一生更像是個笑話》，“澤畔時空”微信公眾號2023年12月3日。

[28] 王林主編：《與曆史相遇：七七級大學生活實錄》，河北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36頁。

[29] 苗齊田等主編：《延伸的墨跡——清華大學1977級畢業30周年紀念文集》，第377，369頁

[30] 盧葦等主編：《四十年：西北工業大學七七、七八級同學入學四十周年紀念》（下），第5頁。

[31] 武漢大學中文係一九七八級編：《老八舍往事》，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

[32] 殷建中等主編：《命運回眸——四川大學與長春光機學院七七級同學共憶高考》，第64頁。

[33] 沈陽市政協學習宣傳文史委員會編：《恢複高考四十年》，第365頁。

[34] 李強：《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35] “八大員”是不屬於編製內的公社臨時性幹部，具體指公社廣播員（兼通訊報道等）、農機管理員、畜牧管理員、水利管理員、農技推廣員、報刊投遞員、糧食管理員、天氣預報員。主要參見盧葦等主編：《四十年：西北工業大學七七、七八級同學入學四十周年紀念》（下），第179頁。

[36]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頁），對“知識分子”的劃分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37] 周緒紅主編：《兩院院士憶高考——77、78級、大學生的高考故事》，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88-295頁。

[38] 考生考前本人從事教師或非體力勞動，且家長又為知識分子或幹部的。

[39] 父母是一線的工人或農民，且考生本人考前還從事體力勞動的。

[40] 祝毅主編：《120個回望：紀念恢複高考40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1] 《往事回首，歲月如歌——天津大學七七、七八級恢複高考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42] 張世滿主編：《我的大學我的班——山西大學曆史係七七級憶文集》，2022年自印。

[43] 《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級大學生入學40周年紀念》，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44] 盧葦等主編：《四十年：西北工業大學七七、七八級同學入學四十周年紀念》（下）。

[45] 周緒紅主編：《兩院院士憶高考——77、78級、大學生的高考故事》。

[46] 陳益民主編：《我們班》，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47] 郭常平等主編：《回憶回憶：浙醫77級入學四十周年同學會紀念文集》，2017年自印。

[48] 苗齊田等主編：《延伸的墨跡——清華大學1977級畢業30周年紀念文集》。

[49] 殷建中等主編：《命運回眸——四川大學與長春光機學院七七級同學共憶高考》。

[50] 《逝者如斯：四川大學曆史係七七級畢業30載》。

[51] 盧葦等主編：《三十年：西北工業大學七七、七八級同學入學三十周年紀念》（下），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2] 《夢想·求索·年齡：華南理工大學七七、七八、七九級師資班回憶錄》，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53] 董謙主編：《沙河流金——電子科大77、78級學習畢業四十周年征文集》，2023年自印。

[54] 沈陽市政協學習宣傳文史委員會編：《恢複高考四十年》。

[55] 岑獻青主編：《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

[56] 王林主編：《與曆史相遇：七七級大學生活實錄》。

[57] 李都：《風雨故人來》，中國民航出版社2003年版。

[58] 侯亞新主編：《回眸：亞特蘭大77級紀念文集》，2020年自印。

[59] 《回眸和紀念——曲阜師範學院中文係78級同學回憶錄》，2022年自印。

[60] 武漢大學中文係一九七八級編：《老八舍往事》。

[61] 重慶師範大學1979級著：《1979我們啟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2] 王次炤主編：《中央音樂學院作曲77級》，中央音樂出版社2007年版。

[63] 傅永軍等編：《彈指三十年——山東大學哲學係1978級畢業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4] 高泰東等著：《1966年我們讀高三》，江蘇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按：該班另有7位新三級大學生編入“附傳中大專匯總”。

[65] 《回眸青春：河南大學政教係1979級畢業三十周年紀念文集》，2013年自印；雲南省招生考試委員會辦公室編：《走過三十年：雲南省紀念恢複高考三十年文集》，雲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

[66] 李金玉等主編：《我們的一九七八》，2021年自印。

[67] 周帆等主編：《我的高考我的大學——遵義師專一九七七級中文班高考四十年紀念文集》，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68] 《同窗情結：溫州師範專科學校七八級中文（一）班畢業三十年紀念文集》，2011年自印；《我們的歌：宜賓師專79級中文班》，2009年自印。

[69] 具體的數據、占比、原因和影響等，待筆者統計完案頭全部的新三級學人的回憶錄後，再做專題匯報。

[70] 經與鄭教授交流，她認可了我的以上分析。

[71] 李文勝：《中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性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頁。

[72] 在“新三屆”微信公眾號上讀（聽）過的數百篇相關文章，感覺作者人入學前的職業和家庭背景，與本文表1基本一致。

[73] 陳侃章：《冬季裏的春闈”：1977年恢複高考紀實》，第111-115頁。

[74] 例如，《夢想·求索·年齡：華南理工大學七七、七八、七九級師資班回憶錄》，編者在“前言”中概括：“當年我們在田間地頭、在廠房車間”收到大學錄取通知。南京大學曆史係78級的陳益民先生，也在他主編的《我們班》的“前言”中歸納：“上大學前，絕大多數同學在社會基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75] 以78年、79年（案頭雖然沒有77年的資料，但該年執行的身份製更為固化）高校招生報名分類為主要依據，其中公辦教師劃入幹部類，非公辦教師各按戶籍計。

[76]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分工是必然的。當文革初期的停課鬧革命、大串聯、武鬥基本結束，大批中學生上山下鄉，或回鄉務農後，較大的社會分工又隨之而來，隻不過那些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職業輪到誰的問題。我們從該班開始的18個回鄉農民，到高考前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隻存2個，那16個中的大多數，就是從農業崗位（體力）轉到非農業崗位（腦力）了。而那2個回鄉農民，一個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另一個是農業技術員，真正在農村一線的回鄉農民在77級學生中的占比及其實際的角色，由此可見一斑。